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能做到谦逊，已属不易；能做到让贤，就更难了。古人崇尚"允公克让"，意思是"推贤尚善"。传说中"推贤尚善"的典型人物是尧，"尧不以有天下为贵，故授舜"。孔孟则推崇周太王的长子泰伯，因为他"三以天下让"，成全了侄子文正，自己则南奔东南，披荆斩棘，断发文身，创立东吴。他的后裔、春秋时期的季扎也有三让之德。楚昭王据说也有五让之誉。西汉代王刘恒，在朝中平定阴谋篡夺刘氏天下的诸吕之后，被迎立为文帝。他到了长安，在群臣面前，一再推让。他向西让者三，向南让者再，故有五让之美。汉文帝的"五让"开创了汉代文景之治的盛世。他们让贤的结果，都使国家兴旺发达，所以受到后世称誉。
周恩来三让毛泽东，使全党团结一致，终于取得全国政权。本文单表周恩来的谦逊美德，在自我塑造中所显示的魅力。
谦逊的性格和作风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教育和自律的结晶。孔融让梨的故事，无疑根植于小恩来心灵之中，对他产生终身的影响。他在南开组织的敬业乐群社，在天津组织的觉悟社，都是担任职务最多的人，实际上是这两个团体的负责人，但他总是将第一把手的职位让给别人，尽心尽责、全力以赴地工作。他总是将一切成绩归功于组织，归功于大家的努力，从不居功自傲，盛气凌人。他这种任劳任怨的谦逊态度，嬴得大家的敬重；大家都乐意团结在他周围，根据他的意见行事。这一直成为他投身革命后持之以恒的风范。
周恩来从不以自己是留洋的大知识分子自居，常说自己是个中学生。他还在许多场合表示：我当总理是毛驴子当马骑啊！当总理我是不够格的，只要有比我强的人，我马上下来让他当。
虚心学习，自我改造，表现了周恩来的谦逊胸怀。他有句名言：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他的学习精神是全方位、多层次的。他不但向书本学习，而且向生活学习；不但向中国人学习，而且向外国人学习，甚至向反面教员学习；他不但学习前人和今人的间接经验，而且在实践中总结自己的经验。由于他抽不出时间进行集中的学习，他找到了一种特殊的学习方法，就是把工作当做学习对象。工作就是学习，学习就是工作。所以他的工作质量高，学习成果大。他还喜欢采取讨论的工作方法，事实上也是辩论的学习形式；真理越辩越明，既提高了自己，也帮助了别人。所以他说："工作和学习是分不开的。如今我们只有在不断的学习中，我们的工作才能够顺利开展。我相信，只要我们肯，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学习的。"不耻下问，向群众学习是周恩来自订的修养要则之一。他严于律己，勇于自我批评，从不隐晦自己的缺点，有了错误，再三检讨，并在实践中改正。工作中有什么失误，自己首先承担责任，从不文过饰非，诿过于人。他总觉得自己也犯过许多错误，总觉得自己对革命有所欠缺，总觉得工作做得不够好，不能满意。他是党内领导人中自我批评最多的人。可是他说，他从不灰心，革命的信心和革命的乐观主义鼓舞了自己；犯了错误就检讨改正，不但要把犯错误的包袱丢开，还应该公之于众，得到大家的帮助。他的品德清澈如水，他的人格透明似镜。谦逊，使他胸怀坦荡；谦逊，使他无私无惧；谦逊，使他心扉敞开，从谏如流；谦逊，使他滤尽思想杂质而升华。
周恩来从学生时代起，就很重视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他在南开读书时，便注意了解学校和社会；在欧洲留学时，就对英、法、德的工人状况进行调查，"虚心查考以了解彼邦社会真相暨解决诸道，而思所以应用于吾民族间者"。他在长期的领导工作中，始终要求"有临事而惧的精神"。他说："建设事业，千头万绪，动一根头发就要牵动全身，稍一不慎，就会出乱子"，"不能急躁，不能草率，必须谨慎从事"。谦逊，使他踏实。
周恩来终生坚持谦逊为人，他的谦逊作风也是全方位的，立体式的：他少年谦逊，老年也谦逊；他对领导谦逊，对普通干部和群众同样谦逊；他工作顺利时谦逊，遇到挫折时仍然谦逊。有的人在奋斗中谦逊，一旦功成名就便骄傲起来，不可一世，最终落得个悲剧的下场。这就更显得周恩来品德之高尚，形象之伟大！
大家都承认周恩来是个英明的政治家、战略家。他胸怀全局，高瞻远瞩，洞察秋毫，通达事理。在6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他站得高，看得远，方向明，立场稳。他看人，看事，看问题，看形势，总是看得清，看得明，看得准。尤其是在同阴险狡诈的敌人或两面派作斗争的，更显见他的机智与灵活。1927年大革命失败时如此，"文化大革命"中在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斗争时如此，抗日战争胜利后同国民党的谈判如此，建国后同苏联、美国、日本等国谈判时亦复如是。他在严峻的政治斗争中，似乎没有什么谦逊可言。但他凛然而不盛气凌人，给对方以回旋余地；词严而不疾言厉色，给人以教益；这就不能不使他的反对者信服，折服。英明中流露着谦逊，这是周恩来的魅力所在。
作为一个雄才大略的领导人，周恩来足智多谋，精明善断，具有过人的决策才能。他在几十年间，不仅参与中央许多战略决策，而且在他领导的工作中作过不可计数的重大决策。实践证明，他的决策是正确或基本正确的。他不仅深谋远虑，善于决策，而且具有实现决策的组织才干。他集"运筹帷幄"和"决胜千里"的帅才干一身，体现了制定决策与实现决策的密切结合和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精明强干的组织家和实践家的统一。他善于同群众商量，能以谦逊的态度博取众长。英明与谦逊的统一，是他的魅力的另一种表现。
周恩来的英明蕴涵着谦逊，谦逊中显露出英明。他才高不骄，位高不显，高于人而又平易近人；他深谋远虑，从众而又出众；正是"珠藏川自媚，玉蕴山含辉"，"天不言自高，地不言自厚"。谦逊使他的英明愈加光辉，愈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英明使他的谦逊更加感人，更使人乐于接受他的教诲，心悦诚服于他的领导。谦逊不同于歉卑，也不只是谦和忍让，更不只是谦恭礼貌。谦逊不是消极的不争，而是积极的进取。谦逊为他的英明提供了用之不尽的"能源"，为他的英明开拓思路，开扩视野，开辟新的天地，使英明不断发挥作用，显示更大的力量，取得更大的成就。
谦逊是周恩来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共产主义人生观与中华传统文化和谐统一的体现。他始终受到人民群众的衷心爱戴，主要不在于他的职位和权力，而在于他的谦逊品德。他将辩证法融会贯通于心灵之中，辩证思维成为他的自然思维运动。他在谦逊中显露的英明，在英明中显露的谦逊，自然而亲切，正是辩证法在思维中的天然运行。这样的谦逊在中国历史上是少见的；谦逊而产生魅力，更是少见！
十四、跟周恩来学求同存异
马克思主义认为，事物总是在矛盾中前时。矛盾的双方，既对立，又统一，既有斗争性， 同一性。所谓同一性，指矛盾双方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相互渗透、相互转化，包含有共同点的意思。在一定条件下，正确地发挥共同点的作用，能够推动事物的发展。因而在矛盾中把握统一，像周恩来所说的"撇开"分歧点，寻找共同点，避免矛盾激化，促使矛盾缓和，朝良性方面发展，这就是求同存异的思想。
求同存异是周恩来的一贯思想，他一直熟练而巧妙地运用于领导活动中，不管是领导党和国家事务的活动，还是指导统一战线的工作，或是进行政治谈判、外交谈判，他总是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协调阶级矛盾，排解党的纷争，处理人际关系，使一些复杂的争端，得到缓和和消解，使党多次摆脱了分裂的危机，维护了党的团结和统一，为党和国家团结争取了大批爱国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周恩来成了我们党和国家解决争端的高手，协调矛盾的能人。尼克森在他的《领导者》一书中写道："周恩来是有献身精神的思想家和深谋远虑的现实主义者，是政治斗争的能手和杰出的调解人。"而求同存异正是周恩来的协调矛盾的高超领导艺术。
区分异同的性质和大小
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有其特殊性，在不同的国家之间，阶级、阶层以及个人之间，异同的性质和大小是不同的，或是本质上的同，或是形式上的同；或是长远的同，或是暂时的同；或是战略上的同，或是战术上的同等等。我们的方针政策的制定就是建立在对事物之间异同点的分析和区别的基础上。
周恩来历来重视对矛盾的分析和区别。他认为统一战线的队伍是复杂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更是如此，不仅有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还有一部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这个队伍可分作三类：一类是进步力量，就是工农小资产阶级；一类是中间力量，就是中间阶级；一类是顽固力量，就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他们对抗日的态度和抗日的方针、路线、办法，有很大的不同，在统一战线中的地位和作用也不样，如果不加区分的地去求同存异，必然会犯"左"或右的错误。王明认为在抗日统一战线中，只有抗日与不抗日、抗日与亲日之分，不主张分左中右，结果做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尾巴。所以周恩来指出，对于统一战线中的各个阶级"应该有一个严格的区别"、"左中右是应该分的，分才对，不分不对"。正是由于这种严格的区别，才产生了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问题以及独立自主的原则，确立了"既统一，又独立"的方针。周恩来说："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团结，是在坚持独立自主的条件下和人家讲团结，而不要受其他阶级的影响。"不懂得这个统一性和区别性的道理，就会使求同存异脱离正确的轨道。
在对外关系中，周恩来要求对不同国家进行具体分析，区别对待。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上最为突出的问题，是战争与和平。新中国的基本政策是坚持和平，反对战争。周恩来根据资本主义国家当时在对待和平与战争问题上的态度把他们分作三种类型。第一类是以美国为代表的"主战派"，第二类是以英法为代表的"维持现状派"，第三类是新独立的国家和正在争取独立的殖民地，可称为"和平中立派。周恩来主张新中国应该团结"和平中立派"，争取"维持现状派"，孤立"主战派"。
新中国成立后，需要和世界各国交往，发展外交关系。当时世界上有七十多个国家，社会制度、经济结构、文化传统等各不相同，对新中国的态度也不一样。周恩来在深入考察分析各国的具体情况及和中国的异同点的基础上，提出了"区别对待"的政策。社会主义国家是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相同的兄弟之邦，但也存在国情、文化传统、政策及对马克思主义理解上的差异。已经摆脱殖民主义羁绊的民族主义国家，和我们在历史上有相同的遭遇，面临共同的反对帝国主义、发展民族经济的艰巨任务，但在政治制度、意识形态等方面各不相同，有的还和我们有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纠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政治制度、价值观念和我们完全对立，在历史上侵略欺侮过我们。但他们也不是铁板一块，在现行政策及对新中国的态度上，有着很大的差别，有的和台湾蒋介石完全断绝了关系，，对新中国友好；有的还在支持蒋介石，敌视新中国。
一般来说，资产阶级国家的政府，和人民的愿望及要求是相背离的。一些国家的政府不愿和新中国来往，甚至采取敌视态度，但这些国家的人民是愿意和中国人民友好的。我们就把人民和其政府区别开来，发展民间友好交往，民间先行，以民促官。和日本邦交的正常化，就经历了这一过程。
资本主义国家中的管员也不是清一色，而是有着不同的的倾向，和他们打交道时，不能一刀切，都看成同等反动的一帮。当时的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参加1954年日内瓦会议的美国代表史密斯和国务卿杜勒斯就有程度和倾向的差别。
可见，客观事物间的异同点，十分繁多、复杂，只有搞清楚了，求同存异才有也前提和依据，才有可能针对性地运用不同的求同存异的方式和方法，获取良好的效果。总的来看，求同存异可分作两大类别。
一类是求大同存小异一般适用于目标一致、根本利益相同的人民内部和朋友之间，这种同是主要的、大量的，异是次要的、局部的，异不妨碍同，求同也不要求消除异，同异共存构成相互补充和促进的关系。
统一战线是由不同的阶级、阶层所组成，共同的目标、共同的利害关系把他们给击在一起。但他们又有着各自的具体利益和要求，从而产生不同的看法和主张。统一战线的工作就是要动员各方面的力量，协调相互之间的差别和矛盾，去为实现共同的目标而奋斗。周恩来指出："我们和党外人士合作，就是在共同的大前提下，接受他们的好意见，丰富我们的主张。只要大的方面有了共同性，小的方面存在差别是允许的。"他在阐述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一方针的必要性时又指出："从社会主义社会到共产和义社会，只要还有党派的时候，各民主党派和共产党长期共存，为一个共同的目标奋斗，求大同存小异，这并没有坏处。"
另一类是异中求同。指的是在存在着根本的利益冲突和分歧的阶级之间及国家之间，他们之间的异是根本的、主要的，同是局部的、次要的。当这种根本的利害冲突，不允许或不能够以一方吃掉另一方的方式求得解决时，需要从对立中求同，运用政治手段，协调他们之间的关系，达成一定的妥协。
周恩来历来主张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应该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开展人民之间的交往，发展经济文化方面的关系，彼此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方面的成功经验。既反对反革命输出，也反对输出革命。主张各国内部的事务由各国人民自己去解决，国家之间的分歧和冲突，应通过协商谈判，达成共识。
五十年代，周恩来针对当时的国家关系，强调对美国和苏联也需要采取分析的态度。他指出：就联合方面说，对兄弟国家，战略上虽是联合，但战术上不能没有批评；对帝国主义，战略上是反对的，但战术上，有时在个别问题上是可以联合的。也就是说对苏联是求大同存小异，对帝国主义国家可以异中求同。
我国和美国的关系，除了对其侵略战争政策和霸权行径进行坚决的揭露和斗争外，还存在着异中求同的一面。
建国初期，美军入侵朝鲜，打到鸭绿江边，其目的不仅在于霸占整个朝鲜，而且企图把新生的人民中国扼杀在摇篮里。在中朝人民军队的痛击下，美军被迫退到三八度线附近，不得不坐下来谈判，最后签订了停战协定。这就是撇开两国在政治上及台湾问题上的根本分歧，仅仅就朝鲜问题达成的一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