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廷便分段处理这个问题,从出家门到建平这一段,令王濬受杜预节度,等到了长江下游的扬州境内,再受王浑节度。
杜预接到诏书,便对诸将说,如果王濬攻下了建平,之后顺流而下,一路畅通,何必受制于我,反而误事。如果连建平这关都过不去,还有什么必要节度他。
他还给王濬写了一封勉励有加的私信,信中说,足下一路凯歌,攻下数个长江重镇,不妨直奔建业,拯救吴国人民,建立不世奇功,云云。
王濬收到这封信,心里美得很,羊公,你果然没看走眼,杜预先生是个厚道人啊。
之后的事情就很简单了,王濬继续向东,在王戎等人的合力下,又攻克了夏口、武昌等地,一帆风顺,直到建业上游几十里处的三山。
杜预东赴江陵,斩都督伍延。江陵一失,沅水、湘水流域,直到交州、广州等地的吴郡,纷纷投降。他便专心从事整编,安抚新附州郡的善后工作,并按照中央指示,分出部分兵力增益王濬、唐彬,助其声势。
成功恐惧症
不是每个人都像杜预那么高风亮节,成人之美,比如说,对于王濬的成功,王浑就有点不太高兴,确切地说,是很不高兴,嫉妒加忌惮。但这不代表王浑没有能力,更不能说明他是一个奸臣。
王浑,太原晋阳人,其父为魏司空王昶。
早年,王浑跟错了人,他跟着曹爽干,曹爽事败,他也被免了官,后来复起,做了一个芝麻官——怀县县令。这事给了他深刻的教训,从此之后,他找对了路,也使对了劲。在当了司马昭的参军之后,业绩优良,不断升迁,历经黄门侍郎、散骑常侍、越骑校尉。等到晋朝建立,王浑更是登上了一系列重要的岗位:徐州刺史,监淮北诸军事,豫州刺史。
徐州、豫州,其地理重要性毋庸多言,王浑也干得很好,开仓济民啦,改善军政啦,在边境建立威信啦,等等,使不少吴人越境投奔过来。
王浑还打退过吴国的进犯,一场漂亮仗。
那是泰始九年(273)秋天的事了。忙完了一季农活,豫州的军屯将士们放大假,只留了一个旅的人执勤。一个旅,按周制来讲是五百人。当然也有其他的说法,比如战国时齐国的一旅曾达到过两千人。另据庾信《哀江南赋序》,“孙策以天下为三分,众才一旅”。而袁术当年把孙坚旧部还给孙策时,数量大约一千多人。上下限都摆在这了,一旅人的数量,大概就这么几个可能。
这时候,偏巧吴将薛莹、鲁淑犯边,薛莹向新息(河南息县),鲁淑向戈阳(河南潢川西)。多少人呢?号称十万!当然了,号称一般不太可信,我们狠点,给他打个二折,算两万多人吧,那也是王浑兵力的十几倍了。
王浑就带着这一个旅的人,偷偷渡过淮河,出其不意,攻击薛莹。这次攻击出乎薛莹意料之外,一时搞不清对方深浅,居然被王浑给打跑了。
这次胜利不能排除运气的成分,但王浑确实够种。事后,迁安东将军,都督扬州,镇寿春。
王浑在扬州又创佳绩。当时,吴人在皖城大肆布置军屯据点,想以此作为进攻的基础。王浑派遣扬州刺史应绰出击,除了打掉皖城这个祸胎,还顺道端掉了附近一系列吴国军屯,烧掉囤积的粮食达一百八十多万斛,稻苗四千余顷,船只六百余艘。
这次胜利大大鼓舞了王浑,他的干劲更足了,没事儿就出去观察地形,偷窥敌城,他知道,大举攻吴的日子不远了。
所以,平吴大事,少不了王浑。
王浑这一路向南进发,先后攻破了寻阳(湖北黄梅西南)、濑乡(河南鹿邑),多有斩获。长江在望的时候,他终于遇到了顽强的抵抗。
建业可是吴国大本营,困兽犹斗。
不过,此时孙晧能用的人已经没几个了,于是以丞相张悌为军师,诸葛靓为副军师,加上丹阳太守沈莹,护军孙震带兵出征。
这好比一个象棋的单方面残局,车、马、炮都被对方吃了,保卫老帅的只有一个士,一个相,两个卒,让人心酸。
张悌,襄阳人,今年四十四岁,当年司马昭大举平蜀的时候,他才三十岁,只是一个屯骑校尉。不过,虽然年轻,张悌对天下的局势却有着格外清醒的认识,而清醒的人往往悲观。
在人们纷纷预测司马昭的行动能否成功的时候,张悌认定,蜀汉必亡。
大家表示不理解,司马氏掌权以来,魏国内部就一直矛盾激化,还未安内,就劳民伤财,远征巴蜀,你怎么知道他一定成功?
张悌说,曹操尚权诈,重刑名,对外征伐不息,魏国人民对他的怕更多于敬。曹丕、曹叡更不如曹操了,仗打得不比曹操少,而且生活奢侈,耗国库,失民心。而司马懿父子,外平忧患,内除苛政,选贤任能。这父子三人,都是大智大勇之辈,不然,怎么能做到淮南三叛,腹心不忧,曹髦之死,四方不动?蜀国的刘禅,哪里是对手?
尽管当时无人喝彩,但一切都被张悌言中了。
张悌看蜀国看得很准,看吴国也是一样,刘禅只是能力不够,暴虐还谈不上,咱家那位可是个自毁长城的主!如果不是能人都死光了,张悌怎么会短短几年内,就坐到了丞相的位子?
张悌认为,一旦晋国大举来伐,东吴必将土崩瓦解。
这一天,果然到来了。张丞相带着两三万人,心情悲壮,踏上征途。
吴军行到牛渚(马鞍山南),张悌下令西渡长江,主动迎击王浑。这时,沈莹提出了疑问,晋军凶猛,自开战以来,攻无不克,上游诸军丧失殆尽,这两三万兵几乎已经是我们的家底了,万一失败,那可就全完了。
张悌只能苦笑,到了这个地步,但凡长眼睛的人,都能看出东吴必亡。恐怕等不到王濬大军到来,将士们就逃光了。反正也是一个死,不如冒死出击,万一天可怜见,打败王浑,也许还能为东吴赢得一些时间。
如其丧败,当同死社稷。
在张悌的感召下,吴军似乎又燃起了一丝斗志,三万军队渡过长江,第一个目标便是驻扎在杨荷(安徽和县北)的晋将张乔。
张乔当时只有七千兵力,自忖抵抗不住,便闭城坚守,同时城头上挂起了白旗,不要逼我了,我认输啊。
诸葛靓提出屠城,张悌以事有缓急且杀降不祥的理由否决了,他接受张乔的投降,大军继续前进。
“张乔可不是真心投降,不过权宜之计,”诸葛靓很清醒,说,“如果把这七千人都坑杀,正可以长我军士气,若置之不理,必为后患。”
事实证明,诸葛靓说对了。
很快,吴军就与晋扬州刺史周浚狭路相逢。两军对阵之际,沈莹率领吴军中最为精锐的五千丹阳兵,对晋军发起了三次猛烈的冲击,晋军丝毫不乱。
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沈莹没有办法,便引军撤退。
撤退是一个比进军更考验指挥水平的课题,泄了气的吴军混乱起来,大家也不管什么队形了,也不管什么领导了,只顾逃命。
晋将军蒋胜、蒋班捡了个便宜,趁乱袭击。
张乔看到这个场面,立马把白旗撤了,擂起战鼓,就奔吴军而来。几路晋军,把张悌等人围住,斩杀士兵八千余人,沈莹、孙震战死。
只有诸葛靓领数百人逃出生天,他发现张悌不见了,赶忙领着人马前去营救。但张悌此行早就做好了以身殉国的准备,兵败,则以身死国,尚惜此命何为?
诸葛靓急了,国之存亡,岂君一人能支,生命诚可贵,何必呢?
张悌流泪了,喊着诸葛靓的表字说:“仲思啊,今日就是我的死日,当年我还是个孩子时,便得到你家长辈丞相(应指诸葛瑾)的赏识,人俱有一死,但恐死不得所,今以身殉社稷,复何道邪?”
诸葛靓也流泪了,死命去拉张悌,张悌不为所动,眼看晋军已经杀来,诸葛靓放开了手,自顾逃去,走出百余步,蓦然回首,张悌已经倒在晋兵刀下。
连丞相都战死了,东吴大势已去。接下来,王浑要做的,就是继续前进,攻占建业!
然而,这个时候,王浑却按兵不动。
有一种心理现象,叫成功恐惧症,眼看努力很久的事即将大功告成,当事人却害怕了,犹豫了。咱们常说的婚前恐惧,也是这种心理的具体表现之一。我怀疑,王浑此时的心情有点儿类似。
此战,最好不要冒任何损失风险,稳妥为上。
听说王濬已经来到建业上游的三山,王浑便写信让他到自己营中,商议军国大事。
王濬接到这封信,可不怎么高兴。这不是脱裤子放屁,多此一举么?孙晧现在的状态,束手就擒而已。
他的判断是对的。
几天前,吴将陶濬引兵从武昌回到建业,君臣相见,陶濬拍着胸脯跟孙晧保证,蜀船都是小船,哪里比得上我们东吴的大战舰,给我两万水兵,足以退敌!
从陶濬的话,我们可以看出,这位仁兄大概一路绕道走,从来就没亲眼见过王濬的船队,对蜀船规模的认识还停留在几十年前。
但孙晧相信了,他搜罗起所有剩余的部众,把兵符节钺都交给了陶濬,哥们,就靠你了。
陶濬没见过世面,不代表手下将士们不了解真实情况。什么?明天我们要去打王濬的航母?这不是找死么?
第二天一早,吴军人去营空,所有的士兵连夜逃走,一个没剩。
敌人都这个熊样了,收建业如囊中取物,何必调转船头,还跑去和王浑商量,到底有什么好商量的?
王濬不理解,王濬也不高兴。不管你了,先下建业再说,十年梦想,一朝成真,谁也别拦着我。
老王VS老王
孙晧耀武扬威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他发现,以前那些见了自己战战兢兢、莫敢直视的人们,突然变得嚣张跋扈起来。
先是几百人把他围在大殿之中,逼他杀掉近侍岑昬,等到王濬大军逼近,左右更开始大肆抢掠,还在皇宫里到处放火。
孙晧终于后悔了,写了封检讨书给司徒何植(舅舅),这一切都是我的错啊,你们投降吧,不要有什么心理负担。
薛莹此时为孙晧尽了最后一份力,让他分别向王浑、王濬、司马伷递交降书,这个计谋并没有延迟东吴的灭亡,但后来证明,对王濬、王浑争功一事,确实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太康元年(280),农历三月十五,王濬的舰队开到了建业。孙晧按照古礼,面缚舆榇,衔壁牵羊,投降。司马炎封孙晧为归命侯,年薪不菲:粮食五千斛,钱五十万,绢五百匹,绵五百斤。
天下终于统一了。
平吴之后,改年号为太康,全国上下痛饮庆功酒,一喝喝了五天,只有一个人深感落寞:王浑。
理性,似乎从来都是事后分析出来的。理性经济人只是一个神话,而理性历史人,同样稀少,当下的抉择,从来都是两难的,这种时候,勇气往往起着最关键的作用。比如,陈胜、吴广,九百人就敢揭竿而起。
要成功,先发疯,头脑简单向前冲。
王浑在该踩油门的时候,一脚捣在了刹车上,百日围逼建业,击溃孙晧中军,可占领建业的头等大功,却拱手送人。
然而王浑还不是最郁闷的人,很快,王濬就比他还郁闷了。
话说王濬回到朝中,本以为自己是个载誉而归的英雄,没想到迎接他的却如满天雪片般的弹劾,当然,这些弹劾主要来自王浑的亲信同党。
这个局面,其实早就有人预料到了,王濬的智囊何攀。早在王濬占领建业,接受孙晧投降的时候,何攀就建议,赶紧把孙晧移交给王浑和司马伷,由他们派人送孙晧去洛阳,饶是如此,王浑也没领情。
回到洛阳之后,两位王将军打起了口水战,虽然王浑人多势众,但王濬也据理力争,一个人先后递交了好几封论证严密的长篇大论,证明自己有功无过。一时间,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你说我不听号令,我说我是没及时收到号令,你说我抢掠吴宫,我说你才是纵容部下的人。其实,这些细节没必要纠缠,事情的本质很简单,争头功。
司马炎对此心中有数,且不说之前王浑在东南做出的贡献,这次吴国最后的抵抗力量,也是王浑的部队歼灭的,王濬才能下建业如入无人之境。于是,他对王浑的功绩大加肯定,晋爵为公,增封食邑八千户,转征东大将军,赠子弟为侯。
王濬的功绩也不容抹煞,毕竟是他勇往直前,拔得头筹,尽管朝中舆论一边倒,都要给王濬定罪,司马炎始终没有同意,一直说,无罪,勿推。廷尉刘颂给二人定功,以王浑为上,王濬为中,司马炎认为不公平,还降了刘颂的职。
为了勉励王濬,司马炎加其为辅国大将军,而实际待遇超出了旧制,和“征”“镇”字号的大将军等同,后又封侯,邑万户,等等。
然而,领导的苦心王濬似乎视而不见。每次一有机会觐见皇上,这老汉就翻过来掉过去地诉说自己的委屈,说到激动处,竟然拂袖离去,连声bye-bye都不跟皇上说。
这也就是司马炎,好好先生一个,换了别的皇帝你试试?但是,跟领导耍态度,毕竟是有极大风险的举动。
这时候,有人预见了王濬的危险。这人叫范通,是王濬的护军,两人还有点姻亲关系,虽然他名字不太好听,但绝不是个饭桶。
范通主动登门,向王濬指出了问题的严重性,“您立了大功,是件美事,可惜并未尽善,才有这连日来的一场争讼闲气。当日您凯旋归来,立刻激流勇退,回家休息,绝口不提平吴之事多好?人家要问起这事,你就说,主上领导有方,同事尽心尽力,我个人哪有什么值得一说的功劳?”
王濬听了,不以为然,老兄,我不是争功,我是惧祸啊,当年邓艾就是被剥夺了话语权之后,无从为自己分辩,才遭惨死的。
范通当场就说了,您觉得,以王浑在朝中的势力,就算您充分行使话语权,凭您一张嘴,说得过人家那么多张嘴么?这时候,只能以德服人,对吧。当年蔺相如怎么能使廉颇负荆请罪的?王浑一个巴掌拍不响,时间长了,他自己就惭愧了。现在您非争这口气,这不是不给王浑台阶下么?再说了,您怎么还敢给皇上摆臭脸?
王濬顿时醒悟过来,原来自己一直在钢丝上玩后空翻哪。邓艾怎么死的?根本不是没机会说话,而是话说得太多了,不把领导放眼里。
认识到错误之后,王濬停止了与王浑的争执。这就对了,你有什么功劳,最好由别人替你说,老王卖瓜就不好看了不是?
果然,人在自己安静下来后,就容易听到外界的声音。朝中还是有人帮王濬说话的,比如,博士秦秀、太子洗马孟康和著名的李密,都上表力争。不久后,司马炎又升级王濬为镇军大将军。
这事闹了一阵子,双方便罢手了。之后,两人之间一直有点疙疙瘩瘩的,比如,由此王浑因公事去拜访王濬,王濬先在家里布置好保镖,才敢相见。好在当时已经是和平年代,天下无事,两位老将军也都六七十了,再没什么合作机会,没有闹出什么乱子来。
太康六年(285),王濬卒,时年八十,谥号“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