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林党是晚明以江南士大夫为主的一个进步的政治集团。神宗后期，政治日益腐败，社会矛盾激化。万历二十二年（公元1594年），无锡人顾宪成被革职还乡，与高攀龙、钱一本等在东林书院讲学，议论朝政，指点江山，得到部分士大夫的支持，被称为“东林党”。东林党人反对宦官专权，要求革新弊政，反对矿监掠夺，主张开放言路，整顿税收，遭到顽固势力阉党的残酷迫害。在这场斗争中，虽然数起数落，终于在明熹宗初政时力占上风，内阁、都察院、吏部、兵部、礼部等均为东林党人所控制，权势盛极一时。
然而，东林党人最后却落得了几乎被一网打尽的悲剧——党人杨琏、左光斗等因弹劾魏忠贤被投入死牢，严刑拷讯，被打得奄奄一息；黄尊素、周顺昌等一大批党人惨遭杀害，东林党自此一蹶不振。
东林党人的际遇令人遗憾。他们的悲剧并不是历史在开玩笑，完全是事出有因，咎由自取。除了阉党势力太凶恶太强大外，一个极其重要的原因就是东林党人的心胸十分狭窄，不懂得争取和团结大多数。万历年间，统治集团分裂为许多地域性的党派，诸如浙、齐、楚、宣等党派，在激烈复杂的党争中，东林党人不是集中力量去打击和瓦解敌人，团结友党，争取多数，壮大自己，而是囿于门户之见，党同伐异睚眦必报，因此树敌过多，始终处于劣势。熹宗初政时，东林党人虽然控制朝廷，却没有致力推行自己的改革主张，不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而是忙于排除异己，打击宿敌，搞“大清洗”、“大换班”，搞“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那一套，凡浙、齐、宣、楚等党人，一概驱逐。东林党人的失策，无异于为渊驱鱼，为丛驱雀，使浙、齐、楚、宣等党人铤而走险，转而投靠魏忠贤来攻击东林党人。这样一来，力量对比发生了逆转，壮大了敌人，削弱了自己，“可怜豪杰沉血海。几多壮士化沙虫”，最后只落得孤军无援，几乎被一网打尽。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东林党人的悲剧告诉我们：干事业，得争取人心。心胸狭窄搞小圈子，不注意团结大多数，不去争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打击面过宽，四面树敌，是极为愚蠢的，无异于自杀。这个事实虽然已成为历史陈迹，但回首往事，对我们还是能够起到教育、启示作用的。
《天涯同舟》，1992，第3期
改革盛世话耶稣
在西方宗教界，耶稣是个谈不完的人物。关于耶稣的传说，《圣经》中的《新约全书》说得相当权威、详尽。诸如“耶稣出世”、“耶稣复活”之类的故事，不但是家喻户晓，人人皆知，而且有板有眼，自圆其说。耶稣虽然是个传说中的人物，但他确实改变了人类生活的某个方面——传说中的耶稣出世的那一年，便被定为全世界普遍使用的公元纪年的开始。
《圣经》中的耶稣，到了后来越来越成为作家、诗人、戏剧家们写作的题材。把耶稣的故事写得更加生动感人的要算英国诗人弥尔顿（1608—1674）了。他在其名著叙事长诗《复乐园》中写活了耶稣战胜魔王撒旦的故事。其时，人类祖先亚当、夏娃经不住撒旦的诱惑偷吃禁果，被上帝逐出伊甸园，上帝派耶稣去为人类恢复失去的乐园。这时，魔鬼撒旦又出现了。他施用种种诱惑和威胁手段，妄图使耶稣屈服。撤旦扮做农夫，故意请耶稣将石灰变成食物，妄图使耶稣滥用神力。耶稣无情地揭穿其伪装。耶稣正在旷野中忍受饥饿的煎熬，撒旦便变出一桌丰盛的筵席请耶稣受用，为耶稣严词拒绝。撒旦又用金银财宝进行诱惑。耶稣说，财宝金钱并非创建国家和治理国家的基础。撒旦一计不成又施一计，遂以王位和罗马帝国的一切荣誉地位送给耶稣，只要耶稣在他面前屈膝下跪，承认撒旦为主人。这同样也遭到耶稣的愤怒斥责。撒旦还不死心，在耶稣面前展示了古希腊的光辉文明来诱惑耶稣。耶稣说，这一切并没有什么了不起，我更为自己祖国的文学艺术的崇高而感到骄傲。最后撒旦把耶稣带到圣殿的楼顶上，问耶稣敢不敢在塔顶上站立或自塔顶上跳下去。耶稣在塔顶上稳稳地站立起来。撒旦大吃一惊，立时从塔顶上跌落下来。耶稣终于战胜了魔王撒旦。
耶稣显然是个理想化的人物。为实现拯球人类造福万民的伟大使命，他不仅“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还冰清玉洁，属守节操，经受住撒旦美餐、金钱、荣华富贵的种种诱惑，“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曲折不改心，高风亮节，铁骨铮铮，其浩然之正气令人钦佩。
弥尔顿笔下的耶稣精神，对改革盛世的居庙堂之高的人民公仆来说无疑具有其借鉴和启迪意义的。今天，建设宏伟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四化大厦，自然会有形形色色“撒旦”式的“魔鬼”或别的什么害物。在当代“撒旦”们诸如“美餐”、“金钱”、“名誉”、“美色”之类的“秘密武器”面前曾有不少人神魂飘忽跌倒而不自知。我们的公仆可不能糊里糊涂地被它“打”、“拉”、“迷”倒下去呀！
只要有“当代撒旦”在，秉持“耶稣精神”就决不是“天方夜谭”，这是正经话。
《特区时报》，1993．11．4
“厕吏”杂说
生活中常出有“酷吏”、“污吏”、“庸吏”什么的，“厕吏”还是第一次听见。后读冯梦龙《广笑府》果得证实。故事写某官贪得无厌，见东西就拿，没有人不受其害的。一天，他的朋友半开玩笑地对他说：“看你这种行为，只有让你管厕所，你才没有什么东西拿了。”谁知这官说：“我才不愁呢，要是让我管厕所，我会这样做：想去厕所的，我不允许他去；不想去厕所的，我偏要逼他去。这样还愁拿不到钱？”
“厕吏”的故事，可谓一种艺术的真实，而艺术的真实，往往是生活的真实。生活中常常有这么一种人，你要进来，他不让你进；要进，对不起，请交钱！你不想进来，他偏要制订政策、法规、条例或什么的硬逼你“进去”，同样也由不得你不交钱。
这不也很像古代那位“厕吏”吗？当然，比喻总是蹩足的，可现实的社会中就有这种“厕吏”。
只有下决心来硬的整治和夷除形形色色的大大小小的“厕吏“，我们的社会才能风清弊绝，我们的生活才能充满美好和希望。这也许是冯梦龙这则笑话对我们的一点启迪吧。
《海南侨报》，1993．10．9
“鱼头参政”与“三旨相公”
开卷有益，读罢《二十四史故事选集》，忽然要将“鱼头参政”与“三旨相公”凑在一起写些什么。
先说“鱼头参政”。宋朝真宗时有位叫鲁宗道的官员，“为人刚正，遇事敢言”，为真宗所赞赏。真宗后，被提拔为参知政事。一天，太后问鲁宗道说：“唐朝的武则天，是个怎么样的人呀？”言下之意很明白，她想自比武则天，让鲁捧场。没想到鲁宗道竟不买这笔账，回答说：“武则天嘛，是唐朝的罪人，差点儿把唐室江山都送掉了。”太后听罢，一愣了之，再也不吱声了。枢密使曹利用是太后的心腹，恃权骄横，无恶不作，谁都惹不起他，只有鲁宗道屡次在皇帝面前弹劾他。因此朝廷上无论贵戚还是权要，见到鲁宗道都有些心怵胆怯。又因为他姓鲁，“鲁”是鱼字头，且“言其骨鲠如鱼头”，后人们呼之为“鱼头参政”。
再说“三旨相公”。宋仁宗时的王珪，历事仁、英、神、哲四帝。自熙宁年间，拜参知政事，后任宰相，前后执政凡十六年，在位“无所建树，道谀将顺”，遇事自己不拿主意，一切依靠皇帝点头发话，大事小事，一律上殿去见皇帝。上朝前，总是说：“取圣旨。”皇帝发旨后，他总要说：“领圣旨。”下得殿来，答复旁人时，又总是说：“已得圣旨。”故朝中官员都唤他为“三旨相公”。
同是参知政事，同样参政议政，一个忠于职守，刚正敢言，做成了言如骨鲠的“鱼头参政”；另一个则惟卜惟尊，唯唯诺诺，做成了没骨头的“三旨相公”，其反差何其强烈！在“朕即天下”的吃人社会，出有“鱼头参政”可歌可赞，而出有“三旨相公”当然也情有可原。盖中国自古以来是“天王圣明”、“朕即天下”，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为言谔谔者大多几掉乌纱，殃难屡至，而言之诺诺者，大多太平无事，宦海如意。
由此想起了今日其位类似当年“参知政事”的官员们，肩负人民之重托，为国家利益人民事业而“参政议事”，不断涌现出一大批胸持正义，襟溢爱心，刚正敢言，“苟利国家生死与，岂因祸福避趋之”的“鱼头参政”。不过，遗憾的是偏偏还有一些把没有主见，没有观点，将自己脑袋上交的“三旨相公”式的人物，且其官运也颇亨通，这与民主与法制日趋健全的当今社会走向甚不相称。在当代“参知政事”中，多一些“鱼头参政”，少一点“三旨相公”，这无疑是时代之要求，社稷和百姓的呼唤。
《特区时报》，1993．7．8
县界无蝗
野史中常有一些半是认真半是调侃的纪事。近读郭子章《谐语》，得一则“县界无蝗”之趣事。说的是有一年江苏发生旱蝗之灾，泰兴县令行文欺骗其顶头上司州官说：“县界无蝗。”后蝗虫大为蔓延，其祸益烈，州官严以诘之，此县令辞穷，又言：“县本无蝗，盖自如皋（邻县名）飞来。”州官信以为真，遂按泰兴县令之意行文至如皋县，责成该县县令严加捕杀蝗虫，庶免蝗祸蔓延邻县，于是乎这泰兴县令便“平安无事”了。谁知这如皋县县令也不是好惹的，得其檄，回报曰：“蝗本是天灾，即非县令不才，既自敝邑飞去，却请贵县押来。”不出几天，传至都下，知者无不捧腹。
读至此，不禁掩卷长思。人群中确有一类假话说尽，文过饰非，功归于己，诿过于人者，这泰兴县令便是其佼佼者。明明是“县界有蝗”，他却“心比比干多一窍”，汇报时却变成“无蝗”；明明是“蝗祸愈烈”，无法抵赖，居然还巧舌如簧血口喷人，寄祸于邻县以确保自己之平安。深得“谎言重复一万次就成为真理”，“力战斗不如巧为奏”之精髓，倘让这号人当“父母官”，天下可真要倒大霉了。
“泰兴县令”式的人士总未免会有现丑之时，然而他们往往悠悠然压根用不着愁。何也？除了应变有术外，还总有个好上司。言“无蝗”，他点头；言“蝗自如皋来”，他亦点头，官僚糊涂得到了家。有如此这般的昏上司，焉能不出有“县界无蝗”之类的小人乎？
二千多年前，中国出现过这样的一桩奇观：信口雌黄，谎报政绩的阿大夫被恶“假”如仇、赏罚分明的齐威王投进油锅给炸了，余下的“谎言派”人士皆吓得直打哆嗦跪地求饶。以愚之见，对付“泰兴县令”式的人士最好让“齐威王”式的人来当其上司，否则，“县界无蝗”之类的荒唐事便永无绝日。
《杂文报》，1993．5．25
可敬的雷公
雷公是中国古代神话中的司雷之神。千百年来，雷公的形象在老百姓心目中似不那么美好，至少是一个性情暴烈有勇无谋神威无比而令人生悚的“爷”。“天打雷劈”可谓最可怕的事。
然而在陶渊明《搜神后记·章苘》中，雷公却显得有点可敬可爱可亲。文中写吴兴贫苦农人章苘与偷食的大蛇搏斗，大蛇被章苘砍伤，逃回蛇穴向雷公诉苦，言章苘虐害无辜欲置之死地，雷公大怒，决定“雷打”章苘，顿时，“云雨冥合，霹雳覆苘（农人）上。”章苘见状，乃跳梁大骂：“天使我贫穷，尽力耕垦，蛇来偷食，罪当在蛇，反而霹雳我耶？乃无知雷公也！雷公欲来，我当以设斫汝腹。”雷公挨了这一番辣蓬蓬的骂，不是恼羞成怒，破罐破摔，威发霹雳，对章苘打击报复，而是幡然知错，知错改错，最后消除误会而站在章苘一边，“须臾，云雨渐散，转霹雳向蛇穴中，蛇死者数十。”
贵哉，雷公。人无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无知而不求知；人不怕有错，怕就怕有错不识，有错不改，“一贯正确”死撑面子。这一点，雷公这“爷”不也值得我们好好学一学吗？
《海口晚报》，1992．11．27
“受恩”与“立朝”
生活中未免往往要受人之恩的，故受恩乃人之常情；而受恩、知恩然后图报，这也是人之常情。《史记·淮阴侯列传》载，韩信“少亦贱”，在淮阴城河边钓鱼，恰巧有几位漂母在河边漂洗丝锦。一位老漂母见韩信饿得面有菜色，便拿出自己的饭菜给他吃，一连吃了几十天。后来韩信告别漂母，表示要重重回报，竞为漂母所怒斥。漂母的情操固可贵，但韩信也并没有错，完全符合中华民族“受人滴水之恩，定当涌泉相报”的传统美德。
相反，倘若一个人知恩不图报或恩将仇报，那就是大悖情理，缺德之至了。
不过，生活中还常常有这么一种情形：“受人之恩而报不得”，报与不报，两相为难，“里外不是人”。《太平广记》载，一行（唐玄宗极为器重的名僧）幼年为邻人王姥所接济。后王姥儿子杀人，求一行救之，为一行所严词拒绝：“姥要金帛，当十倍酬之，君上执法，难以情求！”因而遭王姥骂。看来，受人的“私恩”，对“立朝”的刚正多少有点“干扰”。
当今的某些社会公仆，受了人家大的“私恩”，多少也有点为难。要报人家“私恩”，就是违反法规，丧失原则，就是“拿人情做交易”，“吃了原告又吃被告”。依法办事吧，就不能报其“私恩”。当然，倘若你坚持原则、依法办事、立朝公正，就不难了——铁下心厚脸皮，挨一挨人家的“骂”。
近得《当代铭志诗抄》中徐特立的一段轶事，感触良深。早年徐特立在长沙赴考，初试发榜，隔壁同赴考的某人素不相识，见榜后敲门报喜。其时徐特立家贫没有钱交复试的考卷费，这人即送钱给笔，徐特立初甚感谢，但转而想到，“受恩多则立朝难”，受人的私恩便不能秉持公正，他随即奋笔挥毫写下《言志》七绝诗：“大夫落魄纵无聊，壮志依然抑九霄。非同泽柳新稊弱，偶受春风即折腰。”在徐特立眼里，丈夫虽然“落魄”，但壮志依然冲九霄，“偶受春风”固是喜事，但恐来日未能秉公，难于“立朝”，甚至还要“折腰”！这无疑是人的一种高风亮节、冰清玉洁、至善至美的境界。我们今天的公仆何不像当年徐特立先生那样，高度清醒，谢绝“春风”，不受“私恩”而依然“壮志抑九霄”呢？须知“受恩多则立朝难”，过多地受了人家的“春风”，那可是要“折腰”的。
《羊城晚报》，1993．5．28
“韦使君精神”
中国上下几千年王道社会，从来就是“不求做大事，但求做大官”的安逸官、太平官、阿混官居多，而一旦关心民瘼、清正持直、恪守懿德、励精图治、为黎民百姓办点好事实事者出现，则往往要为众人交口颂扬以至永世怀念。柳宗元所著《永州韦使君新堂记》中的韦宙，就是关心民瘼的一位官吏。
韦宙乃唐代元和七年永州刺史。这位韦使君虽然没有什么“掀天揭地”的政绩，但其“治秽墟”、“修新堂”之举足可显示其非凡之志、嘉懿之德和灼卓之才。当其时，永州乃荒蛮僻远和仕途潦倒者“发配”之地，走红之士是决不至此为官的。此地城中尽是恶山怪石，且皆为深草所蔽。这位韦使君走马上任后，深恶荒景秽状，立誓治理。他亲自前往考察，规划设计，令吏官百姓动手清理荆棘杂草，开通道路，挖掉河中污泥，实行“综合治理”。不久，这永州城顿见“清浊辨质，美恶异位”，树木舒展，青翠秀丽，蓄水处绿波荡漾，曲折环绕，石头千姿百态，一展新容。此后这韦公又下令在这里修造一座画梁雕栋之殿堂，辟为旅游胜地，于是山城生辉，各类景物无不与地形地势相映成趣，“迩延野绿，远混天碧”，其景观令人耳目一新叹为观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