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胡兰壮烈牺牲的消息，最早是新华社吕梁分社记者李宏森采写后，以《17岁（指虚岁）的女共产党员刘胡兰慷慨赴义》为题，用“新华社吕梁4日电”，发往全国各解放区报纸的。
当时，正值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时期，阎锡山到处制造白色恐怖，疯狂地进行垂死挣扎。
那时候的云周西村，号称“小延安”，因为这里的革命气氛浓厚，老百姓非常拥护共产党。当时我军但凡在这个村子与敌人交锋，基本没有吃过败仗。革命年代的云周西村，老百姓的觉悟普遍较高，在这种环境熏陶下的刘胡兰，性格变得刚强、倔强。刘胡兰，原名刘富兰，1932年10月8日出生于山西省文水县的一个中农家庭。母亲早亡，父亲刘景谦续娶胡文秀为妻。继母积极投身于妇救会工作，并非常支持刘胡兰参加革命。刘胡兰8岁上村小学，10岁参加儿童团。1945年10月，刘胡兰参加了中共文水县委举办的“妇女干部训练班”。学习了一个多月，回村后她担任了村妇女救国会秘书。目睹了众多发生在身边的英雄事迹后，年幼的刘胡兰曾语出惊人，“要死也要那样死”。随着年龄的增长，刘胡兰越来越积极地投入到轰轰烈烈的革命当中。1946年5月，刘胡兰被调任第五区“抗联”妇女干事，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候补党员，当时她才14岁。1946年秋天，阎匪军开进了村子。为避免损失，村里的党员干部们都向山上转移，刘胡兰也在撤退名单之内，但是考虑到自己年龄小易于隐蔽，她决定留下来。
1947年1月12日，文水县云周西村被笼罩在一片血雨腥风中。由于叛徒的出卖，阎锡山军阀某连与地主武装包围了云周西村，乡亲们被赶到了村里的大榆树下，刘胡兰和其他烈士当时都在人群中。阎军头目张全宝抓到了刘胡兰和其他6个人。他看刘胡兰年纪非常小，又是共产党员，便想从刘胡兰口中得到他想知道的东西。刘胡兰镇静地把奶奶给的银戒指、八路军连长送的手绢和作为入党信物的万金油盒这三件宝贵的纪念品交给继母后，被气势汹汹的敌人带走。刘胡兰在威逼利诱面前不为所动。敌人万般无奈，只好提出“只要你说以后不再为共产党办事了，今天就可以活下来”。可刘胡兰的回答是“那可办不到”。她被气急败坏的阎军带到铡刀前亲眼看着阎军连铡了几个人，革命同志的鲜血流淌在地上……面对阎军的暴行，她大义凛然地怒问一声：“我咋个死法？”匪军喝叫“一个样”后，她自己坦然躺在了刀座上。刘胡兰烈士牺牲时，尚未满15周岁。
刘胡兰等人壮烈牺牲后不久，新华社吕梁分社记者李宏森随人民解放军某部挺进文水县阎战区。当他听到云周西村这一流血大惨案后，立即赶到云周西村，以沉痛的心情含着眼泪，向知情的陈照德、石世芳等区干部和村民做了详细采访，很快写完报道刘胡兰等人英雄事迹的文章。此文经新华社吕梁分社负责人审定后，向新华社晋绥总分社发了两条消息：一是《刽子手阎锡山屠杀文水人民，云周西村农民多人惨死于阎军铡刀铁蹄之下》，二是《只要有一口气活着，就要为人民干到底——女共产党员刘胡兰慷慨就义》。后一稿用400多字，既颂扬了刘胡兰面对凶恶的武装阎军顽强斗争、坚贞不屈、视死如归的共产党人的优良品质，又揭示了阎军惨无人道的罪行。这两条消息，经过晋绥总分社编辑修改后转发新华总社。总社分别于1947年2月3日、4日两天向全国解放军各报发了通稿。延安《解放日报》和《晋绥日报》于1947年2月5日刊登了新华社播发的这两条消息。第二天，《晋绥日报》又详细刊登了关于刘胡兰英勇就义的有关报道，同时还配发了一篇题为《向刘胡兰同志致敬》的评论，号召全国人民、全体共产党员向刘胡兰同志学习，为争取祖国的独立、和平、民主而奋斗。
李宏森随军所在部队的旅首长得知刘胡兰等被害的消息以后，当即派出宣传科干事黄绍基和70多名战士为代表，赶到云周西村追悼刘胡兰烈士。他们慰问了烈士的家属，察看了烈士就义的地址，天寒地冻，烈士的鲜血和泥土凝固在一起，地上还有沾满血迹的干草。战士们沉痛地跪倒在地，每人抓起一块渗透着烈士鲜血的土块，用手绢、毛巾包起来，放进胸前的衣袋里，高呼：“我们要带着烈士的血迹，替刘胡兰妹妹报仇，讨还血债！”2月2日下午，在解放文水县城的战斗中，冲杀在最前面的30多人组成的突击队里，大部分是到过云周西村参加追悼刘胡兰烈士的代表。他们在战前各个连队召开的战斗动员会上，讲刘胡兰遇难的经过，报名参加突击队，决心以实际行动坚决更快地消灭敌人，替烈士报仇。
歌剧《刘胡兰》上演。
董小吾是晋绥军区战斗剧社“土改宣传队”的队长。1947年2月，剧社随晋绥独立二旅在文水县开栅镇驻扎。离此不远的文水县云周西村出了一件国民党屠杀地下党员的恶性事件：因为云周西村的群众经常给八路军运军粮、送军鞋、抢救伤员、掩护干部，国民党阎锡山部队伺机破坏这里的地下党组织。“刘胡兰同志壮烈牺牲”的消息很快传遍了解放区。
就在刘胡兰牺牲7天后，在武装人员的保护下，战斗剧社立即派成员魏风赶赴云周西村进行调查了解。经过魏风整整7天的调查，刘胡兰牺牲时的情况逐渐清晰，很快（即仅在刘胡兰牺牲后的22天内）就写出了一个五幕话剧《刘胡兰》剧本，排练出来后演出效果非常不错。刘胡兰的妹妹刘爱兰在姐姐牺牲后毅然参军，起先就在这个战斗剧社。
据说，此剧在为解放文水的参战部队演出时，演到敌军连长要用铡刀铡死刘胡兰这一段情节时，台下群情激愤，有个战士甚至突然推上子弹，对准敌连长扮演者就要开枪，幸亏旁边的几个同志及时阻拦才未出事。
后来，董小吾等又受当时歌剧《白毛女》的启发，决定将五幕话剧《刘胡兰》排练成歌剧。
1948年初，战斗剧社随部队从晋绥根据地向南来到了山西吉县的一个村子。在这里，战斗剧社成立了由魏风、董小吾、刘莲池等人组成的创作组，开始创作歌剧《刘胡兰》。
在编写、演出过程中，贺龙指示：刘胡兰是“中国的卓亚”，战斗剧社一定要编好、演好刘胡兰。
为了尽快创作出新的剧本，董小吾等人白天演出，晚上就趴在老乡家的小炕桌上突击写剧本，一写就是一夜，第二天早晨继续讨论。就这样，他们几乎每天写一场，仅用7天时间就将剧本写好了。剧本写好后，董小吾等人又很快投入排练。当时村子里的老百姓都来看排练。当排练到刘胡兰被杀害这场戏时，在一边看的老百姓就开始哭，演员们也开始哭，作为《刘胡兰》一剧的导演董小吾也开始哭。
在吉县排练了几天后，董小吾等人又来到了山西省河津县继续排练并准备进行首场演出。歌剧《刘胡兰》的首场演出在山西省河津县。万万没有想到首场演出会那样成功。演出时，台下的观众像疯了一样，特别是战士们不停地高呼“为刘胡兰报仇”！首场演出后，战士们纷纷请战，群众哭个不停。
在河津县演出获得成功后，《刘胡兰》剧组又随军渡过黄河来到陕西，为战斗在一线的解放军战士演出。董小吾清晰记得，那次，一直不爱看戏的彭德怀副总司令坐在他的身边，坐在一根木头上，看完了整个歌剧《刘胡兰》。彭老总一边看一边不停地擦着眼泪。彭德怀在第二天散步时还专门把他们几个主创人员叫了过去，对他们说：“昨晚这个戏很好，就是要排这种鼓舞战士士气，增加战斗力的好戏，这就是文艺工作者对解放战争最大的贡献。”
歌剧《刘胡兰》前前后后共演出了100多场，主要是在战役打响之前给战士们演出，效果非常好，战士们往往都高喊着“为刘胡兰报仇”义无反顾地冲向战场。严寄洲当时演大胡子连长。在一次演出中，一位战士突然站起来用枪指着正在演出的严寄洲要向他开枪，好在被制止了。为了保证演员的安全，董小吾在每次演出前的讲话中都会告诫大家，让每个战士都检查一下枪中是否有子弹，避免发生意外。
更具戏剧性的是，当歌剧《刘胡兰》在山西运城演出的时候，当年杀害刘胡兰的首凶“大胡子”张全宝就是在演出现场暴露并落入法网的，后于1951年6月24日被处决。
毛泽东先后两次为刘胡兰题词。
1947年1月中旬，中共中央西北局成立了一个“延安各界慰问团”，前往山西孝义、汾阳、文水、交城一带慰劳与山西军阀阎锡山军队作战并获得重大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王震纵队和陈赓纵队（两个纵队共9个旅）。慰问团由延安各界和各单位代表组成，其成员有崔田夫（陕甘宁边区工会）、吴满有（农民、劳动英雄）、张喜林（延安商会）、白凌云（陕甘宁边区妇联）、孙君一（中央西北局）、黄静波（陕甘宁边区政府）、霍仲年（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孟洁（陕甘宁边区联防司令部）、缪海棱（新华社）和张仲实（党中央直属机关）10人以及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人员9人。崔田夫担任团长，张仲实和黄静波为副团长。1947年1月13日，慰问团携带慰劳品（猪羊肉和慰问信）从延安出发，17日到宋家川过黄河进入山西，20日从吴城开始活动，到3月7日结束，历时47天，跑遍了离石、孝义、汾阳、文水、交城等地，对我军王、陈两个纵队所辖旅部、团部、营部以及驻在各地的连队、伤兵、医院进行了广泛的慰问。
2月4日至18日，副团长张仲实（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翻译家、出版家）同慰问团成员在文水县活动期间，从《晋绥日报》上看到刘胡兰英勇就义的事迹后，十分感动，当即向吕梁区党委副书记解学恭了解刘胡兰被捕就义的详情，并派慰问团成员缪海棱和白凌云深入到云周西村调查了解情况。缪海棱和白凌云在云周西村了解到刘胡兰生前是个优秀的共产党员。他们还辗转找到了当时被阎匪胁迫参与行刑铡杀刘胡兰的两个人，这两人提供了刘胡兰最后就义时的详情。刘胡兰是这样对敌人说的：“只要有一口气活着，就要为人民干到底！”接着，气急败坏的阎匪当着她的面将逮捕的6个农民铡死，企图以此威慑刘胡兰。但刘胡兰面不改色，她痛斥万恶的敌人，最后从容地躺在了敌人的铡刀下，厉声说道：“死有什么可怕？铡刀放得不正，放正了再铡！”
了解到刘胡兰烈士英勇就义的详情后，张仲实又让白凌云等人前往云周西村慰问了刘胡兰的双亲。同时，慰问团表示积极支持吕梁地区党委将刘胡兰作为人民英雄来纪念的决定。他们向吕梁地区建议，应将刘胡兰作为在党内进行气节教育的榜样。解学恭对张仲实说，吕梁地区决定在刘胡兰烈士墓前立一个石碑，希望张仲实为烈士墓撰写碑文。但张仲实谦虚地认为自己写不合适，表示“等我回到延安向党中央领导同志汇报后，请中央负责同志写”。
1947年3月中旬，延安各界慰问团完成任务解散后，张仲实回到陕甘宁边区子长县（瓦窑堡）东吴家寨子。过了几天，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也从延安来到这里。张仲实向任弼时汇报了延安各界慰问团的活动经过和刘胡兰英勇就义的详情，以及吕梁区党委要求党中央为刘胡兰烈士题词的意见。张仲实说：“最好请毛主席写个匾，或题几个字。”任弼时答应将其意见转报毛主席。
1947年3月26日，毛主席听取任弼时的汇报后，对刘胡兰的英雄事迹十分敬佩，深受感动，心情也非常沉痛。据耳闻目睹当时情景的卫士长李银桥回忆说：当时，主席轻声念着：“刘胡兰！刘胡兰！”两眼湿润地长叹一口气，挥笔疾书，题写了“生的伟大，死的光荣”8个刚劲有力的醒目大字。
题词稿送达文水县后，因战争关系不慎遗失。同年，中共中央晋绥分局于8月1日作出了追认刘胡兰烈士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的决定。吕梁地委通知各级党组织，将有关刘胡兰同志的英雄事迹印成专册，作为党组织的学习材料，号召全体党员学习刘胡兰的革命精神，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英勇奋斗。
1956年12月，共青团山西省委作出纪念刘胡兰逝世10周年的决定，并编写了宣传提纲。12月底，共青团山西省委恳请毛主席为刘胡兰烈士重新题词，中共中央办公厅将此报告呈交给毛主席。
1957年1月9日，毛主席第二次为刘胡兰亲笔题写奔放遒劲的“生的伟大，死的光荣”8个大字，落款是毛泽东那洒脱的字体：“毛泽东题”4个字。
这是一幅没有落笔年月日具体时间的题词，为的是体现“重写”的含意。这幅题词于1月12日早晨送到云周西村刘胡兰烈士陵园。
毛泽东于不同的年代为一个人两次题写同样内容的词，这在党的历史上还是绝无仅有的。
本书编写过程中参考了马烽所著长篇传记文学《刘胡兰》、电影《刘胡兰》以及众多相关网络资料。在此一并表示致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