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与服务人员照相也是很值得回味的。有一次，他在宾馆里与外宾会谈。为安排好外宾的伙食，有关方面特地抽调了北京饭店的厨师张荣林等人去服务。送走外宾后，周恩来考虑得很周到，特意提出要和参加服务工作的同志们一起合个影。大家知道这个消息后，心里非常高兴，都早早地站好等候总理，并把中间的位置留了下来。周恩来到后，见中间的位置空着，连忙说：
"为什么一定要让我站在中间呢？边上也可以嘛！"
说着，他就站在了边上，与厨师们站在一起照了像。
张荣林等人想：我们这些厨师，在旧社会是被人瞧不起的、伺候人的"下等人"；可是今天，国家的总理却和我们站在一起照像，而且还站在边上，总理多么谦逊、多么普通而伟大啊！
像这样的事，摄影师们经常能遇到，并亲身感受到周总理的谦逊和平等的风范。
1956年初秋的一天，周恩来陪同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在北京西郊机场迎接一位外国元首。当毛泽东将要与这位外国元首握手时，上百名摄影记者一拥而上。其中，有一位摄影记者为了抢拍两位元首的镜头，挤到了最前面，不顾一切地把长镜头往前伸，竟从前面一位同志的肩上伸了过去，想以此为依托来进行拍摄。前面的这位同志对摄影记者的意思好象心领神会，一动不动地挺立着，直到记者拍完。当记者收取长镜头时，前面的"合作者"回过头来。
"啊！是总理！"记者大吃一惊，真后悔自己冒失。正在他心绪凌乱的时候，周恩来微笑着亲切地向他点点头，好象是说：没关系，你的工作也很重要。对周恩来的理解、体贴，摄影记者深深感动，他目送着周恩来又去接待外宾了。
在周恩来去世时，他的追悼会上悬挂的遗像，永远印在全中国甚至全世界人民的心中。那浓浓的眉毛、微启的双唇、亲切的微笑、非凡的气度，无一不体现出他胸怀的宽广、人格的伟大。这张照片的后面，也有一段值得北京市"中国照相馆"的摄影师回忆的往事：
周恩来极少去照相馆照相，由于工作的需要，50年代的一个星期天，周恩来来到北京市"中国照相馆"。这时，候相室里已经坐满了来自各地的顾客。见总理亲临照相馆，在场的顾客和店里的职工都沸腾起来。周恩来微笑着向大家招手致意。这时，照相室里一位解放军战士正在照相，他看到周总理来了，马上向总理敬礼，要让总理先照。周恩来却摆摆手谦虚地说：
"你先照，我等一等没关系！"
那位战士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在周恩来的注视下，照完了相。周恩来又热情地同他握手，问他是哪个单位的，叫什么名字。交谈一会后，战士才依依不舍地离开了照相室。
照相馆原先没有给中央首长照过相。轮到周总理照时，摄影师显得有些拘束。在周恩来那亲切谦和的态度和平易近人的作风影响下，摄影师很快放松下来。
照相时，周恩来按照摄影师的要求移动身体和脸的位置，没有一点嫌烦的表现，总是愉快地合作。照全身相时，摄影师请总理把右臂放下来。周恩来和蔼地说："我的右臂有病。"摄影师感到十分不安。但周恩来却毫不介意，始终微笑着直到照完相。他与在场的职工一一握手，连声说："谢谢你们！"
为谦逊的周总理照相，摄影师们是幸福的！周恩来那伟大的形象不仅留在了他们的镜头里，而且深深地刻在了他们的心中。
1956年11月发表了中缅两国关于边界的联合新闻公报，1957年3月5日，周恩来在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开幕式上作了《关于访问亚洲和欧洲十一国的报告》。
周恩来原计划在这个报告中对于中缅边界问题作比较详细的说明，但是报告前，他看到人大代表王季范、政协委员于树德、研究中缅边界问题专家尹明德写给他的意见书，认为这几位先生的意见提得很好，决定把这个问题延迟另作报告。
为了把材料搞得更充分，准备得更好，周恩来邀请了云南多位负责人士到北京座谈讨论，同时，还和王季范先生交换意见。根据大家商讨的意见，周恩来在3月16日的政协二届三次会议上作了《中缅边界问题报告》。
事后，周恩来深有体会地说，由这个问题联想起来，我们国家决定一个政策，不管是内政，还是外交，凡是关系大的，都应该尽量多讨论，多商榷。中缅边界问题，我们虽然经过了一些法定手续，但在发表后，得到这几位先生的宝贵意见，提醒我更进一步的研究。
周恩来说，我希望不光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政府成员，还有各民主党派、各民主人士，对于政府内政外交工作，凡有所见，应该时常提醒我们，使问题研究得更全面，讨论得更详尽，设想得更周到，这对于事情总是有好处的。
建国初期的政务院，当时副总理四人中有一位是党外民主人士，政务委员十五人中，党外民主人士多达九人，每次作出重大决策之前，周恩来总是一个一个地请他们发言。在政务会议的讨论中，政务委员不论是否中共党员，人人各抒所见，畅所欲言，气氛热烈和谐。
政务委员、民盟的负责人罗隆基有一段时间因病住院治疗，但遇到行政事务会议的日子，他竟然力疾与会。他说，他从周总理主持政务会议的实践中，看到了他本来很生疏的民主集中制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还说，周总理的结论使与会的委员们人人感到"他中有我"，从"我"中出而又无数倍地高于"我"。
原子弹、氢弹、导弹、人造卫星，都是在周恩来亲自领导下进行的。对于民主钱学森深有感触："我感受最深的是总理确实肯花时间认真听我们大家的意见，这是总理一贯的作风。每次开会来的人很多，不同意见的人也请来，会上，总理反复问："有什么意见没有？"在认真听了大家的意见后，总理最后才决定怎么办。有一次会中，总理问大家对一个问题有什么意见，秘书跑过来对总理小声说："这件事你曾经批过。"总理大声说："那有什么关系，我批了的事，大家觉得不对可以改嘛！""
周恩来作决定前，既与人大、政协、政府要员、专家学者讨论，甚至也与普通工人、农民、服务员商量，认真听取他（她）们的意见。
作决策要多谋，多商量，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善于倾听和接受与决策者不同的正确意见，这也是周恩来能够作出正确决策的一个重要原因。
1971年9月上旬，周恩来正忙于筹备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天晚上，他在人民大会堂二楼东厅召开会议，讨论《政府工作报告》，参加会议的有各部委负责人起草小组工作人员近二百人，周恩来亲自主持一段一段地讨论、修改。
讨论中有一个用词，周恩来认为不准确，要修改，并谈了他的修改意见，问大家"这样改行不行？"还没等大家发言，一位二十几岁的年轻同志提出了不同的意见。
他认为周恩来修改后的用词也不妥当，应当如何修改。但开始周恩来不同意他的意见，于是，他们就这一用词展开了争论，各抒己见。参加会议的人都惊奇地看着这位年轻人与周恩来争论，这个年轻人就是总理办公室的秘书纪东。
经过争论，周恩来说："好，我看小纪讲得有道理，可以按他的意见修改，你们大家的意见怎么办？"大家表示赞成。
最后，周恩来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讨论问题，应当提倡平等的争论，不要认为领导者的意见就百分之百的正确。其实，有些问题，做实际工作的同志、年轻的同志，往往有很好的见解。他们接触实际多，框框少，所以有些意见比我高明，我们就按他的意见修改！"
1963年在审查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时，周恩来畅谈了集中众人的智慧，作出正确决策的体会。他说："群众有智慧，问题是你要使这些智慧发挥出来，集中起来。所谓多谋善断，"多谋"来自民主，"断"就是集中。""我说错了，大家议论改正；说得不充分，大家补充；说对的，供大家参考。人不可能不说错话，不做错事，我谈这些问题，就是提倡互相切磋，造成民主气氛。"
周恩来是个具有特殊气质的人，在他身上带有民主的基因。他从小秉性善良，温和，与人为善。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见识阅历的扩大与充实，这种秉性又发展为谦逊，平和，善与人交。在东北的两年，特别是天津南开的4年，是周恩来民主秉性基因在思想的土壤中生根发芽的时期。当时响彻校园的"民主与科学"的呼声和革新图强的新文化潮流，冲击着周恩来的民主思想。从他发表在校刊上的文章可以看出，周恩来已自觉地将爱国、救民同揭露社会黑暗、抨击封建伦理道德与提倡科学民主联系起来。他说"共和政体者，人人皆治，人人皆治于人"，"此共和之真谛，亦民主之精神"；在这里，他又把共和与民主联系起来了。这种自觉促使他走向实践，将民主与科学变成行动。他在一篇文章中提出爱国必先合群的思想。合群需要民主，民主呼唤合群；合群才有力量，有力量始有作为。
五四运动爆发后，周恩来立即放弃在日本的学习，回国投入为争取民主与科学而斗争的洪流中，从此走上革命的征程。他在旅日、旅欧期间完成了由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思想的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坚定的共产党人。周恩来的社会主义民主观，从一开始便突出3个主要标志：一、民主集中制原则；二、反对民主集中制的两种不良倾向：自由化与奴隶主义；三、反对神化革命领袖。他始终不渝地坚持这3条原则。
周恩来坚持的民主集中制的实质，也就是中国共产党人常说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原则。这个原则有双重意义：一是把群众的意见带回来，经过研究，作出决定，再把决定带到群众中去，变成群众的自觉行动，加以贯彻。二是群众观点，同群众保持密切的关系，使干群关系、党群关系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周恩来是民主集中制的坚决维护者和坚决贯彻者。这是他的民主精神的一大特征。
周恩来民主精神的另一个特征是他的公仆意识。公仆意识与民主是互相作用的；具备公仆意识的领导者才会有民主作风，公仆意识的强弱直接影响民主作风的广度和深度。为人民服务是周恩来毕生所遵循的最高准则。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周恩来就反复阐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进行党性修养的核心"。共产党员就应该像牛一样，为人民服务而死；像春蚕一样，要吐尽最后一丝。周恩来的公仆意识是多层次的：宵衣旰食，勤政为民；克己奉公，反腐倡廉；秉公办事，不徇私情；上下左右，一视同仁；宽以待人，严以律己。
周恩来民主精神还有一个特征：平等待人。民主与平等，是同义词；没有平等待人的民主，不是真正的民主。平等思想是多层次的：人人平等，上下平等；人人平等容易，上下平等难，难在封建意识和思想在作怪。周恩来说，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是"要以平等的态度对人，要以普通劳动者的态度对己"。周恩来正是这样一个人。抗日统一战线因周恩来的民主精神和平等思想而得以维持和发展。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因周恩来善于以平等精神与各党派民主协商，在党的周围团结了越来越多的朋友，为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奠定了基础。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他为巩固和发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呕心沥血，同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做到了互相谅解，互相支持，患难相济，亲密合作，肝胆相照。他正确贯彻了党的"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式，充分发挥了各民主党派"政治协商，民主监督"的职妮，把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权民主建设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周恩来的民主思想，始终闪烁着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民主是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和本质属性。社会主义思想从一开始就同民主相连。争取民主，建设民主，是马克思、恩格斯规定的争取社会主义的必然进程和奋斗目标。列宁在强调民主对社会主义的意义时指出："不实现民主，社会主义就不能实现"；"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实现充分的民主，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胜利"。因而可以说：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民主与社会主义是密不可分的。
民主是一种科学。科学的研究，需要民主；学术研究不但需要民主，而且需要自由；没有民主与自由，科学便不能进步，学校便不能繁荣。民主与科学，已经提倡一个多世纪了；只有社会主义的中国，民主与科学才能变成现实。然而要有充分的民主和高度发达的科学，还需要人们像周恩来那种锲而不舍的追求精神，才能完成实现。周恩来的民主与科学精神已经、并且仍将发挥其独特的魅力。
十一、跟周恩来学助人
助人，莫过于危难之时。中外历史上，一切杰出人物无不深谙其中的奥妙。
1971年10月23日，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后，毛泽东把周恩来请到自己的办公室，进行了彻夜长谈。
议题之一，就是由谁接替林彪主持军委工作，毛泽东征求周恩来的意见。周恩来胸有成竹地说："剑英同志合适。他本来就是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但是林彪想搞他的一统天下，想把自己的心腹安插进去，竭力地排斥剑英同志，使他无法进行工作。"
提议叶剑英主持军委工作，这不是周恩来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在长期患难与共的并肩战斗中，在历次重大的历史考验中，对亲密战友的深深了解：
——1927年，在蒋介石对共产党人"宁可枉杀一千，不使一人漏网"的严重白色恐怖之下，叶剑英却勇敢地投入了党的怀抱。在南昌起义准备过程中，汪精卫来到庐山，秘密策划以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的名义，通知贺龙、叶挺上庐山开会，同时以三个军的兵力围攻贺、叶部队，企图一举扑灭军队中燃起的革命火焰。叶剑英得知这一阴谋后，连夜找到叶挺，报告了汪精卫等人的密谋，协商对策，为南昌起义立了头功。
——在艰难的长征途中，张国焘不听从中央的多次耐心说服，拒绝北上，一意孤行，竟然背着中央，电令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并提出"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企图分裂和危害中央。
叶剑英看到电令后，非常震惊，带着电令急忙跑向党中央驻地，把它交给了毛泽东，从而粉碎了张国焘危害中央的阴谋。建政以后，毛泽东多次提到此事，并赞扬叶剑英是"诸葛一生唯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
有一次，毛泽东摸着自己的脑袋，对人风趣地说："叶剑英同志在关键的时候是立了大功的。如果没有他，就没有这个了。他救了党、救了红军，救了我们这些人。"
在"文化大革命"的疯狂年代里，面对林彪、"四人帮"的淫威，叶剑英大义凛然，同这夥民族败类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在一次会议上，叶剑英对江青一伙祸国殃民的罪恶行径怒不可遏，当面痛斥江青，盛怒之下，向桌子猛击一掌，竟然将右手掌骨震裂，造成第五掌骨远端骨折。
"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不把军权交给这样的人，还能交给谁呢？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党中央在上海一家店铺设立了一个秘密联络点。坐镇的"老板"是党中央的一位会计——职业革命者熊瑾玎。为了协助"老板"工作，1928年，党组织又从武汉调来一位刚满二十岁的姑娘朱端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