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艾滋病毒感染75％通过性行为传播，而中国不同，虽然性传播比例逐年上升，但目前血液传播仍然是重要途径。（2004年4月卫生部统计，我国艾滋病的血液传播占感染者总数的72.6％。）而血液传播中经由卖血大面积感染的，则在世界上史无前例，应该是世界公共卫生史上的灾难性事件。仅仅上蔡县一个小小的文楼村1360多人卖血，就有500多人感染了艾滋病毒。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2002年上半年估计，我国经单采血浆“有偿供血”感染艾滋病毒的约有10万人。有人认为这个数字“夸大”了，但不管是否夸大，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在公共卫生管理方面确实出了大问题。
早在1985年我国就发现了首例艾滋病患者，但当时并未引起社会和公共卫生部门的警惕，与此相对应的便是地下血站猖獗。中原地区一些地方甚至整村卖血，“血头”开着汽车时而到东、时而到西采集血浆。到底多少人因此感染了艾滋病并被夺去了宝贵的生命呢？至今我们也无法知道准确的数字。
据说当时的贫苦农民都以能卖血为荣，如果没有“关系”，“血头”还会把你拒之门外，因此艾滋病的传播往往是整个家族甚至整个村。而当时没有“关系”、无法卖血的人们，如今反而庆幸自己躲过了这一劫。
现在，已经弄不清楚这不规范的“单采血浆”最初是怎样泛滥起来的，大家说起始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我怀疑可能起始得更早）。是谁“发明”了多人共用一个分离器的办法而且在农村广泛使用呢？难道政府一点也不知情？政府——特别卫生主管部门应该负什么样的责任？
河南卖血的贫苦农民大量感染艾滋病毒的情况，经桂希恩、高耀洁等教授发现后，他们便顶着沉重的压力向中央反映并勇敢地加以披露，从此，这些血泪斑斑、惨绝人寰的故事便以十分沉重和十分残酷的方式让我们羞愧，也让我们反思。据河南省有关部门报告，截至2005年12月31日止，全省共发现艾滋病毒感染者31578例，确诊艾滋病病人24354例，其中经血液传播占总数的89.21％，2004年至2005年艾滋病病人已进入死亡高峰期。尽管这些数字并不全面，但已足以使人胆战心惊了！
而且，更让人不能理解的是，不知出于什么原因，那些操纵地下血站的血头和血霸们，至今也没有受到任何惩处。
3万多人就有3万多个故事，高耀洁教授曾经写下了这样一个故事：
“工作旅程中，我曾访问了一户被艾滋病弄得家破人亡的家庭。本来老中青三代同堂，中间的一代，有六个兄弟姊妹。早年为了改善生活和孝顺年老的父母而去卖血，结果六名子女全部染上艾滋病。我去访问时大哥二哥已经因病去世，剩下的四个弟妹亦开始发病，时日无多。可怜老父不但不能享儿女福，还要天天以搬运砖头来赚取微薄的工钱。白发人送黑发人，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六个孩子一个一个地死去，剩下一群孙子要老人家来照顾。……最近一次访问这个家庭时，六个兄弟姐妹已死了五人，最后一个也奄奄一息。”
她还说：“艾滋病除了直接夺去生命外，还间接造成伤亡。……我曾经访问过一个村庄，一个月之内便有五人自杀身亡，而自杀失败被救回的更不计其数。”
要采访和考察中国的艾滋病情况，河南当然是不能忽略的地方，2006年11月6日我从北京去到河南的省城郑州。
还在北京时，就有一些从事艾滋病医疗防治的专家提醒我：你去河南采访会非常困难，连我们医生去都很难到达那些艾滋病村，高耀洁曾多次受到过警告，如果你执意要采访，当地可以把你拘留起来。你最好按正规渠道走。
听了他们的建议，到郑州后我确实是按“正规渠道”走的，拿着介绍信去了宣传部和卫生厅，并且按要求写了采访提纲，声明我并没有猎奇和耸人听闻的意思，采访的内容主要是近年来河南省对艾滋病毒传播采取的防治措施和取得的成效，这方面的“先进经验”和“典型人物”，特别是落实国家“四免一关怀”政策的情况。但是，不管我怎么说，表现得多么“谦卑”，对方都显得很为难，最后只说了一句让我“等通知” ……
这一等便是11天，每天打电话询问都没有结果。住在旅馆里天天只有看电视台的肥皂剧，从这个台转到那个台，这10多天看的电视剧超过了一年的总和……最后仍然什么结果也没有。万般无奈之下只得去了安徽和广西。从广西回来已是年底，打电话一问，仍然是“等通知” ……
对艾滋病的防治知识，我想与其说是向群众普及，不如说应该向干部特别领导干部普及。虽然国家2006年颁布的《艾滋病防治条例》明确规定：“广播、电视、报刊、互联网等新闻媒体应当开展艾滋病防治的公益宣传。”“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主管部门应当加强艾滋病防治的宣传教育工作，对有关部门、组织和个人开展艾滋病防治的宣传教育工作提供技术支持。”但是仍然有一些地方诸侯——特别疫情比较严重的地方，置国家法令于不顾，对有关艾滋病的话题讳莫如深，总想采取驼鸟政策，隐瞒和蒙蔽。这到底是为了国家、为了人民还是为了自己？
无私者无畏，如此畏惧必有私心。
清华大学教授李木盾曾对我说：“不是艾滋病造成了社会问题，而是社会问题造成了艾滋病。”事实的确如此，因卖血造成艾滋病毒感染的地方，艾滋病的传播都是和贫困纠缠在一起的。
“血”对于绝大多数人说来是极为宝贵的，从中国自愿献血者数量稀少便足以证明。但这些贫苦农民不是每年献一次或每月献一次，而是天天献，甚至一天献两次，当鲜红的血液一点一点从他们羸弱的身上被抽走时，有的人竟当场晕倒！
这是怎样的一种惨景和悲剧啊！
有人说，中国的艾滋病传播基本上与改革开放同步。这句话听起来似乎很刺耳，很难让人接受，但仔细想一想又有一定道理。的确，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任何人也无法否认，但我们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却并未有效地修补被“文革”和其他一些极“左”路线冲毁的道德观。市场经济的出现、法制的不健全、价值观念的扭曲……让许多不可思议的“行当”竟纷纷出现，地下血站即是其中之一。和那些草菅人命的煤矿一样，这些“血站”也是和权力勾结在一起的，卖血的农民不如牲畜，两袋血、700毫升才35元，除了路费和必要的最低生活，只落下20多元。而且通过红细胞返还，还让他们患上了艾滋病！
《中国遏制与防治艾滋病行动计划（2001—2005年）》已规定要“严厉打击‘血头’、‘血霸’，对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雷声大雨点小”，并没有看到多少实际行动。
在河南农村大量感染艾滋病的悲剧被披露后，1996年政府开始在全国进行整顿，河南还关闭了所有的单采血浆站。一些生物制药公司断了货源后，便把目光转向了贵州、广西、四川等地，于是这些省、区的欠发达地区便成为新的“原料基地”，这些地区的单采血浆已经逐渐占据了国内的“半壁河山”。特别贵州，已是全国单采血浆站数量最多的省，每天都可以看到大量来自山区的贫穷农民呼朋引类地前来卖血。据媒体报道，在攫取最大利润的驱动下，近年来一些单采血浆站仍然在违规违法操作，采取降低供血人标准、跨区采浆、频采、超采等办法，而且牟取暴利的手段越来越隐蔽。因此有人担心，贵州会不会在艾滋病问题上成为下一个河南？
卖血人群和卖血村的出现，是我国农村特别中西部农村生活困难的极端体现。在我们为GDP的高速增长欢欣鼓舞，为外汇储备的日益增加充满自豪时，是不是应该认真地思考一下发展经济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是不是应该以更多的精力研究一些深层次的矛盾以及体制性、机制性的弊端，少追求一些经济指标，少搞一些“花架子”，而更多的体现对老百姓特别是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
非法采血的地下血站不但造成卖血人群大量感染艾滋病，而且也造成了我国血液安全方面的隐忧，不少人（包括一些稚嫩的孩子）已经因为偶然的一次输血或使用了血液制品，感染上艾滋病毒，从而彻底改变了自己的人生。
国际上通过输血或使用血液制品感染疾病的事件已经多次发生。英国媒体指责英国政府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曾不顾世界卫生组织的警告，从美国进口血液，以后又对病人隐瞒实情，这些受到艾滋病毒或丙肝污染的血液至少输给了3000名英国病人，以致造成其中1250人感染了艾滋病毒，到现在仍然活在世上的只有380多人。法国1985年也发生过著名的“血浆丑闻”，造成1200多人输用了被艾滋病毒污染的血浆而感染了艾滋病以致死亡。这件事震惊了全世界，法国全国输血中心主任被判刑，卫生部部长下台，法国政府被迫拿出了50亿法郎赔偿受害者……
目前我国许多省、市都发现过因输血或使用血液制品感染艾滋病毒的情况，有的地方甚至发现成批感染，以致老百姓对政府意见很大，上访不断，严重影响着当地的社会安定。但直到现在，仍然有一些医院存在着血液检测不规范的问题，非法采血的现象也时有发生，甚至有的血库用血也不能让人放心……
公共卫生安全确实已经成为当代中国一个沉重的话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