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出报道，特别是在外省市，发稿就不是那么方便，上世纪80年代还靠打长途电话，发电报，发传真。要掌握好宣传上的节奏是要花力气的。一次，我随获得全国戏剧梅花奖桂冠的省赣剧团演员涂玲慧赴京领奖，记忆深刻。
出发之前，报社也没交代有多少任务，只要求对颁奖发个报道就行了。赴京费用是赣剧团出的，他们当然想多点宣传。因有好几天的时间，采访主人公有充分的时间接触，和她的同事又可随时随地了解情况，对采访计划我有了一个大致的安排。在火车上，我和她的同事进行了海阔天空的交谈，中心是围绕着涂玲慧这个人物展开，收集到她的诸多刻苦练功、虚心学艺等材料，到京后，又抓紧时间专门和她进行了交谈。在送戏进大学的过程中，又见她为等因堵车迟到的演员，救场唱歌一连唱了5首，表现了很好的敬业精神。这些，对宣传这个典型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在颁奖典礼后，赶回住的小宾馆，已是晚上11点多钟，立即打长途电话到报社夜班。明天的稿子已定了，因版面紧张，只给颁奖典礼在一版要闻留了一条简讯的位置。我这边立即电话报稿过去。第二天打电话到同事一问，只发了一条不到百字的稿子。打电话的时候，赣剧团的同志就站在我身边，我脸上有点难为情，人家请你来，就发三行简讯，有点对不住吧。
回来之后，我向老总说了自己的看法，并提出这次外出再发一篇稿子。他同意。于是，我在回来没几天，又在一版发了一篇《赣剧迷住大学生》，对涂玲慧的这次进京活动、以及赣剧团用改革的精神振兴赣剧作了全面的报道，总算对赣剧团有了一个交代。这篇稿子还获得了当年的江西新闻奖三等奖。以后我对涂玲慧进行了补充采访，写了一篇报告文学发表。涂玲慧对我的报道很满意，她在成为名人后，常把我的“范文”给要采访她的记者看。她不知道，对她的宣传，十分曲折，差点夭折了。
宣传报道中，有时候要快，有时候要慢，要根据具体情况来把握。快时要充分利用时间，慢时要充分利用材料。快是机遇，慢是功力。真正有水平的好记者往往是沉着冷静，后发制“稿”。
在正面宣传中，反思一下如何？
在我们记者写的新闻稿中，往往是一个调，报道一个活动或一件事都是说怎么怎么好，很少反思一下不足之处，或我们与别人的差距在哪？包括我写的稿子在内。这也许是我们片面理解了正面报道这一概念。
第六届中国艺术节在南京举行，我作为特派记者前往。东道主江苏省在办“节”思路上充分尽其创新之能事，他们在向国内外宾朋展示一道道“艺术大餐”的同时，更在展示自己的文化特色、艺术成果、经济头脑、文明之花以及整体形象。他们打出的“苏风苏韵”文化牌，给了我们不少有益的启示，感受很深。相比之下，我省打“文化牌”有许多方面需要向他们学习。
回来之后，和同事一商量，写了一篇通讯《亮出自己》。文中指出：江西要真正让外界更好地了解自己，通过文化牌，把艺术水平、城市设施、市容环境、整体形象等都带动起来并得以改善提高，非得要有大手笔、大动作才行。赣剧《还魂后记》、话剧《古井巷》均荣获了此届艺术节的二等奖——“优秀剧目奖”。令人遗憾的是，这两台观众看了都说好的剧目却由于自我宣传没到位，影响不够大。文中还提到：本届艺术节不搞无偿赠票，一些观众长期养成的文化消费不花钱的心态得以扭转，参与经营的演出公司也是皆大欢喜。而在江西，不少演出经纪部门却是步履维艰，演出市场特别是雅文化演出经济效益不甚理想，这其中有端正“看风”的工作要做，而想方设法去激活、培育市场也是有关部门需挖潜的。
稿子写好之后，原担心社领导会有所顾虑，发不出来，哪知，亮绿灯，通过。见报以后的几天，我坐在办公室，有点忐忑不安，怕有关单位打来电话，想着怎样解释。没有电话。只是在以后的场合中，我见到参加六艺节的我省有关部门的带队人，双方都有点尴尬。我想，我文章的出发点是好的，在肯定成绩的基础上，作点反思并不为过吧。遗憾的是，这篇我花了功夫自认为满意的作品，没有获得任何奖项。评奖是不是也喜欢“鲜花”而不喜欢“荆棘”？那我就不得而知了。
采访中要学会应对各种突发情况
想起一次采访的尴尬事。
我和一名女记者在星期天上午，赶到采访对象的家中。她是我省一所文艺院校的负责人，是从基层选拔上来的女领导。就是因为她敢作敢为，事迹突出，文化厅领导才向省报推荐宣传她。事先我们也看了一些材料，觉得很符合我们党报所需要宣传的文化体制改革的先进典型。
她是外地人，住的地方是在省城一栋居民楼里，是暂时借住的。时至初夏，天气还是有点热，我们想早去早点收工。怕采访时间不够，我们上午8点半就来到她家中，见厅堂还有那么大。我们事先做了充分准备，列了提纲，准备了要提的问题。开始采访气氛很好，她回答得也很有条理，渐渐地我们发现她有点心不在焉，思想不集中，还时不时到房间里面去。到了9点半钟，她突然站起来，说了一句：对不起，今天就到这里吧！见我们惊讶，赶忙解释：我丈夫和儿子憋在房间里面不能出来。（意思是天气太热，在家里男人都是习惯打赤膊，有外人就不方便。）一下子，把很好的采访气氛打破了，我们只好就此打住，悻悻地出门，有点像被赶出来的感觉，狼狈得没有约定下次采访的时间。
采访成了半拉子工程，要不要报道、能不能报道好这个典型也成了问题。本来，被采访对象的丈夫和儿子穿好衣服出来就行，这不应该成为中止采访的理由。我感到别人有点并不把你的采访当一回事，甚至对宣传也感到一种厌烦，只是应付，怕宣传出去麻烦更多。这种现象在我的采访经历中常会遇到。我就碰到过一位有佳绩的企业家，他开始对采访还不反对，后来我们之间熟悉了，话就直说：“你就不要写我了，你的稿子一见报，税务部门的人第二天就上门，我的思想并不是那么先进，正当的税我会交，但我不想多交，更不想被迫。”你说，遇到这种情况，你要不要再采访下去，还去不去写这个人？
所以说，当记者要学会和各种人物打交道，要学会应对各种突发情况，从容不迫，得体解决。这是当记者的基本功，也是对记者素质的考验。
报道方式的改变往往能出彩
我那次在高安采访，县委宣传部给我推荐了县新华书店一名劳动模范，说他的事迹很好，并有现成的材料。从现有的材料上看，这是个兢兢业业的“老黄牛”的典型，写消息一时找不到新闻由头，发也是“豆腐块”；写通讯没有很生动的情节，要想写得很精彩怕不行。琢磨了半天，我决定走近采访对象，用近镜头跟踪式的形式，写一篇现场新闻，并参加华东九报竞赛，题目为《送书万里情——随卢干成下乡送书速记》。文章采用写一段现场见闻，突出其真实感和现场感；再交代一段事迹材料，增加稿件分量和厚度，使读者对主人公有个全景式的观照；再糅进记者的评述，尽量使稿件真实、生动、新颖。
文中写道：
汽车在一幢不着村落的独家屋前停下。卢干成提着一捆书，老朋友般地喊着：“栋梁，给你送书来了。”
这家的主人叫熊栋梁，养鱼专业户。
熊栋梁这位后生对我说：“我和干成1984年就认识，他常来我这里送书，加起来已有1000多元的书。我承包了60多亩水面的鱼塘，每年纯收入都有七八千元，这有他的一份功劳呐！”
今天，卢干成又给这位专业户送来了《淡水养鱼技术问答》《鱼类常见病防治》等9本书。
（他送书送到专业户鱼塘旁，也送到农民田头、农村干部家里、甚至教师的床头边。有次为送一本《日语会话》给一位青年人，竟先后跑了4趟，行程50多公里。）
接着，卢干成来到茜头行政村王家村民小组。一进村他就向养猪专业户杨柳英家走去。
结尾往往是最要紧的，是文章出彩的地方。
从中学出来赶回到县城，已是11点25分。卢干成要赶往地区新华书店开会，开往地区的班车是中午12点。我说：“看来你又得误餐了。”
他很平常地说了一句：“没关系。”
（望着他匆匆离去的身影，我不由想起他在一份材料中写下的一句话：“甘当一辈子农村图书发行的老黄牛。”十几年来，这位模范共产党员、全省农村图书发行先进工作者，正是用这种精神来鞭策自己的。）
稿件见报后，姜总在上面批示：“《送书万里情》写法是一种新的叙述，记者这种跟踪采写方法可以提倡，使人有身临现场之感。”还要我写一篇采写心得登《报社生活》。我的采访体会是：新闻内容是主要的，但运用什么表现形式也是十分重要的。出新、出彩，不能停留在口号上，要有载体、要有方法、要有创新。
观念决定文章的思想高度
在人民日报大地副刊发稿是不容易的，何况是一篇有点锋芒的杂文。
缘由是那天看江西电视台的新闻节目。说是某地修高速公路，为保护一棵古树，决策者不惜弯路，多花了900万元。画面很快，但我记住了，明白：一棵古树＋保护费=900万元。我从电视里知道这棵古树很珍贵，全国少有，的确该保护。可我想，现在是新世纪，科学发达了，“移动”技术有了长足的进步。如上海博物馆整体移位的报道，轰动一时；南昌八一起义纪念塔移位的消息也出现在媒体上。按理说，移动一棵树技术应该不成问题。算一算，就算移树花去90万，也可省去810万，节省了十分之九的资金。
还有，这900万是谁的？修高速公路的钱一般是国库里的，是纳税人的钱。如是世行贷款，哪怕是低息的，也要还。一掷近千万，谁不心痛？即使是大老板也会掂量许久，考虑两全其美的好办法。
有人会说，保树弯道，政治意义更大，给外界的形象好。但如今是市场经济时代，建设要讲成本，讲效率，要会算经济账，办事讲究即好又省。科学发展观中，就包含了不图表面形式，不喊空洞口号，更不能作秀，一切从实际出发，以科学的态度去处理经济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这保护古树及生态环境也要用市场的眼光。
想到这些，我就写了一篇杂文，题目就叫《１＋？＝九百万》，对那种在经济建设中，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现象给以批评，提出要转变观念用市场经济的眼光来处理问题。考虑到这新闻是发生在江西，我的稿件就没在本省媒体发，直接投了人民日报，因稿件观点有点犀利，人民日报也犹豫了一段时间，最终还是发了出来，题目改为《多花了九百万》。发表的当天，央视《朝闻天下》还点评了此稿，作了摘读。(这篇稿件的责任编辑是人民日报大地主编徐怀谦，他也是一位知名的杂文家，因患抑郁症，2012年8月22日跳楼自杀，令我震惊，深表哀悼。)
还有后续故事。发表保树弯路此新闻的某设区市报社，把此稿作为当年全省好新闻的重头稿参评。在评委会上，开始保树弯路稿获一等奖的呼声很高。一名看过我在人民日报发的文章的评委，同意我的观点，对保树弯路稿提出质疑，得到大多数评委的支持，结果那稿子一撸到底，什么奖也没得到。
后来，那位评委告诉我这评奖的事，我竟感到有点歉疚。我的一篇稿子，让人家一个一等奖弄得泡汤了，罪过啊！
一篇未发表的“好稿”
在一次整理文档中，我发现我写的一篇通讯稿，是用江西日报150字一页的老式稿纸写的，共4页多一点，标题笺上引题：在毛泽东《讲话》发表50周年前夕，有一本书的出版—— 主题：拍板：6小时。文章不长，我全文照抄：
时下，在各种各样的“难”中，“出书难”也是一种。
有不难的例子吗？有。
4月初，赣州地区文联中年作家黄立民等人赴今年遭受洪水侵袭的赣县、南康等县采访，为老区人民在抗洪中表现出的可歌可泣的事迹所感动，萌发了写几篇系列报告文学的念头。回到赣州与有关部门联系出书，回答要一万元。
5月初，黄立民到南昌开创作研讨会。在发言中，他情绪激动地谈了自己在灾区的切身感受和出书的想法，他说：“地委书记说了，一万元，对一个地区来说不是太大问题。但有一万元，就能帮助几十户灾民度春荒。我要说，同志们到灾区去看看吧，你们定会被老区人民在大灾面前所表现出的英雄气概和献身精神所震撼……”
与会的作家、学者报以热烈的掌声。省文联、省作协领导表示要为出书尽力。
5月6日上午，黄立民来到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和社领导谈了灾区情况及出书的构想。只谈了半个小时，社领导当即表明态度：赣南受到这么大的灾，出版社应该有所表示，哪怕亏点也要出这本书。
黄立民说，为了出版社少亏点，我们不要稿费。
当天下午，黄立民就填了图书审报表格，从汇报设想的草签合同，仅有6小时。
时值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50周年前夕，就一本还未问世的书《永不陆沉的红土地——’92赣南抗洪纪实》的出版，可以这样说：这是纪念《讲话》，让文艺更好地为人民大众服务的一个最具体实际行动；这是文艺工作者和出版部门对老区人民无私的爱的奉献！
这稿子从发现之日虽然已与写作的时间相隔有20年，自己仍感觉是篇主题重大、思想性强，有时效性、有可读性，文字生动简洁的“好”通讯，怎么会没发出来呢？
也许是自己的稿件没有及时发到总编室，错过了最佳时间；也许是这类稿件太多，当时版面紧张排不上去；也许是自己的稿件事情太小、分量太轻，部主任没有通过；也许……
总之，这是一个遗憾，反思一下有好处。
新闻报道也要闯“新路”
华东九报经常举行新闻竞赛，在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又开展了一次规模较大的较量，看谁家报社能把改革开放这重大主题写好。
新闻是历史的初稿。的确，改革开放是大题材，要把江西改革开放30年的亮点以典型形式展现出来，是要认真琢磨的。要做到有代表性、有地方特点、有典型意义。
我首先想到了井冈山。作为革命摇篮，井冈山一直是以红色着称。改革开放以来，井冈山在唱响红色主旋律的同时，以旅游业、农副产品生产、手工业加工等来发展经济，以绿色经济来促进当地进步，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和规模。我平时常去井冈山走走，关注那里的一步步、一点点的变化，包括建设设施外貌上的、人的精神观念上的。对那里的情况我是十分熟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