三、为什么我们欧洲学术界的同道们频频上电视，不仅欧美的观众没意见，连我们中国观众也没有非议呢？“中国学者”，在学术形象上与国际同行相比，有什么特殊需要遵守的规则？
这几个问题虽小，却关系到世纪之交中华文化从内容到形式的几处要害，想想很有意思。我还会多想想，谢谢你来信的启发。
《文化突围》的作者徐林正先生认为，在对余秋雨上电视进行的批判中，《电视与学术明星》一文较有代表性。徐林正先生介绍，这篇文章的作者是一位研究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知名的中年学者，他说，他本人是坚决反对成为学术明星的，因为他有一个基本判断，电视不像手中的笔，由不得自己，你在那里侃侃而谈的，只能是你既不想说，别人也不想听的话。人们反感学术明星，主要是这些，所以那些想为自己辩护的学术明星，我认为还是要虚心一些。在这点上，老百姓比我们清楚，你在一个不由你的地方谈话，不说假话才怪呢。徐林正先生说，他还在私下里听到过学术流氓、学术走狗之类的话。
笔者认为这位研究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学者说话有些故弄玄虚，为什么在电视里说话就会变成假话了呢？为什么在电视里说话就由不得自己了呢？是的，在电视里说话或者被访谈都有个主题，但绝不是非要说假话才行，如果是这样岂不是走入了一个怪圈，主持人或者被访者一上电视就成了一个骗子，即为了博得收视率而不管是非曲折，像电视剧一样，怎样让观众高兴就怎样演，这种说法稍有一点头脑的人都会觉得不可思议。至于有人骂上镜多的学者为学术流氓、学术走狗，我认为说这话的人本身就可算作一个“流氓”或者“走狗”，因为这两者怎么沾得上边呢？学者为什么非要跟电视对立才算正常呢？是的，我们需要在书斋里做研究的学者，但也需要走出书斋的向广大群众讲学的学者。
两次青年歌手大奖赛更加重了外界对余秋雨“学者明星”的看法，当然也是毁誉参半。
有观众说，看青歌赛冲的就是余秋雨的点评；也有观众说，余秋雨借青歌赛“卖弄”学问。《青年周末》记者采访余秋雨时就指出（下称青周）：
青周：有人认为您在点评歌手时好像是在“卖弄知识”？
余秋雨：哈哈！老夫我连学生的学生都有一大批已经是正教授，需要在公众场合“卖弄”李白生在唐代吗？这是正常的社会性展示。
青周：您认为这是一种展示，而有人却认为是“卖弄”、“作秀”。
余秋雨：那我今天要利用您的采访调侃他们几句了。可能他们这一生，天天被“卖弄”所包围。从小就面对小学老师、中学老师天天在课堂上“卖弄”知识，面对交警在马路上“卖弄”身材；过去乡间村头那些天天妒火中烧的妇女，看到一位年轻姑娘就说是“卖弄风情”。其实，他们在写这些文字的时候就已经有“卖弄文字”之嫌。
周青：您认为他们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
余秋雨：一位西方学者早就指出，这种现象的社会心理根据只有一个：把妒忌当作正义。“文革”中鞭打那些年轻女演员最凶狠的，一是她们的追求者，被她们拒绝了；二是她们的追随者，一直为她们演配角。遗憾的是，现在不少传媒，经常为那些鞭打者提供皮鞭和场所。
余秋雨“学者明星”的遭遇却警示了现在频频在“百家讲坛”演讲的当红者。那天在电视里看到王志访于丹，大意是问她，有观众提出她这段时间为什么沉寂了。于丹的大意是，想自己安静一下。这给了大家一个启示，因为于丹自出名后，报纸、网络随后也炮轰她。3月2日，知名论坛天涯网名为铁血tiexue.net的贴子这样写道：“我们为什么要将反对于丹之流进行到底”，发起者为中山大学研究古诗词和古文献的徐晋如博士，文中言辞激烈，称于丹“极度无知，传播错误的甚至有害的思想”，还呼吁不要再闹出“把厕所当客厅的笑话”，文中甚至要求于丹从《百家讲坛》中下课，并向电视观众道歉。贴后附有十名博士之大名……
而频频上电视的易中天也没逃过此劫，说他什么的都有。如此说来，知名文化人频频上电视并不是自己的错，而是一种要不得的，人为造成的规律。更有趣的是，先前指责余秋雨上电视的某些人居然自己也频频上起了电视，这下他当然要给自己找出各种“迫不得已”的理由借梯子下台了，除此之外，他们吸取了余秋雨的教训，叫做“见好就收”，即在刚刚也要像余秋雨那样遭来骂声时即刻抽身，这样一来既出了名，又赚了钱，可以说，他们是在牺牲了余秋雨名声的基础上“完美”了自己，真是“吃一堑长一智”啊！
这种现象不知是文化人的悲哀，还是人性的悲哀，可能两者都有吧。
三、余秋雨的做人和交友
我认为，一个人能不能成为朋友：“不看他对你，而看他对人。”也就说不要看他在你面前说得如何，甚至做得如何，而主要看他怎样对待其他朋友，你就能从这面镜子中窥视到彼人的真相。真诚、忠诚、善良、宽容、厚道等等这些美丽的字眼不能要求一个人面面俱到，起码忠诚和善良是必须具备的，作为一个朋友，如果不具备这两点，友谊随时都有瓦解的可能。
而余秋雨对朋友的理解，更是超出一般。1995年3月29日他在《新民晚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朋友送来一本书》的文章中这样写道：
人活着，除了公事与谋生，多半是为朋友耗掉的。什么叫繁忙？在办公室里累得精疲力竭不叫繁忙，回到家里刚趿上拖鞋又心甘情愿地去为朋友办大大小小的事，这才叫繁忙；什么叫空闲？偶尔发觉无事可做了不叫空闲，在某种情境下突然想到要给朋友们打电话却又没有任何一件正事可谈，这才叫空闲。就这样一辈子为朋友们忙着闲着，苦着乐着，久而久之也就变成了对自己的一种塑造。一个人的生态和心态，有很大一部分是由朋友圈决定的。朋友使我们耳软，朋友使我们盲从，朋友使我们变得比自己更好或更坏。因此，选择朋友就是选择人生，重组朋友就是重组人生。
余秋雨在《书海茫茫》中还说到了交朋友时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就是“缘”。他说：“没有缘分就应该轻松地擦肩而过，如果明明知道别扭还要使劲儿缠在一起难受半天，多不好。”
在他的一生中，他最好的朋友还要数已故的戏剧界著名导演胡伟明，这是从朋友这个定义上严格说来的。余秋雨佩服胡伟明具有广阔的国际视野和巨大的创新精神，同时具有浓厚的世俗情趣和通达的传统意识。余秋雨怀念着与胡伟明有过一段不短的成功合作，可以这样说，余秋雨的戏剧事业是和胡伟明联系在一起的。《余秋雨背景》的作者杨长勋这样称赞他俩：“他们两人都在古典的的传世作品那里下过艰苦而有效的功夫，都接受过大师作品的洗礼，又都在戏剧艺术领域有着精深的造诣，一个是戏剧理论家，一个是戏剧实践家，一个侧重把握剧本，一个侧重把握剧场，一个给剧组的演员讲戏，一个给剧组的演员导戏，合作得是那样的协调，那样的成功。突然，一个离世而去，另一个悲痛不已。”
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重视，有时不是看送了对方多少东西，或怎样赞扬对方，而往往表现在细微之处，表现在不经意之中。余秋雨感动于胡伟明对他事业上的关注和帮助，他这样写道：“我本人在辈分上只是他的学生，但我惊讶地发现，我每出版一本理论书籍（未必都与戏剧有关），他总是在短期内认真读完，并能对具体论点作出准确的评点。与胡伟明说话是一种享受，极好的艺术感觉，充分的理论领悟能力，充沛的创造精神，常常与闪亮的眼神、爽朗的笑声和缭绕的烟雾拌和在一起，共臻化境。我写到这里时不禁又一次怆然心颤，我的冷清的书房里不再有他了，午夜的电话铃声也不再响起，他不再‘蛮横’地强迫我在两天内读完他选定的剧本并出任他的顾问，他不再二话不说把我拖到剧组给演员讲课……”他将胡伟明的逝世称作“上海失去了他”，其实对于余秋雨来说更是失去了一个最好的朋友。
余秋雨和魏明伦的友谊是从对当代戏剧艺术发展走向的共识开始的，这说明余秋雨交朋友很看重志同道合。朋友予朋友的感动都体现在具体的事物中，在魏明伦的事业彷徨之时，余秋雨及时给他有力的支持，写下了长篇论文《魏明伦的意义》，很快，《人民日报》加以转载，标题改为《真正的创造者不愿浇铸艺术样板》。魏明伦立马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他焦灼的心也在雨露的浇灌下滋润开来，他写道：“谁识寸草心？我将拙集《苦吟成戏》题赠远方朋友：育我者巴山蜀水，知我者浦江秋雨。”他甚至激情难奈地在《苦吟成戏》中吟咏道：“黄埔江，余秋雨，年轻的教授：是您识破我的佯狂，拂去妖气，揭开鬼朋，还我‘稳妥的改革者’的本质。您以犀利的眼光，严密的逻辑，层层推理，滔滔雄辩，指出‘魏明伦的意义’是在戏曲危机时刻开拓了一片传统精神通向现代化观念的‘中介天地’。”
但余秋雨给予别人的帮助也是有原则的，更不优柔寡断，他知道，一个人的能力毕竟有限，因此他认为在很多情况下也要学会拒绝。人有时会迫于一时的情面或其它各种理由，答应、承诺某件自己根本做不到甚至根本不愿意做的事情，接下来，就有得他自己痛苦的，他会陷入由此而引发的一系列耐烦与后果里，最终往往不仅自己的生活被搅乱，而且还四处不讨好。要避免这样的境地，惟一的办法，就是学会拒绝，一定要勇敢地毫不犹豫地大声地说出那个“不”字。
文坛，在局外人眼里，是一个浪漫的沙龙，是一个智者聚集的场所，但人们却忽视了一个最关键的问题，那就是，那更是一个追逐名利的场所。余秋雨很明白这层道理，他在回答记者提问里说：“关于文坛我很赞成这样一句话，文人宜散不宜聚，聚在一起有很多麻烦事。因为文化的具体创造是个人行为。我在上海有很多文化界的朋友，但是和所谓文坛的关系不大？”余秋雨就是具有这样的洞察力，
余秋雨刚柔相济、心胸豁达、远见卓识，还具有极强的洞察力，这些常人无法完美达到的心性，使得他在纷繁复杂的人际关系中游刃有余，活得十分惬意。
著名导演谢晋和余秋雨也是老朋友。谢晋很看重余秋雨，为迎接香港回归，1997年谢晋聘请余秋雨为他导演的《鸦片战争》作顾问，曾几次爬五楼来到余秋雨的家，和他自己一起探讨为什么要拍这部电影。名人也是人，他们虽有超人的智慧，更也珍惜每一份真诚的友谊，毕竟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惟有互相鼓励、扶持，才能跨越种种艰难险阻闯过道道关卡，将生命之火燃得更旺。激励自己，激励他人，激励所有善良的人们，这或许就是朋友的意义。
确实，交友就要像余秋雨那样，交志同道合的人，交积极向上的人，交相互鼓励帮助的人，这样的人才算作朋友，这样的人才值得一交，并终身受益。
四、余秋雨的学问
戏剧美学是戏剧学中的一门分支，余秋雨在戏剧美学的研究中也结出了累累硕果，让国内外戏剧界同行刮目相看。马小娟在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在建立中国戏剧整体理论的宏愿驱动下，余秋雨在戏剧美学领域里辛勤耕耘，初步构成了由三大体系组成的戏剧美学框架：从戏剧本质论研究戏剧美的本质特征；从观众心理学研究戏剧美学的全体实现；从戏剧社会学研究戏剧美的社会历史命运。史论结合，中外贯通，辅之以兼容并蓄的大家风度、深邃的哲理思辨、强烈的现代意识和敏锐的艺术感觉，使得他的理论丰润博厚，既有历史的纵深愿，又有现实的新鲜感。
……不必讳言，文艺理论界素以俯视的目光扫射着戏剧理论界，但余秋雨的崛起却使这种俯视的目光渐趋平视，一个人的成就也能使一门学科提高一个品位的！
然而，余秋雨并不满足于在戏剧方面的成就，他在《台湾演讲》一书中这样写道：
戏剧？那曾是一个16岁的高中毕业生的即兴选择，选择的惟一理由是听说那所学校在当年中国大陆高校文科中最难考，根本说不上兴趣。入学之后，立即下乡劳动，接着是文革爆发，完全与戏剧无关。整个青年时代所接受的真正课程，是有关一个民族的灾难和复兴。现在，我居然要撇下这门刻骨铭心的大课程于不顾，要一头扎进自己并未怎么结缘的那个戏剧问题中去？
对戏剧的些许疏离感或许是余秋雨与生俱来的，于是他来了个急转弯——一头扑向文化散文，就是这样一个不小心，居然成就了一个散文大家，这让不是文学主打地位的散文一时间成为读者茶余饭后的热门话题。奇怪的是，这个热门话题并未像惯常的“热门”迅速冷却，它在蔓延，在浸润，直至影响着读者的认知取向，价值取向。
这种现象也激发了学界某些人的反弹，他们干脆偏激地喊出：“余秋雨没有学问！”为了能证明余秋雨没有学问，王强先生在《文化的悲哀：余秋雨的学问及文革》一文中，以余秋雨的几部戏剧研究著作作为否定的对象：“在这些所谓的学术著作中，作者所关心的是如何用浮夸的语言来阐述人所共知的常识，如何给他的绝少创见的观点裹上华丽的外衣。这一点在《艺术创造工程》一书中表现得极为明显。在这种研究艺术创造的著作中，我们看不到缜密细致的分析，看不到当代学术研究在这方面的成果。通篇是支离破碎的文学常识和作品赏析。余秋雨以一种慷慨激昂的散文笔调来吸引读者。整本书让人觉得和学术研究无缘，完全是通俗的文学普及物水准。此书清楚地表明，余秋雨已不进行扎实的学术研究了。
其实，余秋雨在《艺术创造工程》的再版《艺术创造论》“关于这本书”中已阐明，此书只以国际美学思维和自身审美经验为标准，自行构建，力求简洁、轻便、质感、明了，彻底放弃任何装模作样的理论架势。同时，他还强调，他希望这本书能直接有助于艺术实践者，特别是有助于准备从事叙述性作品创作的学生，努力增加感性解析。余秋雨如此定位，是以故事讲析，艺术构建为经，以哲理思维，学术研究为纬，相互渗透，互为因果，构成一本有血有肉又耐嚼的艺术读本。这在2002年10月1日余秋雨到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为市民演讲本书《未知与两难》章节时，听众的热情拥戴便可证实。由于演讲的效果极好，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隆重播出，后来根据观众要求而重播的次数，破了这个栏目的记录。
有位名叫俞人杰的先生可能实感无聊，便以“出语惊人”来排解空虚，因为这样的语词别说是对余秋雨这样一位驰名中外的学者，就是对待小学生也会感到过分．让人在咂舌的同时，也窥测出他的别有用心，那就是想借此出名，标新立异。他这样写道：おび嗲镉晖学：
今天老朽要给你上一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