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就一般意义上的民族概念及其与文学的关系而言，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比如，中华民族及其民族认同感更多建立在乡土乡情之上。这显然与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的文化发展方式有关。从最基本的经济基础看，中华民族是农业民族。中华民族故而历来崇尚“男耕女织”、“自力更生”。由此，相对稳定、自足的“桃花源”式小农经济和自给自足被绝大多数人当作理想境界。正因为如此，世界上没有第二个民族像中华民族这么依恋故乡和土地。而农业民族往往依恋乡土，必定追求安定、不尚冒险。由此形成的安稳、和平的性格使中华民族大大有别于游牧民族和域外商人。反观我们的文学，最撩人心弦、动人心魄的莫过于思乡之作。“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诗经》）；“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杜甫）；“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李白）；“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王安石），等等。如是，从《诗经》开始，乡思乡愁连绵数千年而不绝，其精美程度无与伦比。当然，我们的传统不仅于此，经史子集和儒释道，仁义礼智信和温良恭俭让等等都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而且，这里既有六经注我，也有我注六经；既有入乎其内，也有出乎其外，三言两语断不能涵括。然而，随着跨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资本对世界的一元化统治已属既成事实。传统意义上的故土乡情、家国道义等正在淡出我们的生活，麦当劳和肯德基，或者还有怪兽和僵尸、哈利波特和变形金刚正在成为全球孩童的共同记忆。年轻一代的价值观和审美取向正在令人绝望地全球趋同。与此同时，我们的文化取向也从重道轻器转向了重器轻道。四海为家、全球一村的感觉正在向我们逼近；城市一体化、乡村空心化趋势不可逆转。传统定义上的民族意识正在消亡。
认同感的消解或淡化将直接影响核心价值观的生存。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民族认同感或国家意识的淡化必将釜底抽薪，使资本逻辑横行、拜金主义泛滥，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建成为巴比伦塔之类的空中楼阁。因此，为擢升民族意识、保全民族在国家和阶级消亡之前立于不败并使其利益最大化，我们必须重新审视自己的传统，使承载民族情感与价值、审美与认知的文学经典当代化。这既是优秀文学的经典化过程，也是温故知新、维系民族向心力的必由之路。于是，如何在跨国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传统的国家意识和民族认同面临危机之际，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守和修缮我们的精神家园成为极其紧迫的课题。这其中既包括守护优秀的民族传统，也包括吸收一切优秀的世界文明成果，努力使美好的价值得以传承并焕发新的生命。
当然，这不是简单的一句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就可以迎刃而解。盖因时代有所偏侧，同时也取决于人类社会及人性的特殊性和复杂性。
一切文学都是当代文学
克罗齐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同样，一切文学都是当代文学。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到的“世界文学”，便是基于对跨国资本主义的认知。在他们看来，“资产阶级，由于开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了世界性的”，“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因此，其概念完全不同于1827年歌德关于世界文学的理想主义猜想。盖因在歌德那里，世界文学时代的来临并非建立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本质基础之上，而是出于对《好逑传》或《萨恭达罗》之类的东方文学的激赏。在他看来，世界文学即各具特色的世界各民族文学的并存与交融。这多少在费孝通先生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那儿产生了回音。但遗憾的是这种理想主义已然在跨国资本主义时代的市场化全球大众审美趋同中彻底瓦解。
人类的自然需求式生产方式早已被资本驱使下的时尚制造方式所取代。人为的摩登、挖空心思的创意在资本的驱动下不断翻新并制造利润。传统（包括认知、价值观和审美方式）遭到了背弃。这不仅是诸君无谓地抢救“文化遗产”（包括早已被文明遗弃的巫巫傩傩或巫不巫傩不傩的劳什子）的理由，也是人们拼命强调国学（包括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国学”潮和近二十年的“国学”热）的重要依据。
然而，西风浩荡，人类文明的历史是取代性、颠覆性和不可逆性的。不仅资本主义是历史的必然，而且人性如此。一切悖逆只不过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如是，跨国资本主义正在使人类价值、审美乃至语言向资本支配者趋同。于是，人类文明的生态危机必然显形，而且已然显形。于是，尽可能地守护美好的民族传统不仅是出于文化生态多样性的需要，更是重情重义的君子之道、人文之道。盖因文学是加法，是不可再造的。套用阿瑞提的话说，如果没有哥伦布，总会有人发现美洲；没有伽利略，也总会有人发现太阳黑子；但若没了曹雪芹，又会有谁来创作《红楼梦》呢？这种不可替性和偶然性决定了文学作为民族文化基因或染色体的重要地位。当然，这并不是说只有传统的才是美好的，而是在于如何使传统获得升华与新生。瓦格纳的名言是“不要模仿任何人”。即使模仿也是为了创造的继承，而非简单复制（撒切尔夫人关于中国只产出商品、不输出思想的说法显然是指我们缺乏思想）。
但思想理论的形成并不能一蹴而就，文学理论亦然。当然，我们并非没有可能，更不应坐以待毙。除了探寻和把握事物规律，我们拥有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及国际国内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教训等极为丰富的思想文化遗产。遗憾的是目前充斥我国文坛的恰恰是山寨版产品，以至于精神垃圾较之有毒食品、伪劣货物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学术伪命题及去心化现象比比皆是；文学语言简单化（美其名曰“生活化”）、卡通化（美其名曰“图文化”）、杂交化（美其名曰“国际化”）、低俗化（美其名曰“大众化”）等等，以及工具化、娱乐化等去审美化、去传统趋势在网络文化的裹挟下势不可挡。凡此种种所承载或导致的价值混乱和认知错乱愈演愈烈。中华民族又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然而，危机是全人类的。用古人的话说，“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如今，诸多民族语言正像许多物种一样快速消亡。就连某些西方国家的知识精英也感到了来自资本主要支配者的话语压力。都德所谓“只要法语不亡，法兰西民族将永远存在”的著名论断有可能反转而成为箴言。强势的资本话语似黑洞般，正在饕餮般吞噬各弱小民族赖以存在的基础。传统意义上的民族文学作为大到世界观、小至语言、风俗、情感等等的重要载体，正在消亡。其症候之一便是日益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国际化”流行色调。
以上只不过是在历史——现实——未来和作家——作品——读者向度或坐标上的一种概说。因此，严肃的文学创作、文学研究必须立足当代，同时又着眼过去、胸怀未来，而不是趋前不顾后式的追逐与同欢，或一味地玩“空手道”，甚至闭门造车、钻牛角尖。
我们的当务之急是向马克思学习，在认清资本丑恶本质的基础上批判跨国资本主义，从而对诸如村上春树、纳瓦勒·赛阿达维、伊萨贝尔·阿连德等东方或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化写家以及我们的某些80后、90后作家，甚至知名作家的去传统化写作保持足够的警觉。由此推延，一切淡化意识形态或去政治化倾向（尽管本身也是一种意识形态和政治）同庸俗社会学一样有害。在此，苏联解体之前的文学形态为我们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前车之鉴，而苏联（特别是流亡）作家接二连三的诺贝尔奖同样意味深长。但是，更加意味深长的是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所遭受的各种挤压。这与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关系甚微。盖因利益才是当今世界发展与碰撞的深层机制和最大动力。
总之，利益决定关系。而全球资本的主要支配者所追求的利润、所奉行的逻辑、所遵从的价值和去民族化意识形态色彩，显然与各民族的传统文化不可调和地构成了一对矛盾。如何从我出发，知己知彼，因势利导，为我所用地了解和借鉴世界文明成果，取利去弊、有持有舍、进退中度、创造性地守护和发扬全人类的美好传统，使中华民族在物质和精神的双重层面上获得提升和超拔，无疑是中国作家、中国学者和全体中华知识分子面临的紧迫课题。它不仅对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至为重要，对于守护世界文明生态、抵抗资本的非理性发散与膨胀同样意义重大。
选自《中华读书报》2011年10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