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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哪里知道自己如今已经被当成了土豆归堆儿，他在几天前刚刚称赞王安石编纂的《英宗实录》为国史之冠，几天后就上书皇帝陈述新法不便，过些天又第二次上书。长篇大论，洋洋万言，这就是《上神宗皇帝书》。这篇奏疏，言辞激烈，比宰辅重臣还要敢说，如同平地惊雷，响在朝堂。
苏轼劝谏皇帝三项内容：结人心，厚风俗，存纲纪。
所谓“结人心”，就是不能与民争利。用将近六千字的篇幅，阐述青苗法、免役法、市易法可能出现的种种弊端，这些内容在前面我们已经大略说过，不再啰嗦。苏轼有一个观点：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不在乎富与贫。这句话历来被人们重点解读，认为是苏轼与王安石政见分歧之所在，也是年轻幼稚加保守落后的佐证。我们却认为这观点也许真的有些迂，然而在六千言中，还有更鲜活的事情：一是苏轼认定官府必定会说了不算。他举了两个例子，从前官府于东南地区采买绢丝，本来发给现钱，后来失信改为以食盐兑现；招募义勇，本来白纸黑字，说这些人永不戍边，后来亦失信；由此预测青苗贷款，说是不许强迫，但实行中必然会走样。国家这么大，这里招灾，那里缺粮，那边闹匪，钱粮役经常捉襟见肘，谁敢保证不会有任何调整或是人为跑偏？二是苏轼的一些看法并不全对。比如雇役法，差役就是义务出差，不给钱；雇役是要给钱的，实施中证明这是新法中的善政；再比如衙前役，运送官物钱粮等，如有失手，则要追责赔偿，因此当时如抽派服衙前役，乡之富民，立即穷困。苏轼在SX凤翔任职时曾上书建议改善衙前，新法改为支付劳务费用，比从前大为改善。此后苏轼到基层被现实所感，改变了一些偏见。三是奏疏时间。值得注意的是，这篇奏疏正文中写明是“熙宁四年二月某日，殿中丞直史馆判官告院权开封府推官苏轼，谨昧万死再拜上书皇帝陛下……”而诸多史料定为熙宁二年十二月所上。不要小看这一年多之差，熙宁二年很多新法还没有实行，苏轼这时候提出的新法弊端，就完全是预见。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苏轼的洞见是惊人的。
所谓厚风俗，就是不能给钻营躁进之人以可乘之机，不要进人太快，不能开骤进之门。中国知识分子之所以难有出息，是因为整个社会官本位的思想实在太顽固。除了当官，没有其他路可走；为了当官，种种恶心的事都能去干。皇帝最难做的工作就是选择既贤且能的人，可是谁是君子、谁是小人，本不易区分；政治人物，更是不能用单一的君子、小人一元论来评判。王安石的一些用人失察，遂使朝堂成为道德审判庭，十多年后元祐年间愈演愈烈的“君子、小人”之争，尽管那时候王安石已死，但他仍然难逃干系，而欧阳修、司马光、苏轼、苏辙、章惇、程颐等人也有很大责任——这个话题现在还难以展开，先留个线索吧。
所谓存纲纪，就是发挥好台谏官作用。曾国藩是文章大家，他从文章赏读的角度，认为这一部分篇幅太短，不足以同前面并列。我们则认为，这一部分极为重要，显示出苏轼政治上的清醒。
台谏制度是一种重要的监督手段，他的监督对象是谁呢？是从宰相到各部的执政系统。一句话，台谏官就是皇帝的看家人。
封建社会，谏官是风险极高的岗位，从秦汉到五代，谏官因劝谏得罪而死的有数百人。但宋朝从来没有过分开罪过谏诤，纵然稍有惩处，马上又得到提拔。比如前面说到的吕诲，曾激烈弹劾韩琦、欧阳修，双方互不相让地死掐，仁宗想和稀泥，欧阳修不答应，说：“皇上如果认为我们有罪，那么就该降罪，不能没说法。”后面那半句不用说也知道啥意思了。仁宗留下了欧阳修，只有贬走吕诲，但又特意交代，不要处罚太重，没多久又升迁了。
御史中丞为正三品，级别并不高，但是宋代的宰相多是从御史和谏官中拔擢，宋代任过宰相（或副宰相）的如吕夷简、晏殊、范仲淹、庞籍、司马光、吕公著、苏辙等都有台谏任职经历。
苏轼在上书中说，谏官“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并非虚言。据记载，北宋开国初期，有御史弹劾宰相赵普抢占老百姓宅地，收受贿赂。赵匡胤大怒，命令把御史拖出殿外。冷静了一会儿后，又把御史招进来，告诉他容赵普以后改正，“后当改，姑赦汝，勿令外人闻也”。皇帝离不开赵普，又不能责罚御史。赵匡胤能降低身段跟御史咬耳朵，算是少有的英主了。
仁宗时期，一帮僧人在大内做道场。仁宗听见管乐声过来观看，吩咐“各赐紫罗一定”。僧人纷纷致谢。仁宗说：“明天出宫门的时候，把东西揣怀里，别让人看见，以免谏官来找我理论。”送和尚几件僧袍，都怕台谏官絮叨，能做到这一点，也没几个人。
台谏官有这样大的权威，因此仁宗时期，就有人讥讽宰相一切都听台谏的，暗含的意思是台谏官权力太大。对此苏轼阐述说，台谏官未必都是贤人，说的也未必都对，但是必须要养其锐气，赋予重权。为什么呢，是因为要借此强化权力制衡，避免绝对权力。
苏轼说：“夫奸臣之始，以台谏折之而有余，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今法令严密，朝廷清明，所谓奸臣，万无此理。然而养猫所以去鼠，不可以无鼠而养不捕之猫；畜狗所以防奸，不可以无奸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设此官之意，下为子孙立万一之防，朝廷纪纲，孰大于此？”
苏轼说，那些刚刚开始作奸犯科的，台谏官就可以弹劾之；等到他真的成了大奸大恶，大动干戈都未必能收拾得住。今天我朝政治清明，法令严密，没有奸臣，但是养猫是为了抓耗子，不能因为没有耗子而养不抓耗子的猫；养狗是为了防盗，不能因为无盗而养京巴哈士奇。朝廷纲纪，以此为大。
苏轼在王安石变法中同样是一个重要的维度，单纯说苏轼等人是反对派，这是不全面的。改革是一个过程，是一个不断调整、不断纠偏的过程，苏轼及众多反对者的建议，在后来的改革中也得到了部分采纳；而改革的一些积极措施，也得到了苏轼的认同。可惜新法在后来无尽的党争中，远没有达到预期效果。
有人说，假如王安石、苏轼能够联手，那么不知道北宋会发展成什么样子，也许中国会很快进入近代。我说，一个槽子栓了两头叫驴，不，也许还有一头，就是司马光，三个叫驴争鸣，带动房前屋虎吼雷鸣马萧萧，哪还有心思拉磨干活？台谏官必须是叫驴，苏轼是当台谏官的极佳材料；王安石最适合干的是三司使，专管经济财政是他的特长。可惜宋神宗拱手让出用人大权，任由王安石控制台谏系统，这是一个极大的失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