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余秋雨看科举考试
科举制度早已成为历史，可历史并不都意味着遗忘。那一代又一代人为之终身奋斗的科举考试，早已不属于记忆功能的范畴，它对中国乃至世界所产生的巨大影响，长久地震荡在人们的心中，流淌在先辈的血液里，无论对它的评判是功是过，人们对它的回望却是机械的，仿佛在看一座古代的雕塑。一千三百多年来，科举制度维系着隋唐、宋元包括明清的政治统治，十多万名进士，百万名以上的举人均从这个令人疯狂又要命的门槛艰难地跨出，那一瞬，这些中国的栋梁从胸中迸发的感叹无论是尖厉还是低沉，它的后面都贮存着无法触碰的能量，因为，范进的遭遇不是个例，恰恰代表着一种现象——中举已成为一部分文人活下去的目的。
科举制度创始于隋朝，确立于唐朝。它的建立是因为世袭制带来的弊端，不断削弱着朝廷的统治。正如余秋雨分析的那样，一是由于领导才干不可能遗传，继承者能否像他的前辈那样有效地使用能力，越来越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二是这种权力递交在很大程度上削减了朝廷对官吏的任免权，分散了政治控制力。
在余秋雨看来，科举制度的最大优点是从根本上打破了豪门世族对政治权利的垄断，使国家行政机构的组成向着尽可能大的社会面开放。公平、公正，是科举制度最取信于民的一个优势。余秋雨这样描述人们对科举制度的热忱：“凡是这片国土上的人才，都有可能被举拔上来，即便再老再迟，只要能赶上考试，就始终为你保留着机会。这种热忱在具体实践中当然大打折扣，但它毕竟在中华大地上点燃了一种快速蔓延的希望之火，使无数真正和自认的人才陡然振奋，接受竞争和挑选。国家行政机构与广大民众产生了一种空前的亲和关系，它对社会智能的吸纳力也大大提高了，在历代科举考试中，来自各地的贫寒之士占据了很大的数量，也包括不少当时社会地位很低的市井之子。”余秋雨感言，经过科举考试出来的官员，其中包括一大批极为出色、有着高度文化素养的政治家和行政管理专家，没有他们，就没有中国历史中最重要的一些部分。
余秋雨肯定了科举制度在某种程度上推进了社会的发展后，在《十万进士》一文中，他明析地指出了科举制度给中国知识分子带来的心理痼疾和人格遗传：其一，伺机心理。科举制度给中国读书人悬示了一个既远又近的诱惑，多数人都不情愿完全放弃那个显然是被放大了的机会，但机会究竟何时来到又无法预卜，唯一能做的是伺机等待。其二，骑墙态势。科举制度使多数中国读书人成了政治和文化之间的骑墙派，两头都有期许，但两头都不着实，两头都难落地。其三，矫情倾向。科举既然把读书当作手段，把做官当作目的，文化学和政治学上的人性内核也就被抽离；科举的成败关及家属伦理的全部荣誉，于是家族伦理的亲情牵累也就必然顾全大局、暂时割舍，奉献给那种没有期限的苦读、别离和期待。
科举渐渐远离了它本身的内核，逐步变成了光宗耀祖的招牌。余秋雨在《十万进士》一文中，引用钱易《南部新书》记载的一个故事，充分揭示了一个落第者要回家的复杂心态，他妻子的信更是尖酸刻薄：
良人的的有奇才
何事年年被放回
如今妾面羞君面
君若来时近夜来
我们不知这个故事是真是假，但科举对落第者精神的摧残是真真实实的，这在许多书里都有所揭示。余秋雨据《唐摭言》卷八载，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个叫公乘亿的人一直滞留在京城参加一次次科举考试，离家十多年没有回去过。有一次他在城里生了场大病，家乡人传言说他已病死，他的妻子就长途来奔丧，正好在路上与他相遇。他看见有一个粗衰的妇人骑在驴背上，有点面熟，而妇人也正在看他，但彼此相别时间太长，都认不准了，托路人相问，才知道果真是夫妻，就在路边抱头痛哭。这对夫妻靠着一次误传毕竟团聚了，如果没有误传，又一直考不上，这位读书人可能就会在京城中长久待着，直到垂垂老去。
科举时代，类似的凄惨故事比比皆是，有的人则因为科举考试变得心态扭曲，张狂怪诞。余秋雨据《唐摭言》卷二记载的那位王泠然就是一例，当他及第后尚未得官时，突然想到了正在任御史的老熟人高昌宇，便立即握笔给他写了一封信：您现在身处富贵，我有两件事求您，一是希望您在今年之内为我找一个女人，二是希望您在明年之内为我找一个官职。我至今只有这两件事遗憾，您如果帮我解决了，感恩不尽；当然您也可能贵人多忘事，不帮我的忙，那么说老实话，我既已及第，朝廷官职的升迁难以预料，说不定哪一天我出其不意地与您一起并肩台阁，共处高位，到那时会侧过头来看您一眼，你自然会深深后悔，向我道歉，请放心，我会给您好脸色看的。
按照当今的标准进行评判，这决非是一个正常人所写，也绝非一个有深厚学养的文人所写，读来真是让人有些哭笑不得，甚至莫名其妙。当然，王泠然确实说出了他的心里话，也将双方的心理揉捏得十分到位，问题在于，人是思想、情感的动物，说话要婉转，讲究策略，就好比人不能在街上祼奔一样，是人就知道要将那个部位遮挡。
科举及第就意味着身份的改变，这些被压抑了十年、甚至几十年的进士们，觉得终于可以扬眉吐气、炫耀卖弄、放松放松自己了。余秋雨注意到，科举及第的不少进士，一高兴就到长安平康里的妓院玩乐。这些妓女也乐意结交进士，但交谈之下，新科进士常常发觉这些妓女才貌双全，在诗文修养、历史知识、人物评论方面不比自己差，当然她们没有资格参加科举考试。面对这些妓女，新科进士们多年苦求、一朝得意的全部成就都立即褪色，唯一剩下的优越只不过自己是个男人。余秋雨接下来的一句话既通透，又辛辣犀利，这是对着进士说的：这些死去几百年或死去一千多年的进士若有神灵感应，他们会否为自己曾经的轻狂羞愧：男人以知识求官职，妓女以美色求生存，而男人的那一点知识，她们却在谈笑中一一降伏。还有什么能让这些进士不感到空虚和尴尬的：他们积于一身的荣耀瞬间在女人面前变得一钱不值，而且还是妓女，且无论这里的妓女是高妓还是低妓，主语总是个“妓”，进士的脸面就更撑不住了。
科举制度一千多年来表现出的痼疾和弊端制约着社会的发展。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中国的有识之士再不愿沉默了，他们认为中国落后的原因和人才的缺乏是科举制度造成的。他们深感时不我待，不只撰文议论，而是要求朝廷立即采取措施废除科举考试。一九〇一年夏天，慈禧颁布上谕改革科举考试。有识之士们认为改革不能解决问题，要求根本废止科举考试。一九〇三年，张之洞、袁世凯等在一份奏折中这样写道：“科举一日不废，即学校一日不能大兴，士子永远无实在之学问，国家永无救时之人才，中国永远不能进于富强，即永远不能争衡各国。”有人建议，以后三年一次的科举考试每次都递减三分之一，减下来的名额加到新式学校里去，十年时间就减完了。但张之洞、袁世凯却认为：人才的培养不比其他，拖不得，并算了一笔时间账。朝廷权衡再三，于一九〇五年下谕，废止科举。
关于科举，尽管弊端重重，余秋雨还是感慨万千：“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不是科举，古代中国该如何来选择自己的官吏呢？这实在是政治学上一个真正的大问题。不管何种政权，何种方略，离开了可靠、有效的官吏网络，必定是空洞而脆弱的；然而仅仅可靠、有效还不够，因为选官吏不比选工匠，任何一个政权只要尚未邪恶到无所顾忌，就必须考虑到官吏们的社会公众形象，不仅要使被管理的百姓大致服气，而且还要让其他官吏乃至政敌也没有太多的话说，那就需要为官吏们寻求或创造一种资格……”这或许就只有通过考试即科举形式来确认。
余秋雨最后总结，科举制度是由于执行者在展开方式上的严重失衡造成的，渐渐造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人格的退化。中国的任何一个男孩，从发蒙识字就知道要把科举当作自己的人生目标，有一种在唐代就流行的说法叫“五十少进士”，意思是五十岁考上进士还算年轻，可见很多知识分子对科举的投入是终身的。科举时期还有一点是值得赞扬的，那就是“知恩报恩”，这成为许多文人做人的一个重要标准，具体说来，就是中了进士后，门生对座主即考生对教官的尊重和报答，这种尊重和报答还须是终身的，甚至以死相报。余秋雨称赞柳宗元的比喻“凡号门生而不知恩之所自出者，非人也。”关于科举，余秋雨没有一概肯定，也没有一概否定，科举恰如一个硬币的两面，孰是孰非，看来还要等后来人评说。
二、余秋雨反盗版
据我了解，在中国当代出版史上余秋雨被盗版的图书总量应该排在前几名。余秋雨的损失是显而易见的，从精神到物质，一次次地盗版都是对他身心的伤害。他呼吁过，他斥责过，但没有谁能站出来为他说一句话，或许，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种无序，也习惯了文人的愤怒，再说了，你余秋雨早已赚足了版税，难道还在乎别人盗你的版。其实，作为一个真正的文人，更在乎的是精神的感受。在他看来，盗版猖獗到如此程度，是打压盗版的力度不够才助长了盗版者的猖獗，同时也是对他作为一名知名作家和知名学者的藐视，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的进一步创作。他始终无法理解，盗版，作为国家明文规定必须严厉禁止和打击的违法行为，为什么执行起来竟是这样的艰难。他写过那么多的书，艺术理论和研究、文学创作和研究，戏剧理论和创作，所有这些组成了一个庞大的学术体系，这些艰深的学术问题他都一一研究过，可惟独研究不出如何禁止盗版者的猖獗活动。这说起来当然是一个笑谈，他一个无权无势的文化学者，如何能遏制盗版者呢？更令他气愤的是，有些批评家，不但不阻止这种盗版行为，还趁此机会到处发表诬陷他人品和文品的文章，其颠倒黑白，恶意中伤已到了令他发指的地步，在这种内忧外患的情况下，他再也坐不住了，如同一个常常被人无辜追打的人，次数多了也会跳起来还击一样，他这样做是给自已作一个交待，也是给广大读者作一个交待。余秋雨于1998年12月17日发表了《余秋雨教授敬告全国读者》全文如下：
亲爱的读者：
我为了对付大量盗版本而不得不出版正本《山居笔记》大陆版，已有两个月。这个正本在一个月内就销售了20万册，有很多读者是买过了盗版本再买正本的，实在要由衷地感谢大家了。大家已经看到，正本前我写了一篇声讨盗版的长序，本希望对这个越演越烈的势头有所遏制，没有想到，这个正本在出版后的几天内又出现了三种盗版本，其中有两种由照相版精印，几可乱真，我的反盗版宣言也赫然印在这些盗版本的卷首，真是令人啼笑皆非。我在西安全国书市签名时已发现这几种盗版本。便立即以正本换下，交给站在背后的新华书店负责人去处理。但是，离开西安后我走了近10座城市，发现几乎所有的书市中的《山居笔记》都以盗版本为主，很少见到正本。更让我痛心的是，最近已有不少大型的正规书店也在公开销售盗版本，这是过去所没有的。
也在这两个月前，全国各地书市间又一批接一批地出现了署我名字的《霜天话语》、《余秋雨台湾演讲》、《秋雨全集》、《秋雨文集》等等，全是伪本和盗版。这几本书，除了《演讲》的书名曾在台湾出现过之处，其他几本都是无中生有的荒唐盗本。
版本虽然荒唐，但在编辑上却有相当的专业水平。盗版者不仅熟悉我发表在各个角落的文章，领会我对封面和版式的大致要求，而且还找到了我的朋友白烨先生发表过的评论文章，充当盗版本序言，由于白烨先生既是著名的文学评论家，又是一家重要的国家出版社的负责人，极容易给读者造成错觉。显而易见，这些盗版本的操作者已不是初期的低层书商，而是文化出版圈内的一群内行了。
请看，仅仅围绕着我这么一个人，一下子推出了六七种新的盗版本，同时《文化苦旅》、《秋雨散文》两本旧著的盗版本又紧紧跟上，一时间我的著作的盗版本在全国书籍市场上涌现出近10种，每种印刷数都达几十万册，居然产生出巨大的规模效应，无论如何，这是一个令人发指的刑事大案。
但是，如此嚣张的盗版狂潮，为什么没有在传媒上受到应有的揭露和指责？这也与盗版集团的整体设计有关。近几年来，我已有一个经验，凡有一个新的盗版本出笼，报刊间一定有几篇用极其夸张的口气批评我的文章相配合；反过来也一样，一见特别怪异的批评文章，立即就能在书市发现新的盗版本。这已经被反复验证了十几次，屡试不爽。这次一下子冒出来那么多盗版本，正如所料，又兴起了一个批判潮。同样的文笔和口气，同样的炫耀和训斥，同样的挖苦和忌恨，而且同样，又不断地更换着一个个化名。这样做的行为模式不难解读；一个人在大街上遇到抢劫，正要奋力追抓盗贼，突然横向里冲出来两个蒙面人，拦住被盗者说有重要的历史问题需要盘问。
蒙面人辩解说，他们这样做是为了中国文化的“纯净”。但谁都看到了，他们此时此刻站立的，正是文化盗贼的作案现场，抢劫者们正在他们身边穿行。他们居然拉着被洗劫一空的主人大谈散文的写作方法和千年前史料的引证技术，更奇怪的是，谈这样的问题居然装扮出怒火万丈的样子！
他们的小聪明是专门找一些冷僻的史料“差错”来纠缠，因为谁都能够判断，今天没有哪位读者会花费大量时间去查证究竟是否真有“差错”，于是这样的“差错”每天都可以编造一大堆，一切都反着说，能转移人们的视线就成。
他们的最大失误是看错了人。他们年轻，凭想象以为我是一个胆小怕事、讷讷难辩的前辈书生，一听别人说有写作方法和史料上的“差错”就会羞愧难当、遮脸逃遁；他们有时又把我当作是某种神经脆弱、一触即跳的稚嫩新秀，看到掷过来的石块立即反击，在文坛上扭打成一场混战。其实呢，我们这代人什么没经历过？即便集中了天下一切羞辱的语句也羞辱不了我们。我们哪怕被说成是完全不会写作、没有半点学问也不会在意，反而会对装腔作势、满口典故的假斯文遗少们哈哈大笑，这一点我已在《山居笔记》中的《伪贵族心态》一文中作过描述。你说我拒绝你们的批评，这好像很没有风度，但我要坦诚地宣布：当然不能接受，因为如果接受了，我就再也搞不成任何像样的学术，写不成任何能读的文章，那如何对得起广大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