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开始，罗斯福确实变得审慎起来。但是最终，人们极为害怕的、等待已久的、不可避免的事情还是发生了。罗斯福这位“骑兵”改革主义者很快就走到了这场大规模抗议运动的最前面。1901年后，这场抗议运动以一股此前也曾经席卷过这个国家的巨大浪潮席卷了整个美国。这种浪潮就像堪萨斯的旋风、西北的蝗灾或干旱，它们都是来源于环境，但是浪潮过后，美国却依然没有变化。
气氛正在无形中改变。近年来，普利策和赫斯特的“低俗”报刊对工业领域的千万富翁和饱食终日的有钱人的作为给予了过分的关注：国王般豪宅的修建、离婚事件、在华尔道夫-阿斯多里亚酒店惊人奢侈浪费的盛装舞会。对于所有的这些事情都有耸人听闻的描述，而且报刊还不失时机地描述了矿工与失业工人们的赤裸裸的悲惨处境。除了这些“揭露”，又有诸如《生活》杂志这样的漫画周刊的攻击以及“杜里先生”①的刻薄语录，还有到处出现的“激进分子”以及“扒粪者”的长篇大论。威斯康星州的年轻州长罗伯特·拉福莱特(Robert La Follette)以及威廉·布莱恩或尤金·德布斯等人的追随者似乎遍布整个美国。在言语的忠诚度以及政治色彩上，从醒悟的移民以及强壮的宾夕法尼亚矿工中的红色社会主义者到激进的诸如华盛顿·格拉登这样的福音教派人道主义牧师或从事改革运动的大学教授，以及无法形容的、带着丝绸帽子的“政治改革者”，我们可以轻易地回想起很多这样的人物。对于这些“政治改革者”，林肯·斯蒂芬斯在他的回忆录中向我们展示了令人难忘的形容。但是，通过很多信号，他们给出了风向已经转变的警告，而且这股潮流正在不断地变强，准备去打击这些“财阀统治”的首脑。
千禧年，在麦金莱当局的管理中就发生了足够刺激的事情：约翰·盖茨以及狂热金融时代其他英雄们的残暴行径、工人们的暴力罢工、由摩根公司或标准石油公司的魔术师所引发的垄断以及托拉斯的连续成立，最后还有5月9日的北方太平洋公司恐慌的徒劳无效和无根无据的毁灭。所有这些以及其他更多的事件，都在刺激着大量体面的中产阶级自由市民。国家资源和生产资料的全国范围的合并，都没有给大多数人民带来实质性的利益，所以在人们之中蔓延着一种对于实际自由正在萎缩的不详感觉。这些大亨们巨大联合的完成，似乎没有顾及城市中的工人以及广阔乡村地区中的农民和小商人。某些托拉斯，例如标准石油公司或美国烟草公司以及肉类加工商协会，它们在那些被无情地剥夺了的小资本家中散播了永恒的怨恨。人们一直在呼吁，要对那些“就像溃疡一样侵蚀着这个社会的命脉”的托拉斯进行“监管”。但是，当年轻的威廉·雷普利教授出版了他对于北方证券公司的特性以及规模的警告性分析时，大众的模糊恐惧聚焦在了由摩根所创造的最新企业科学怪人身上。在白宫中，麦金莱这位受欢迎的领袖惊骇地看着这个“无视君主的臣民”的巨大阴谋。
在规模上，北方证券公司比标准石油公司或美国钢铁公司垄断要更小。但是，正如雷普利认为的那样，它就像希腊人曾经用来征服特洛伊人的一只木马。该公司的两条铁路线路包含了9000英里的铁轨。这两条线路彼此并行，并且为了货运与客运忙于展开积极的竞争，“通过使得每个体系的股东都共同对两个系统感兴趣，通过将实际收入联营起来，通过将每个体系的董事和管理人员的选择权授予在同一家机构里，也就是说，授予到控股公司……这不会以牺牲一家公司的利益来增加另一家公司的利益，而是以牺牲公众的利益来增加这两家公司的利益”。
这就是在所有的正在前进且环绕在托拉斯链条中的执政理念。但是，在北方证券公司的例子中，人们是通过拥有各种资产，通过将该公司的股份与那些现存的资本证券的股份进行交换来全方位地控制整个美国。现在看来，亚伯拉罕·林肯的“朴素人民”是黯淡而且几乎是没有希望的，除非在一位牧师的预言中存在着真相。此时，这位牧师在水牛城“基督教社会主义者”的集会前站了起来，说道：
在这些托拉斯费了很大力气、历尽艰辛将马车带到了高山的山顶后的某一天，我们将会使他们摆脱这样的辛劳。我们将会说道：这是我们的马车，拿走它吧。
但是，在西奥多·罗斯福那里，动机是混杂的。作为一个天才政治家，罗斯福已经感觉到了公众之中的震动。此外，罗斯福自己就是旧时纽约重商主义“贵族”的后代，他已经被工业革命喧闹中的新来者大幅超越。正如罗斯福最具洞察力的传记作者亨利·普林格尔所显示的那样，所有的事情都使得罗斯福对“那些沾沾自喜地认为他们的权力比联邦政府的权力更强大的大资本家们十分警惕与愤怒”。更早的时候，作为一个市政改革者，罗斯福已经尖声地谴责过杰伊·古尔德的掠夺，并且在纽约高架铁路一事中就已经反对过古尔德这位魔鬼般的金融家。现在，在诸如北太平洋铁路恐慌这样的动乱中，罗斯福主要看到的是爱德华·哈里曼的放肆影响。在罗斯福看来，爱德华·哈里曼就是另一个杰伊·古尔德。罗斯福曾经写道：
在别的国家，那些取得财富的人物不会拥有这样的权力……这个国家大工业巨头的权力已经大幅增加了……政府事实上是无能的……在所有形式的暴政中最没有吸引力、最粗俗的就是财富和财阀的暴政。
罗斯福曾经用过一个着名的短语——“巨大财富的罪犯”，来称呼这些新暴君。现在，罗斯福准备秘密地攻击这些新暴君。但是，在惧怕这些公司时，罗斯福也令人钦佩地步入到1901年的危机中。对于罗斯福而言，唯一的路线就是“中间路线”，因为他同时憎恨银本位主义者和所有其他的煽动政治家。这些煽动政治家极力反对“财富以节俭、有远见和智慧的方式呈现”。罗斯福积极抑制资本和劳工联合，并且希望社会不要陷入致命的纠纷。比起那些大银行家，罗斯福要更快地感觉到不满的深层原因和正在酝酿中的冲突，因为这些银行家一定都在忙于他们的事务，并且希望通过安排好这些“朴素人民”的代表——柯维和潘罗斯们，来使得他们自己在这个领域不会遭受进一步的痛苦。因此，一个明显的事实就是，罗斯福这位大中产阶级的新偶像正在努力想要避免社会中一场更深刻、更不可调和的分裂。这场分裂可能最终会毁灭他们的体制（正如罗斯福自己所解释的那样），彻底逃离像J·P·摩根以及詹姆斯·希尔这样的老式贵族的思想。
1902年1月7日，明尼苏达州行动起来，开始攻击北方证券公司违反了该州的法令。1890年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在10年里只被使用过一次（在1899年），用来在贸易管制中制止阴谋（爱迪斯通管道一案）。人们一直期待着这次行动。但是，很快罗斯福总统极为秘密地开始了行动，他要求他的司法部长以《谢尔曼反托拉斯法》为由去起诉北方证券公司。而且在1902年2月，当罗斯福秘密行动的消息传到高端金融圈中时，恐慌爆发了。
摩根正在参加在其家中举行的一场晚宴，并且向他所有的同伴表达了他对总统行动的“惊讶”和“失望”。他曾经得到了保证，罗斯福将会“做绅士的事情”。 事实上，这位老银行家被激怒了，并且强迫自己去访问白宫，去抗议政府秘密反对他的行动。
摩根这位傲慢的银行帝王说出了他不朽的话语：“如果我们做了什么错事，派你的人（指司法部长）到我的人（指他律师中的一位）这里来，而且他们能够解决。”罗斯福提出了异议，而卡内基钢铁公司的前律师亨利·弗里克以及安德鲁·梅隆的朋友菲兰德·诺克斯（Philander Knox）现在扮演了一个奇怪的角色。诺克斯坚称他的目的不是为了“解决事情”。为他的钢铁托拉斯而焦虑的摩根问道，总统的目的是不是要攻击的其他企业？罗斯福彬彬有礼地向他保证，如果这些企业没有做错事，那就不会受到伤害。
在摩根离开之后，罗斯福对诺克斯说道：“那就是对华尔街观点的一个最有说服力的说明。摩根总认为我是一个大的敌对经营者，要么想毁掉他的全部企业，要么就是一个可以被引诱来达成一个不毁掉任何人协议的大竞争对手。”
詹姆斯·希尔自己也带着无限的怨恨表达了自己的想法。他高呼道：“我们被迫为了我们自己的生存去对抗那些从来不做任何事情而只是摆摆姿势拿薪水的政治冒险家，这真的很困难。”
在麦金莱时代，政府即将采取的措施已经给出了足够的暗示或警告。但是，面对针对这些联合而进行了多次战斗的最高法院，垄断者们会忍受这位使托拉斯破产的总统吗？当这些垄断者在令人厌烦的几个月里大力为他们的案子辩护时，这个国家等待着最高法院的庄严判决，而罗斯福本人也很焦虑。经过两年的昂贵诉讼后，在1904年3月14日，最高法院以一个5∶4的极为接近的投票——福尔摩斯(Holmes)①持有异议——下达了解散托拉斯的命令。一阵狂喜！罗斯福使托拉斯“破产”了。现在，这个国家可以像往常一样，重新进行商业活动。这位中产阶级的总统胜利了。罗斯福现在可以继续攻击那些被明智又谨慎地挑选出来的罪犯，一次一个。而且，这些大亨仅仅拥有自保的手段：
尽管是在私底下谈论，但万能的希尔还是进一步谈论着这个话题。正如希尔这位垄断者笑着说道的那样，“现在，发行了两种股票来取代一种股票，他们用不同的颜色印刷，而这就是主要区别”。 这是人们对整个北方证券事件所说的最为鞭辟入里的话。“我已经在地球的表面上留下了我的记号，”希尔对着一张美国地图挥舞着手，之后补充道，“他们不能消除这些记号。”
正如一些人所预言的那样，最高法院的决定并没有“给这个国家带来毁灭”，而只是引起了一段时间的新鲜与不安，因为它要求按比例来清算控股公司的资产。
洛克菲勒-哈里曼一方大声地抗议了很长时间，因为回到他们手中的股票与他们投入到这家控股公司中的股票并不一样。每位所有人因为他北方证券公司的股份而收到了39·27美元/股的北太平洋铁路公司和30·17美元/股的大北方铁路公司的股票。但是，最终他们欣然地接受了这个事实。因为回到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一伙人手中的一批新的股票，带来了一笔意外之财，也就是一笔5800万美元现金的巨大利润。因此，罗斯福所憎恨的狡猾的哈里曼从失败中又取得了胜利。之后，哈里曼泰然地带着他巨大的装有战利品袋子，进行了新的投资或征服。这些又进一步锻造了集中控制的链条。事实上，在1904年之后的年份里，哈里曼或他的代理人，进入了巴尔的摩-俄亥俄铁路公司、艾奇逊-托皮卡-圣达菲铁路公司、伊利诺伊中央铁路公司，甚至纽约中央铁路公司的董事会。这在本质上是对西奥多·罗斯福改革运动的有效解说。
喧嚣与愤怒将会很快结束。1904年，竞选资金的最大捐赠者们将会是弗里克、哈里曼、摩根、斯蒂尔曼、乔治·古尔德、亨利·罗杰斯、阿奇博尔德以及公平人寿保险协会臭名昭着的首领亨利·巴尔德文·海德，罗斯福会渴望地将双眼从这上面移开。正如普林格尔说的那样，他们都已经了解到了，在猛烈地宣传了旨在阻止激进主义的改良措施之后，罗斯福激励着自己去安抚这些大实业家。在这一点上，摩根的圣乔治教堂的牧师，同时也是他密友的威廉·雷恩斯福特教士对摩根说道：“总有一个时刻，你将会跪下并且祈求上帝，让西奥多·罗斯福当选为我们的总统。”
通过比以前更不正当、更令人费解的手段，在西奥多·罗斯福之战后的近30年中，使小规模资本家退休或将他们没收，将大托拉斯建设成为坚固的“利益共同体”，这样的事情还在继续发生着。非社会性的过度消费、消费者的周期性贫困、美国储蓄与自然财富的错误引导以及管理不善，将通过不景气以及一场世界大战的方式，在荒年（紧随着“繁荣”的丰年）中得到补偿。工业联合体，就像由银行发起人所管理的铁路公司集团，将会通过诸如律师们总愿意提供的更加微妙或隐蔽的手段，来让彼此达成合作。
难道西奥多·罗斯福没有给出暗示？如果这些大联合没有做错事，他们就不会受到伤害。因此，“好的”企业将会变得兴旺，固定地得到一个平稳而不是高得过分的利润率。就像由盖里主管的一家公司一样，这家公司可能会通过共谋维持其价格结构。他可能会让他的工人每天工作12小时，并且他还在工厂中一直安插间谍，来铲除那些联合的煽动者。但是，该公司的董事们表面上是善良的。在董事会上，盖里将会禁止他们用因为出席而被奖励的20美元金币来赌博。
从“扒粪时代”以及大棒挥舞的时代中，这些大托拉斯所学到的就是，他们的任务或行动要特别地狡猾和谨慎。他们越来越少地以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或哈里曼的笨拙方式行动，而是寻求与公众舆论和解，雇佣“公共关系顾问”。这些顾问极为擅长宣传，通过这种宣传，呈现出了他们自己更为柔和的形象。在经过如此多的风暴动乱以及导致摩根公司与洛克菲勒公司之间1901年大休战的考验之后，在这些高端的地方出现了一个相对和谐的时期。最终，这显示了国家财富是怎样和平且平等地分割，并且在资本家的阶层中如何实行调和。早期缺乏组织性的经济中的竞争以及生动的战斗，开始变得罕见。正如一位评论员在繁荣的20世纪20年代所观察的那样，似乎“在面临共同危险时，敌对的银行集团掩藏了他们的猜忌之心。维护和保守统治的时代已经取代了创造和奋斗的时代。与20世纪头10年中的金融体系相比，今天的金融体系似乎是一个平滑的、科学监管的机构”。
科学监管？可能只会有几个季度而已。
从这个世纪开始，我们的经济组织的形式事实上就已经形成了。生产资料所有权、剥削劳动力和开发自然资源的方法变得固定了。对于那些已经知道芝加哥屠宰场以及卡内基钢铁公司的技术的人来说，亨利·福特（Henry Ford）只是一个刚刚过去的投影。对那些拥有足够长的记忆来想起疯狂金融的人们来说，1929年的英萨尔(Insulls)①以及范·思维雷根们(Van Sweringens)②
①美国幽默小说家芬利·彼得·邓恩（Finley Peter Dunne）所创作的评论时政的虚拟人物。
①当时的美国副司法部长。
①指的是在萧条期间芝加哥大资本家塞缪尔·英萨尔的破产。
②指的是大萧条期间范·思维雷根兄弟的破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