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色高照，大漠寂静无声，孤独而清冷的月色，显示出万古不移的时序常规。夜风呜咽，如有长笛悠怨而哀婉，缠绵在大漠旷野上。
黄沙白骨下的磷磷荧荧，闪现着生命的微弱；山鹰的翎毛，似带上呼呼作响的利箭，叩开黄沙之下淹没的古城。
长风疾云，战马悲嘶，勇士虎贲，大西北帕米尔高原延伸出西向中亚，东向青藏高原的一条烟云蔽空的大道，军旗和剑、血火与残杀的大道……时空在喝吼中演唱成白云、蓝天、云雀的宁静与美好，然后转而有丝绸与经卷、音乐与彩绘的大道……
西北兄弟民族的祖先，以血色之光划开一条历史的新兴演进，世纪新叶游牧于河西走廊与祁连山一带的匈奴、突厥、契丹、蒙古族人，在大迁徙，大流放，大征讨中铁旅漫卷，木轮辚辚，马背上的日月与篷帐中的粪火，沿途撒播着寻找家业的悲凉与炽热。
这里是自古兵家必争之地--嘉峪关，在这里，有着当时全国最大的钢铁国营企业之一，年炼钢能力达六十万吨以上的酒泉钢铁公司。
但它没有开坯机。
美丽的大西北，神秘而古老的大西北；
你经历了多少沧海桑田，桑田荒漠的变迁；
你见过多少鱼枯龙死，草生羊肥；
你的朗月疏星下，有多少野马嘶鸣、神秘的驼踪；你的绵绵无尽的黄沙下，有多少征夫的白骨和风干的血肉？
今天，就在今天，这群远离故土，远离亲友的
南方汉子，深入这不毛之土，他们的作为，也许在无垠的时空，仅是短暂一瞬，但，在你丰厚的阅历中，他们能给你留下一点什么样的残记？
工作的条件比“德钢”人预先想象的还要艰苦得多。
几乎所有的人，都是唇开嘴裂，满手伤痕；
几乎所有的人，都是还没有流出汗水，就先流了鼻血；夏天，烈日暴晒，蚊蝇成阵，病菌让人防不胜防；住在一支建筑队留下的土窝子一样的工棚里，用扣件连接几根钢管搭成的简易床，往往一掀开被单，便能抖出臭虫；冬天，强劲的大风沙裹着豆大的石子铺天盖地而来，除了必须出勤的人员，一般时候，谁都不能出门；最令人头痛的是冬季施工，气温太低，水泥刚刚浇下去便冻硬成冰，必须用钢筋打凿基座，通电加热使冰融化，才能继续施工……在“酒钢”，“德钢”人创造了一个奇迹，一个550型的开坯车间，按国营大厂施工进度，需用三年才能完成，但他们仅仅用了一百二十天。
这是无法比较的天差地别。
作为技术设计和现场指挥的谭玉国，他同样和普通工人一样，早晨六点钟进厂，晚上十点钟下班，几乎没有一天休息。
就在他接到妻子即将临盆生产的消息时，他没能顾得上回家看一眼，等到他回家时，孩子已经牙牙学语了……
他是我到“德钢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第一个采访的对象，也是我从别人口中听到的轶闻最多的人。
那天，窗外的阳光很好，风吹来“南春园”里草木的气息和花的清香，窗明几净的房间，预示着今天应是一席畅谈。
他坐于窗前，一脸淡定，此时，阳光照在他的脸上，才映照出眉宇间透出的肃穆和沧桑。是不是真的就是这样？现在让我们一起走近他这个人，走进他的生活。
他有个性，但不张扬，甚至可以说属于文静的那种人。他说，他是八角井镇土生土长的农民，他是由“德钢”一手培养起来的。
他就是在前面已经多次提到的谭玉国。
一九五八年，谭玉国出生于梨园村八小组，父亲谭信清，人很老实，也没有文化，但他知道，文化对于一个人的一辈子的重要，所以，尽管家庭条件并不是很好，但他还是尽力让谭玉国能读到什么程度就到什么程度。
尽管他对“颜如玉”、“黄金屋”、“粟万斛”之类的希望抱得并不是很大，但他希望谭玉国能多读一些书，多少能使家庭的未来有些许改变。
一九七七年，谭玉国高中毕业，仅几分之差，让他尝到“犹作长安下第人”的滋味。“榜上无名，脚下有路”，任何一个落第者都得有些类似的自我安慰，此话好说，但很难为。
“平生志业欲如何”，平息落第的痛苦后，谭玉国又不得不面临一次人生的选择。难道就真的做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在插秧、打谷、推鸡公车、深挖细铲中，磨骨养肠，盲目忙碌，却不能实现任何希望。谭玉国不甘如此。
但他还是在那样的环境中熬过了两年。
一九七九年，八角井公社的社办五小企业要在本公社内招企业工人，梨园村分到一个名额。在那时，一个高中毕业的招牌，应该还是很响亮的，所以，高中毕业的谭玉国就顺理成章地进了公社五小企业，分配到当时的八角钢铁厂。
谭玉国说：“刚进厂时，的确很高兴，以为最起码不必要一辈子拉架子车，混迹于田边地角，五小企业虽然算不得什么大天地，但对于一个农村的高中生来讲，也算是一个不错的平台。”
一切从头开始，谭玉国进厂被分配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到炉前勾钢。
他干得很努力，也很认真，并且一干就是三个月。因离炉很近，火焰炙烤，使他年轻的脸庞上一脸都是蝴蝶斑样难看的火茧。
后来又调到轧机旁喂钢，也干了三个月。
一九八○年，时任厂长的王周龙认为要把厂办好，就需要有自己的技术员，当时在厂里是最高学历的谭玉国便被派到重庆大学冶金系，学习轧钢原理、孔形设计、金属学、钢坯加热的理论。
这一次学习，是个短期的培训，时间只有三个月。
而仅这三个月，就奠定了他从事技术的理论基础，让他受用终身。
这是他从读书以来就向往的高等学府，所以他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他非常认真，也非常刻苦。
因为此次学习，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事情，它牵涉到钢厂今后发展技术支撑的重大责任，关系到一方百姓能否因此厂而兴而富的社会命题。
--这远不只是他个人的事情。
没有作息的划分，没有了白天和晚上，“废寝忘食”这个词用在表现当时谭玉国学习的劲头上的确比较合适。
拥坐书堆，就像走进了一个漫长钢铁发展的历史，游弋于无数闪亮智慧的宝典之间，人类科学才智的结晶，注入他的灵魂，操持着他生命的盈亏胀缩。外面的世界，有精彩，有无奈，有风，有雨，有雷鸣，有闪电，有星，有月，有人的尖叫，有虫的吟唱，一切的一切，都似乎与他无关。
在那科学的世界里，在那钢铁丛林中，他享受着人生的安详，与同仁唱和，与前辈对话。这里，是他精神的巢穴，生命的禅床。
谭玉国，如隐士于深山，如老僧于禅房，在这科技的世界里，吞吐着，领悟着。和谭玉国一起参加培训的，基本上都是国营钢厂派来学习的，他们对谭玉国那种对自己如此苛严的认真表示很不理解，有的甚至还来点含沙射影的讽刺。
认真本是人的一种好的品性，但在有些人眼里，与迂阔同名。
谭玉国说：“他们可以不认真，也可以什么都不学，因为他们有退路，有打不烂的铁饭碗，这个钢厂垮了，可以调到那个钢厂去，工资照拿，而我不敢不认真，不敢什么都不学，因为有了技术，才可能有厂，没有技术，厂就不能生存，厂在我们在，厂垮我们就得走人，重新回去担粪挖土。”
华盛顿说：“如果所学的知识没有用，就等于是张白纸。”学以致用是读书的终极目的，谭玉国在重庆大学学习期间，就结合当时钢厂的情况，开始了他最初的设计。
回厂之后，也许是出于一种书生意气，也是因自信得有些许偏执的缘故，更可能是经验的缺乏，他的设计和规划难免出现一些错误，才出现了那台三辊式250×4型轧机安装孔错位的失误。
他真正的成熟起来，是在一九八一年那次事故之后。
一九八一年旧历七月的一天，那天很热，盛夏之后的秋老虎在川西坝子上大显身手。厂里决定于当天下午为那台三辊式250×4型的轧机换过轧辊后试车。
为保证下午试车成功，还来不及吃午饭的谭玉国便预先来试空车。他刚刚开动轧机，便发现浇模轴承超热冒烟，出于对设备的珍爱，出于作为一个技术员的责任心，他忘记了一切，几乎下意识的一手关电阀，一手去插轧机上的冷却水管。
事故就发生在疏忽的瞬间。
对于机械设备的操作进程和注意事项，他曾不止千百遍地叮嘱过工人们，而当他看到浇模轴承冒烟时，他自己却什么都忘了。
飞速转动的轧辊，毫不留情地咬住了他左手的手套，咬住了手套内的手。
就在那一刹那，几乎只是种本能意识，他叫了一声：“糟了--”
随后，脑海里便是一片空白。
没有语言能说明他当时的那种感觉--
就在四个指头被轧辊绞断的那一刹那。
一刹那究竟有多久？
一弹指间就是六十刹那。奇怪的是，人在决定其终身的事故发生时那一最后瞬间，其思维敏捷，想到的事可能是人在平时一天一夜都想不完的。
现在连谭玉国都想不起，在那一瞬间，他究竟想了些什么？
也许是因为想得太多，就等于什么都没有想。
所以他说他当时还很“平静”。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就是一刹那，就决定了他人生中的残缺和遗憾，改变了他人生轨迹中的许多东西。
那年，他二十三岁，正是作为一个男人恋爱、准备成家的年岁。
二十冒头的岁月，可以使一个不谙世事的男孩，变成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
二十冒头的岁月，可以让朝气蓬勃的小伙，变成一个早知天命的老头。
总之，谁也不能否认，二十冒头的岁月，的确能改变许多东西，它是人生中一个重要的环节。
而对于失去了一只手的谭玉国，又将是一种怎样的改变？
这是他失去左手的一天早晨，一个很平常的早晨，初秋的晨晖淡淡地洒在5·12厂职工医院，一个房间的窗口。谭玉国一动不动立于窗前，在他的脸上，写满了憔悴与疲惫。当厂里领导和工友们，以最快的速度把他送进医院，进了急诊室的门，这扇门，隔断了过去，隔断了梦想，隔断了他和一个新津女孩确定了的恋情。
他已经不再是以前的谭玉国了。
在此之前，他是父亲的骄傲，他的身上承载太多的理想，但现实却是残酷的。他不知道，在以后的日子里，能实现多少父亲的期盼。
在母亲的眼里，儿子总是最棒的，他是一个家庭希望最好的载体，她最担心的，是自己的儿子能不能顶天立地？让她能不能感觉到有力的支撑？
在近邻中，亲友间，他们曾说谭玉国是好样的，将来肯定有出息。
但现在他们都说，谭玉国这辈子可能完了，真的可惜了……那时，谭玉国所希望的，不是悲戚的泪水，爱莫能助的叹息和同情，他需要一个能真正走进内心的爱的安慰。
他常常一个人枯坐于医院，从清晨到黄昏，到漫漫的长夜，忍受着原我和现我的内心断裂的苦痛与挣扎，等待着一个“打完了谷子就来看你”的约定，期望着一张在脑海中出现过无数次的清秀的脸庞突然出现在他的病榻前。
稻谷收仓已经有些时日了，但当初和他约定的新津的女孩并没有在他面前露面，事实证明，这是一种无望的守候。
谁又愿意与一个已经成残疾的人相伴终身？
把自己的幸福寄托在一个已经失去一只手的人身上，岂非过于渺茫？
谭玉国说：“如果换了是我，我也同样作出和她一样的选择。”
对于这个没有任何回馈的结局，他不是不在乎，是在乎不起。特别处于当时他的那种状况，最怕的是失去已经拥有的东西。在没有来之前就失去，让他还能够接受这样的结果。过于沉溺于已经干涸的爱的河床，与生命的节奏不合。
他的父母最担心的不是谭玉国今后的人生路怎么走，而是他今后的生活怎么过。失去了一只手的人，生活的自理能力自然相对差些，而失去一只手的人，特别在农村，就完全有可能进入单身之列。
他的父母说：“我们活着，我们照顾你，但我们总会先你而去，等我们老了后，你怎么办？”
谭玉国说：“我理解父母的担心，但我认为他们考虑太多，我从一些报章杂志上看到，一些没有双臂的人都能坚强地活着，而且有的还活得很好，何况我只失去了一只手。”为了免去父母对他今后生活的担忧，不久，一个女人便走进了他的生活。
但这个女人从来没有走进他的内心。
谭玉国说：“承认这桩婚事，是为了让我父母放心，同时也让那些认为谭玉国已经完了的人看看，我还是一个能够娶得到妻子的人，不会光棍一辈子，尽管我已经残疾。”就从他们走进这桩婚姻的那一天开始，谭玉国又开始了他长达十余年的，对这桩无爱的婚姻的挣扎。
对于这桩婚姻，我不知道如何去评价，但我知道这是地摊类杂志好的看点，是一些善窥别人隐私的闲人的话题，是一些无聊者茶余饭后的谈资。
我也知道，一个人有权利对自己的感情负责，在世俗的伦理道德和自己真诚情感中挣扎，是一件非常残酷的事。
对于一个对自己感情负责任的人来说，维持一桩没有爱情的婚姻，是一种痛苦，不管对别人，还是自己。
只要你觉得离婚能够给你带来真爱和幸福，那就大胆地离吧。但目的必须纯洁，而不是虚假的时尚。
谭玉国说：“但我非常感谢我的前妻，至少在当初她没有嫌弃我是个残疾人。”而谭玉国最担忧的是今后的人生路该如何去走？
他对自己说：“以前的谭玉国已经死了，我要重新塑造一个自己。”
失去了一只手，当然是一件不幸的事，但不一定是件坏事。
如果他一直好脚好手，在那么一个固定的位置上，一帆风顺、春风得意终此一生，也许才是真正的不幸。
一个哲人曾经这样说过：一个人起码要在感情上失恋一次，事业上失败一次，选择上失误一次，才能长大。而谭玉国才刚刚二十冒头就有了这些经历，并且在他身上，还得加一次断手挫折。
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他不就此沉沦，他就能干出不同于常人的成就。因为苦难对于弱者是深渊，对于强者就是财富。
失去了一只手，唤起了他埋藏已久的梦想，他会想尽办法去挖掘自己的潜能，谭玉国说：“在此之前，我并没有考虑一个人终极的意义，现在我开始考虑了，这次挫折，让我在以后的许多事上，比以前明智多了。”
在此之前，他可以没有梦想，但现在他不能没有梦想；在此之前，他可以心高气傲，但现在他不能不理性明智。
比起一个健全的人，他已经失去了一些优势，他现在必须考虑用什么方法，才能让自己少花些时间，少走些弯路。
每个人头顶的天都一样大，死后都不会带走什么，所以，他得去拼一拼，成败与否，要的不是结果，是过程。
现在，对于他来讲，机会和事业比什么都重要，他所要从事的事业，首要目的不是为了得到什么，而是要去挣一个什么样的未来。
也只能这样，才能对得起生他养他，对他满怀希望也满心焦虑的父母，也只有到那时，他才可以用感恩的目光去凝视双亲，告诉他们，他无愧于做他们的儿子。
当然也无愧今生。
所以，他又重新以一个生活的强者的姿态站了起来，跨出了重新塑造自我的第一步。刚在医院住了一个星期，谭玉国听说厂里又有一个孔形要设计，他就喊护理人员帮忙传话，主动请缨。
在病床上，他很快就把孔形设计出来，他的目的是让工友们和厂里领导知道，谭玉国虽然失去了一只手，但人还没有废，尽管他不能到生产第一线具体操作什么，但他可以用脑，用自己的所学为厂做他所能做的事。
他的行为得到全厂上下的一致认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