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的笑声是明朗的，是从心里的欢喜。若有人说了什么可笑的话，鲁迅先生笑得连烟卷都拿不住了，常常是笑得咳嗽起来。
起笔即是真率。起笔即是天然。起笔即是深情。怀念的文章写得如此生动，跳脱，灵性，别具一格，也就是常出入鲁迅先生家的“红姑娘”可以做到如此。回想往事，她曾兴奋地冲到先生的房间报告：“出太阳了！出太阳了！”带来一片笑声。尽管引人大笑和令人心酸的一切都变成了往事，但它们并没有随时光和逝者一起流走，它们在萧红的记忆里贮存着、发酵着，她不断地回想、反刍，直至它们散发出令人惊讶的美和气质。
萧红的回忆使我们不得不重新看她，看她和鲁迅之间的这一场相识：鲁迅先生走路很轻捷；鲁迅先生不大注意人的衣裳；鲁迅先生就在躺椅上看着我；鲁迅先生在北平教书时，从不发脾气；鲁迅先生很喜欢北方饭；鲁迅先生不戴手套，不围围巾，冬天穿着黑石蓝的棉布袍子，头上戴着灰色毡帽，脚穿黑帆布胶皮底鞋；鲁迅先生坐在那和一个乡下的安静老人一样；鲁迅先生吃的是清茶，其余不吃别的饮料；鲁迅先生住的是大陆新村九号；鲁迅先生的书架；鲁迅先生的客厅；鲁迅先生的书桌；鲁迅先生寄书时喜欢码得齐齐的；鲁迅先生新剪了头发；鲁迅先生又咳嗽了；鲁迅先生一夜未眠……
通篇都是鲁迅先生，满纸都是鲁迅先生，萧红姑娘像着了魔。鲁迅生活中的所有琐屑，他家的居住陈设，许广平的忙碌，海婴的顽皮，她把回忆写得如此细微，如此逼真，如此美好，如此光明正大——只有萧红写她的鲁迅先生时才可以做到如此，只有彼此坦诚相知亲切相待的人才可以做到如此。
那张画，鲁迅先生未生病时，和许多画一道拿给大家看过的，小得和纸烟包里抽出来的那画片差不多。那上边画着一个穿大长裙子飞着头发的女人在大风里边跑，在她旁边的地面上还有小小的红玫瑰花的花朵。
记得是一张西方著名画家着色的木刻。
鲁迅先生有很多画，为什么只选了这张放在枕边？
她写得多么好——情深意浓，但行文欢然，她未曾渲染过一句自己的深切想念，但这想念却如空气般浸在文字的肌理。面对已然消失的那个人，用文字思念是不是最笨？读着这生机盎然的回忆，读者无法不体会到书写者内心的“痴心妄想”，——她想用这样的方式消除自己的悲伤，而更大的野心也许是她希望藉助文字让那个消失的人重新回来，让他的音容笑貌聚拢来，她渴望他鲜明地活着，活着，活着。
死心眼的拗脾气的姑娘，她终于做到了。《回忆鲁迅先生》写得别有生命，别有神情，别有温暖，别有柔软，别有光泽。萧红写了整整三十页的回忆鲁迅先生！她写得不易，写得艰难，写得痛楚——他被肺结核折磨的痛苦，她有；他和受苦人民一起受苦，她在受；他一直以来体会的“异者的孤独”，她在体验。发表这个回忆时，鲁迅已经去世两年多了，这些字是不是在萧红脑海里已经储存了两年？萧红写得坦然、亲近，全心全意，她居然能用最普通最平实最简单的手法将一个逝者写得如此生气勃勃：她书写了有音容笑貌的鲁迅，一个多重身份的人——父亲，丈夫，朋友，导师，男人，老人。
尽管读者们后来发现，鲁迅在萧红文章中某些地方“竟以脾气坏、固执而又刻薄的形象出现”（葛浩文《萧红评传》），但是，这恐怕也正是萧红回忆的魅力，她不是在写光环下的伟大人物，而只是在写一个生活中可亲可感的人。在萧红天真而富有活力的文字世界中，永远不会因为某个写作目的而遗失我们生命中那些“灰色地带”、那些被刺目的光环所忽略的“活生生”，因此，在无数的回忆与缅怀里，只有萧红，写出了“这一个”鲁迅和鲁迅一家；只有萧红，写出了立体的而不是扁平的鲁迅；七十年来，她的回忆一枝独秀，为无数人诵读和感怀，她使历史长河中刹那的鲁迅变成了我们面前永远鲜活的那个人。
三
照片里的萧红令人难忘。年轻时代的她嘴里顽皮地叼着一支烟斗，身边有着同样年轻的萧军。她有民国女人独有的美丽，但也并不特别美。脸有些硬度，表情有悲苦和柔顺之色，但又深藏叛逆气息，还有一些宝贵的孩子气。从二十岁到三十岁，写作十年使萧红的面容和表情有了非常大的变化，羞怯和青涩慢慢褪去，她越来越成熟，眼神变得坚定，尤其是她在西安的那张照片。尽管人们为她没有去延安而深深遗憾，但也正是在那张照片上，我们看到她的脸上闪现出了明媚的笑容，短发衬着大眼睛，那是越来越有主见的面孔，是一种大释放后的轻松，是对个人执拗的彻底坚持。在她去世之后，女友们都回忆说她讲一口好听的东北话，喜欢抽烟，既温柔又爽朗，许广平还说起她是天真无邪的姑娘，笑声里有些神经质。
当然，她们都提到萧红脸上弥漫的忧愁，提到她那曾被拳头打得青紫的脸，欲言又止的眼神，以及下身流血的妇科病症。二萧是文学夫妻，但未必性格相宜。萧军在萧红去世多年后说到她身上“妻性”的缺失，说到他对她作品的认识——这让人意识到他们之间有太多的不合适，性情的、文学理念的、恐怕还有身体上的。萧军是练武之人，他是健壮的，而萧红年纪轻轻就有生产后孩子夭亡的惨痛经历，一生都为头痛、失眠以及妇科病所苦。有这样身体条件的萧红，注定在情感上优柔寡断，反反复复。这个从小缺失家庭之爱的姑娘，一辈子都在寻找像大地一样的包容；而那些和她亲近的人：鲁迅、许广平、茅盾、柳亚子，也都是她的长辈们。
这样一位女性，即使现实中可以获得片刻安稳，内心也总是会惊涛拍岸。不过，虽说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写作中却换了一个人。她的小说里几乎从不提自己身上的不幸，她绝不通过舔吮自己的伤口来感动他人。很多小说家常常用“真实材料”写自己，起初，也许这些材料看起来是坚固的，但很快它们就会挥发和风化，变成泡沫和垃圾，不值一提。萧红绝不是这种作家。她绝不将自己的不快和疼痛放大并咀嚼。相反，她对他人的快乐和不幸念念不忘并抱有深深的同情和理解。所以，一拿起笔，她身上的一切负累都神奇地消失了。
《呼兰河传》写得澄明，辽远，清澈。
花开了，就像花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鸟上天似的。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一切都活了。都有无限的本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倭瓜愿意爬上架就爬上架，愿意爬上房就爬上房。黄瓜愿意开一个谎花，就开一个谎花，愿意结一个黄瓜就结一个黄瓜。若都不愿意，就是一个黄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有人问它。玉米愿意长多高就长多高，它若愿意长上天去，也没有人管。蝴蝶随意的飞，一会从墙头上飞来一对黄蝴蝶，一会又从墙头上飞走了一个白蝴蝶。它们是从谁家来的，又飞到哪家去？太阳也不知道这个。
只是天空蓝悠悠的，又高又远。
可是白云一来了的时候，那大团的白云，好像洒了花的白银似的，从祖父的头上经过，好像要压到了祖父的草帽那么低。
我玩累了，就在房子底下找个阴凉的地方睡着了。不用枕头，不用席子，就把草帽遮在脸上睡了。
萧红发明了一种透视世界的方法。透过后花园，借助于童真无欺的女孩视线，她写出了人世存在的“普遍性”。那是什么样的普遍性呢，在《生死场》里是天地不分，生死无常；在《呼兰河传》里则是人与自然唇齿相依、万物皆有灵性、万物自在生长。萧红透过回到童年的方式寻找到了我们被“社会化”和“习俗化”前的美好：自由自在，成双成对，美好多情。
说也奇怪，我家里的东西都是成对的，成双的。没有单个的。
砖头晒太阳，就有泥土来陪。有破坛子，就有破大缸。有猪槽子，就有铁犁头。像是它们都配了对，结了婚。而且各自都有新生命送到世界上来。比方坛子里的似鱼非鱼，大缸下边的潮虫，猪槽子上的蘑菇等等。
萧红对大自然情有独钟。我们能体会到她对于大自然的温度，在大自然里，她自在、欢愉，物我两忘。也难怪，萧红从小在老祖父的后花园里长大，大自然是她的朋友和亲人，是她书写的主角，她用描写自然的方式描写人类情感，那些伤感和喜悦。“一切景语皆情语”即是此意吧？萧红笔下那肥绿的叶子，烧红的云彩和作浪的麦田，那亘古不变的大泥坑和牛羊都不是点缀或装饰，而是她作品中带有象征意义的光。正像吴尔夫评价艾米莉·勃朗特说的那样，我们在她那里体会到情感的某个高度时，不是通过激烈碰撞的故事，不是通过戏剧性的人物命运，而只是通过一个女孩子在村子里奔跑，看着牛羊慢慢吃草，听鸟儿歌唱。
想要理解这个女人对大自然的情感表达，我们得弯下腰来，把自己变“小”，但是，这一点儿也不是“强迫”——不知道这姑娘用了什么样的方法或变了什么样的魔术，当她“话说当年”，当一个童稚的声音响起，我们会自然而然地回到“过去”，自然而然地变“小”，变得“单纯”，眼睛仿佛戴上“过滤镜”：孩子看到的天空是远的，孩子看到的花朵是大而艳的，孩子闻到的泥土是芳香而亲切的，孩子是游离于成人文化规则之外的。感受到不染尘埃的美好，便会体察到陈规习俗对于一个人的扼杀，对异类的折磨：长得不像十二岁高度的小团圆媳妇被抬进大缸里了，那大缸里满是热水，滚热的热水。“她在大缸里边，叫着、跳着，好像她要逃命似的狂喊。她的旁边站着三四个人从缸里搅起热水来往她的头上浇。”小团圆媳妇因不似“常人”而“被搭救”和“被毁灭”了，无邪的女童大睁着眼睛看着她的挣扎和无路可逃——病床上的萧红则默默注视这一切，微笑中带泪。
呼兰河的天地多么美好！“那些天空的云，从西边一直烧到东边，红堂堂的，好像天着了火。”还有那水上的河灯，“河灯之多，有数不过来的数目，大概是几千百只。两岸上的孩子们，拍手叫绝，跳脚欢迎。灯光照得河水幽幽地发亮，水上跳跃着天空的月亮。真是人生何世，会有这样的好的景况。”萧红伤感了，这情绪成为了《呼兰河传》的经络。这部作品含有中国传统文人常有的伤怀之情——未进入现代话语体系的中国文人有着中国传统的时间观和幻灭感，他们懂得越是炫目的美越稍纵即逝，他们为此写下流传千载的名句。伤怀之情弥漫在萧红的世界，这在现代以来的作家那里是少见的。
每到秋天，在蒿草的当中，也往往开了蓼花，所以引来了不少的蜻蜓和蝴蝶在那荒凉的一片蒿草上闹着。这样一来，不但不觉得繁华，反而更显得荒凉寂寞。
繁华中看到荒凉，盛景中看到没落，萧红捕捉到了瞬间存留的微妙情绪，从而使自己进入了绵延不绝的文化传统。但是，萧红面对故乡的态度却也是有意味的，《呼兰河传》并不是关于故乡的赞美诗，远远不是。这个多情而敏感的女人有她自己的严厉和理性，审视、批判以及反讽的态度在这部回望故乡的作品中显现着迷人的光泽——想念故乡时也在严厉审视着故乡的愚昧、封建与令人无法忍受的国民劣根性，书写眷恋和怀念时也带有微妙的讽刺和冷冷的疏离，萧红书写了永远的最复杂意义上的乡愁。
完成《呼兰河传》时已经是一九四零年底，她的生命还有一年。近十年的写作练习使萧红懂得如何用力和惜力，懂得如何将自己的笔与自己要书写的世界粘得紧些，更紧些。混沌之美之外，她慢慢懂得有一种美是浑然天成。越来越多的读者们感受到，《呼兰河传》是一部有复杂声音的作品，愉悦、欢喜奇妙地和悲悯、批判混合在一起，纵横交错：纯净和复杂、反讽和热爱、眷恋和审视、优美和肮脏、刹那和永恒、女童的纯美怀想与濒死之人的心痛彻悟都完整而共时地在这部作品呈现出来。藉由《呼兰河传》，萧红完成了关于我们情感中有着暧昧的艺术光晕的“中间地带”的书写，也完成了属于她的既单纯明净又复杂多义的美学世界：写彼岸时写此在，写生时写死，写家乡时写异乡，写繁华时写悲凉。
然而，即使如此美妙，作家还是受到了批评，尤其是《呼兰河传》之后，事实上，萧红从写作以来就受到朋友们的委婉批评，她被许多人视为不会写小说，毫无章法，只会写些随笔和散文；她还被视为多愁善感，有消极思想。萧红写作的十年，一直伴随着这样的判断和评价，终于，这一次，这位勤勉的女性书写者不想沉默下去了，在和作家聂绀弩的谈话中，萧红向铁板一样强大的规则世界进行了有力的抗辩：
有一种小说学，小说有一定的写法，一定要具备某几种东西，一定写得像巴尔扎克或契诃夫的作品那样。我不相信这一套。有各式各样的作者，就有各式各样的小说。
毫无疑问，当这个姑娘大声地说出“我不相信这一套”时，那个懵懂的靠本能写作的女人已然成长为文学世界里坚定的超越陈规者、有力量的“开疆拓土者”。
四
萧红与世界抗辩的模样令人着迷，可惜，她再也没有机会了，一九四二年一月，三十一岁的她被死亡裹挟而去。
然而，那座被命名为呼兰河的北方小城却神奇地从黑暗中挣脱而出：蛙鸣震碎每个人的寂寞，蚊虫骚扰着不能停息；蝴蝶和蜻蜓翩翩飞舞在泼辣的花朵上；花朵从来不浇水，任着风吹太阳晒，越开越红，越开越旺盛；隔壁的冯二成子和王寡妇结了婚，百感交集，彼此对着哭了一遍；女子们早晨起来打扮好，约了东家姐姐，西家妹妹去逛庙会了；戏台上出来一个穿红的，进去一个穿绿的，台下看戏的人们笑语连天，闹得比锣鼓还响……
命运剥夺了萧红的生命权，她用别一种方式返回人间。
选自《人民文学》2011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