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哲学的制高点归道家所有
为了帮助大家进一步认识道家思想的现代意义，深入了解道家文化对现代文明的启迪和先知作用，我们运用当代哲学的思想，来剖析老子“道统论”和“德顺论”哲学思想，及其对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影响和作用。
《道德经》的哲学思想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体现在了《道经》部分；第二，体现在老子形而上的哲学之道上。老子的道统哲学，用简单明白的话语，进行了科学的总结，体现了中华民族高度的理性思维。从道家道统哲学的特征看，道统万物，任何科学理论也逃不出老子的宇宙道、天道、地道、人道，可以说老子永远都站在哲学的制高点。着名学者熊春锦说：“老子在近代被世界各国学者称之为‘东方的巨人’，赞誉为是中国和世界的‘第一哲人’。”
第一，道统万物，老子创立的道统哲学
中国文化的本质是道统文化，无论是道家、儒家、法家等，虽然各家的理论政见不一样，但是各家都没有离开“道”；虽然在道中有大道和小道、天道和人道、君道和臣道、自然道和社会道、宇宙道和天地道、哲学道和实体道等的差别，但是都以天道论人事，以人道顺天道，这样就和西方的基督文化一样，虽然新教、旧教之间会发生水火不相容的战争，但是他们都是信仰基督的，基督文化的本质是一致的。
下面我们来看一看“天道”、“人道”是怎么出现的？
关于“道”这个字，殷周时期的金文中已经出现了，当时的“道”指的是路的意思。《易经》中“道”出现四次，也是指路，如《易经·履》说：“履道坦坦。”《诗经》曰：“道阻且长。”也指道路。而《尚书》中的“道”，意义就更加广泛，拓展为言说、方法等。
从春秋时期开始，出现了天道和人道的说法。所谓“天道”，是指日月星辰运行的轨道，天气变化遵循的法则。春秋末年越国的大夫范蠡说：“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骄，劳而不矜其功”；“天道皇皇，日月以为常，明者以为法，微者则是行。阳至而阴，日困而还，月盈而匡。”(《国语·越语下》)
与天道相对应的，便出现了“人道”。所谓“人道”，就是人之所以能够称为人的根据和原则，这其中就包括了人的自然本性和道德伦理规范，以及社会群体的典章制度、组织原则等。如《国语‘晋语》说：“想到欢乐就高兴，想到危难就畏惧，人之道也。”《左传》也说：“天灾流行，输粮救灾，抚恤邻里，此亦为道。…‘忠信笃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
出现了天道、人道，自然也就有了天道与人道的区别和联系。子产在《左传》中关于火灾是这样描述的：“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左传》中齐国晏子也说：“天道不谄，不贰其命，若之何禳之？”正所谓“天道无亲，唯德是授”。
这些关于天道、人道以及两者之间关系的研究，使得“道”这一概念开始出现性质上面的变化，这对中国哲学道范畴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规范了中国哲学中道论思想演变发展的基本方向。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老子所创立的道统哲学。
春秋时期，百家争鸣，道家创始人老子，鄙视仁义，注重自然与天人的关系，着重在天道方面进行研究与发展，创立了大道学说。儒家创始人孔子，很少言及天道，但是他却非常注重人际关系的研究，重点研究了人道方面，创立了伦理学说。道儒两家从不同的角度共同发展了道的思想，共同提高了中华民族的理论水平。
当然，这里面贡献最大的就要算是老子的《道德经》，尊道而贵德，他第一次使“道”摆脱了一切感性的东西，使之成为具有普遍性的最高哲学概念。从此，中国哲学便以道论为基石，进而发展出各种形态的理论体系。可以说，从老子开始，中国才形成了真正的哲学形而上学，所以《道德经》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只要懂得基本哲学知识的人都知道，古今中外哲学所要解决的无非是三大问题：一是宇宙和世界的本原是什么，人们称之为哲学发生论，即本原论问题；二是世界变化的秩序和规律，人们称之为哲学存在论，即本体论问题；三是社会与人生的理想问题，人们称之为哲学价值论，而老子的道论就非常圆满的解决了这三个哲学问题。
首先，老子“道生万物”等本原道思想，奠定了中国哲学发生论的基本模式，其本原论思想也被后世儒家等各家先后学习和模仿。其次，老子“道常无为”等本理道思想，提出了哲学存有论，开创了中国哲学新的本体论思想。再次，老子“道法自然”思想，奠定了中国哲学的核心价值论，只有尊道的行为才是贵德的。
从此，道不仅成为道家、道教的最高信仰，也成为了中华民族最高的真理，因此道文化也成了中华文化的核心内容。从古至今，多少圣贤志士把自己一生的精力都竭力于道的思想上，为的就是让自己的人生变得更有价值，让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但是先秦的儒家、法家等百家文化，它们的本质都是政治伦理的文化，都局限在礼治、法治、德治、人治等治国方面，都是形而下的具体君道、臣道等，缺少形而上的哲学基础。可以说，老子为人类建立起了一座道的灯塔，诸子百家聚集在这座灯塔的周围，时时刻刻感受着灯塔带来的光芒。换句话说，老子的道论是超乎学派的，没有任何界线的，一切愿意穷根究底和需要安身立命的理论，都要到大道里面去寻找答案。
第二，道统万物，老子提出两种哲学本体论
老子之道的哲学内涵相当丰富，但我们通过分析还是可以把它划分为两大含义，其一是天地之源、万物之母、生命之始，我们简称为“母体道”；其二是运动之理、运行法则、自然法则、终极规律，我们简称为“规则道”。这两类道确立了老子道的本体地位和作用，是老子哲学的最高范畴。就像前面所说的一样，春秋末期的“道”已具有哲学的意味，开始成为一个哲学范畴，老子的“道”正是在春秋时期天道、人道的基础上提出和升华的，因而在用法上，不可能不与天道、人道没有联系。但更为重要的是，老子提出了“常道”的概念用来表示“道”的特质，这样也就表明了老子的道是不同于一般的道，它是老子哲学的最高范畴。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道生万物，老子“母体道”的实质。
古典哲学中探索世界本原的形而上学的理论，就是“母体道”的实质。亚里多德认为，形而上学就是本体论，是第一哲学。老子认为道是宇宙的本源，是宇宙之本、天地之源、万物之根、人类之始，所以，老子之道具有万物本原的意义，明显是形而上的抽象，是老子哲学的本体论。
老子“母体道”是对世界本原形而上的抽象，具有哲学上本体论和本原论的双重含义。《道德经》第二十五章中写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日道，强为之名日大。大日逝，逝日远，远日反。”《道德经》第四章赞叹说：“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湛兮，似或存。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
老子进一步提出了道的两种形态“有”和“无”，用来阐述道形而上的宇宙生成观。老子《道德经》第一章指出：“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道德经》第四十章又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这句话的意思是：天下的万物产生于看得见的有形质，有形质又产生于不可见的无形质。
老子认为，尽管“无”是宇宙最原始的状态，但这一原始状态并不是真正的无，在它朦朦胧胧、浑然一体之中，孕育着天地万物的基因，这就是“精”。西汉时期的道家学者曾经比喻说，“老子之道就像一个鸿卵一样。鸿卵看上去什么也没有，既没有头又没有尾，既没有翅又没有腿，可是孕育着鸿的一切。”道看上去什么也没有，可是却孕育着世间万物的一切。
我们了解了“母体道”，再来看看“规则道”，老子的“规则道”是存在型本体论。
老子的“规则道”，是客观事物普遍运动规则的形而上学抽象，是事物的普遍属性，这种普遍属性更是存在者能够存在的依据和原则，是能够存在的根本原因，也就是亚里士多德所称的“存在之因”、“第一因”或者说“第一原理”。
老子《道德经》中对无为“规则道”大加赞赏，其描述就有十处之多。例如《道德经》第十四章中：“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第二十一章中：“孔德之容，惟道是从。道之为物，惟恍惟惚。”第二十五章中：“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第三十四章中：“大道泛兮，其可左右。”第四十章中：“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等等，这些都是老子所预想的最高的哲学范畴的“规则道”。
【国学小讲堂，人生大智慧】
仲弓问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简。”仲弓曰：“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不亦可乎？居简而行简，无乃大简乎？”子曰：“雍之言然。”
仲弓问子桑伯子这个人怎么样，孔子说：“这个人不错，就是行事太简约了。”仲弓说：“考虑事情谨慎，做事简明，用这样的方式治理百姓不可以吗？考虑事情简单粗糙，行事也一样，这是不是太马虎了？”孔子说：“你说得对。”
政策具体的操作方式一定要简便，让百姓一看就明白，让工作人员操作起来很方便，因为过度繁琐会增加社会的成本，所以在为政上，能简单的一定要简单。
【品故事，明心志】
以柔克刚
朱元璋的妻子——马氏，她为明王朝的建立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据《明史》记载，朱元璋起事之初，在郭子兴手下从军，由于郭家兄弟的吝啬，朱元璋常常连饭都吃不饱。马氏就暗地里从厨房偷出炊饼揣进怀中送给朱元璋，而她自己却经常挨饿，这使朱元璋深为感动。
后来，朱元璋以红巾军将领的身份转战南北时，马氏就经常提醒朱元璋，要注意收拢人心，不得抢夺和破坏老百姓的财物，要虚心接受宋献策、朱升等人的建议，做到“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朱元璋十分重视马氏的这些意见。
后来，马氏被册立为皇后以后，还是关心国事，勤于内治，以自己的言行影响着朱元璋。
二、《老子》为世界文明贡献了什么
中华大地上的各个民族，由于中国文化的凝聚力而始终牢固的团结在一起，组成了一个完整而具有悠久历史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在世界上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也为世界历史树立了一个光荣的形象。
而中国传统文化就是具有儒释道三家鼎立、互补、融合的伟大模式组成的宏伟的文化体系。其中道家和儒家的文化是先后产生于中国本土，儒家文化在政治、社会领域具有极大的指导作用，而先于儒家产生的道家文化，特别是道家的经典着作《老子》“欲取天下而为之，吾见其不得已”，“柔弱胜刚强”，“功成而不居”等理论，指导着中国的文化、政治、军事和人生的正确道路和最终的走向，可以说在这一过程中创造了中国数千年的光辉历史。《老子》对世界文明的贡献是巨大的，也给予了当今世界很重要的启示。
第一，倡导了一种极为和善而且成效显着的文化接受方式。
大家都知道，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在五千年的文化史里，这就是一个不断融合远古到近代，中国内陆以及周边不同少数民族文化、不断融合南亚文化、中西亚文化和西方文明的历史。
我们的民族是最善于学习的民族，我们一直以来都注意吸收其他民族和国家的文化精髓，从而使其内化，与自己的文化相互结合并能够多元化的发展和共存。
中国接受西域文明，主要是音乐和舞蹈的影响最大。虽然舞蹈和乐曲几乎失传，但是西汉时期传入的琵琶、羌笛、胡琴，从那时开始，一直到现在都是中国“国乐”的主要乐器。
而中国接受西方文化，也是从明朝末期的西方传教士带来的近代科学开始的，特别是以徐光启为代表的中国知识分子。到了近现代更是如此，西方科学已经成为中国人学习的主要科目。
印度的佛教文化自从西汉末年，或者说是东汉初年传入中国以来，至今已经有2000年的悠久历史了。在这2000年的悠久历史中，佛教文化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其中佛教文化与道家的思想相互结合，形成了一种新的伦理道德思想：（1）对封建道德的蔑视，对封建政治秩序和法律的蔑视；（2）对封建时代家庭伦理观念的反对；（3）提倡与人为善、崇尚个性，要懂得克制人性中的贪欲、霸道、懒惰。
第二，倡导了一种和善而有效的民族团结与融合的模式
司马迁根据《尚书·禹贡》等书籍的记载，记叙了夏朝大禹治理水土，更制九州，列天下为甸、侯、绥、要、荒“五服”的情况。其实夏朝的五服实际上分为三个层次，也就是中央、地方和边疆，甸服、侯服是指中央；绥服也就是《国语》、《荀子》等书中所说的宾服，当然指的就是地方；要服和荒服主要是指边疆的蛮夷狄戎等地区。无论是中央、地方、还是边疆，都是夏朝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从此，我国也就形成了五服都要服从中央管辖，并且定期向中央缴纳贡赋的制度，这种制度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历史上，中华民族与边疆各少数民族不仅在政治上存在着隶属关系，而在思想文化方面也存在着“华戎一族”的思想认识和文化认同，这也就是我们认识中国历史上民族以及疆域问题的一个重要条件。中国历史上“华戎一族”或“胡越一家”思想的源远流长，反映了中原民族对边疆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家的思想认可，也反映了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对中华文化的心理认同，孔子曾经将“文化”作为区分华夏和夷狄的标准，凡是按照“礼”的要求办事的人，就是华夏；凡是违背了“礼”的人，就是夷狄。
总之，自从远古时代的华夷一家到孙中山的五族共和，再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制定的正确而成功的民族团结政策，中国的民族政策一贯体现了传统文化的民族和谐和团结的文化精神。
第三，倡导了一种和善而有效的国际关系
在历史上，中国政府从不对周边的国家发动任何侵略性质的战争，更没有从事过西方列强那些残忍而惯用的种族灭绝、武装侵略的恶劣行径。
中国政府在世界上首先开展了海上的和平外交，建立起来了历史悠久的海上丝绸之路。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明成祖命令郑和等人通过海上丝绸之路出海，联络西洋。到了公元1421年，郑和曾经七次远航，他们带回来了很多珍禽异兽，珠宝贵器，也将中国大量的货币和精美的器皿留在了非洲等地。
在郑和下西洋之后，西方国家也开始了海上的探险：哥伦布在1492年到达加勒比海；1513年美国佛罗里达被发现，同时，巴波亚横跨美洲大陆到达太平洋海岸进行外交活动。但是，西方国家进行海外探索都是用他们极其残暴的种族灭绝手段来对方当地的人民，之后占领这一片地区，成为自己国家的殖民地。
到了20世纪四五十年代，现代西方帝国主义国家还是用种族灭绝的手段来扩展自己的殖民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