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公元1368年朱元璋称帝于南京，至公元1644年崇祯自缢于北京，明朝延续了277年。这段时间，也正是世界历史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时期。在欧洲，有文艺复兴时代的到来。
在中国文学史上，明初洪武元年到成化末年（1368 — 1487）的一百多年被界定为明代文学的前期。弘治到隆庆（1488 — 1572）的近百年划为明代文学的中期。万历到明末（1573 — 1644）划为明代文学的后期。从大范围上讲，以元初到明中叶（正德末）为中国文学中古期的第三段，而明中叶到“五四”运动（公元16世纪至20世纪初）为中国文学史近古期。近古期共分两段，第一段是明嘉靖初至鸦片战争（1840年）；第二段是鸦片战争至“五四”运动（1919年）。两个阶段在淮安文学中显现的并不明显，所以本章只将明代淮安文学作一个总体的描述。
明代文人的最明显的特点，是对俗文学的偏爱，且带有自觉的意识，即认为在俗文学传统和俗文学形式中，人性能够得到更为充分的表现。于是在明代，中国文学史上的又一个高峰，即小说创作的高峰期来到了，其中《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为其标志。让人激动不已的是，这三个文学经典都是在淮安创作的，其作家或是淮安文人，或是长期住于淮安。由此我们可以说，淮安文人在明代毫无悬念地站在了中国文学仍至世界文学的最高领奖台上。
§§§第一节 明代淮安
明代时，淮安的地域之大及繁华，自元代后再度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点。
淮安的繁华，得益于朱元璋建都南京时使淮安成为了直隶省辖的府，还得益于明朝都城从南京迁到北京后必然依赖、扩张的漕运以及禁海的决策。作为全国漕运的总枢纽，淮安繁华实属必然。
淮安在明代的繁华首先表现为疆域大。明朝成立前二年，即元至正二十四年（公元1366年），朱元璋将领徐达占领淮安，设立淮安府。明朝成立后，全国划13个省，其中南京和北京为南、北直隶省，淮安府属于南直隶。这时淮安府有九个县和两个州。县有山阳（今淮安市楚州区）、清河（今淮安市淮阴区）、盐城（今盐城市）、桃源（今宿迁市泗阳县）、安东（今淮安市涟水县）、沭阳（今属宿迁市）、赣榆（今属连云港市）、睢宁（今属徐州市）、宿迁（今宿迁市）；州有海州（今连云港市）和邳州（今徐州市邳州市）。比其元代的三州八县，地域略小，为历史上第二。
淮安在明代的繁华还表现在运河之都和漕运枢纽地位的确立上。明代设十二把总负责漕运，第一任漕运总兵官为平江伯陈瑄。永乐九年（公元1411年）废海运，南方物资到北京就主要依赖于大运河的漕运，于宣德二年（公元1427年），陈瑄任漕运总兵官开府淮安，并兼淮安总兵官。至景泰二年（公元1451年），朝廷再让文官参与漕运，也常驻淮安，称文武二府。文管征粮，武管护粮运粮。各国各省均设粮道，南方诸省，如湖广、江西、安徽、浙江等省船均到淮安，经漕运总督衙门查验，方能由运河北上。山东、河南两省粮船不必到淮，却也由驻淮安的漕督管理。这样淮安成全国漕运的指挥中枢，成了漕运之都和水上交通枢纽。
淮安的繁华还表现在两淮盐业的兴旺上。两淮盐是指淮南和淮北盐。淮南盐产区在泰州（现泰州市）和通州（现南通市）；淮北盐产区在海州（今连云港）和山阳（今淮安市楚州区）和盐城（今盐城市）。《明会典》记载，两淮盐共30个盐场，其中淮安境内有十个，属淮北盐。明代淮北盐年产129000引到290000引不等，一引二百斤。盐要收灶课，即地产税，大约为十万五千六百九十三两。加上淮南盐税，嘉庆《两淮盐法志》卷五十五序说：“佐司农之储者，盐课居赋税之半，两淮盐课又居天下之半。”意思是说全国的税收，盐税占一半，两淮盐的盐税又占全部盐税的一半。据考，淮北盐税占两淮盐税的四分之一强。当时盐为官家专营，两淮盐定点销往江西、湖北、江苏、安徽、湖南、河南六省的几十个州县。
淮安的繁华还表现在淮安税收上。开始地方收税的机关有三处，一是粮仓常盈仓。二是清江督造船厂，三是淮安榷关。
常盈仓征四税，即淮安过坝税，过坝的粮食每石收银一厘叫军饷，过坝的货物每石收一厘叫脚银；过坝的杂粮收五毫，叫斛抽；再对牙人（经纪人）过坝得到的佣金牙用银征税，每五分收二分五厘，叫济漕。四税于明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开始征，由于淮安当时农副产品流量大，所以四税相当可观。
督造船厂收竹、木、钉、铁、油、麻等与造船有关的材料税，每年五万一千两左右。
榷关收过往商船所载货物税。淮安榷关设于永乐二十一年（公元1423年），地点在现在淮安楚州区板闸。明崇祯时，税征到77800百余两。
淮安的繁华还表现在城市经济的繁华上。淮安城中有粮食转运仓，有造船厂，当时造船厂绵延30里，分厂八82个，年造船五百六十余只，花白银五万两。漕运每年要运粮400万石，一年有万余船要经过淮安。每年还有数十万引的淮北盐要到淮安集中，再走向全国各省。这就造成了淮安成了“山阳天津南北两大镇屹然相对，五百年来莫之有改”的壮观景象（同治年间所重修《山阳县志》所描写明代之语）。
淮安如此的城市化，也造成城市经济发展。明天启年间的《淮安府志》说淮安的鎏金工艺、皮革、制鼓最好。淮安当时酿酒业也十分发达，每年要用粮数十万石，最有名的是苦蒿酒，其他有记载的酒有十一二种。
商业兴，会馆就兴，会馆有几十所，集中于清江浦（现淮安市区）和河下（现淮安市楚州区境内）。商业兴，金融业也兴。当时票号也多。与商业兴相伴的，是美食兴，淮扬菜也在这时得到充实。当然教育也十分发达，文化也得到应有的尊重。
在这么一个城市文化的氛围中，淮安文学有了冲击文学顶峰的基础。
§§§第二节 大器晚成的吴承恩与《西游记》
吴承恩应当高兴，他的《西游记》一举走上了中国文学的高峰，并走向世界，既成了科幻文学的鼻祖，又有经久不衰之效果。
吴承恩也可能悲哀，《西游记》最早刊印时，只署有“华阳洞天主人校”。是鲁迅先生和胡适先生考证出《西游记》的作者是吴承恩。但在当下怀疑一切权威的年代，有人对《西游记》的著作权是否属吴承恩提出了质疑。
不过有质疑总比默默无闻强，有质疑说明了《西游记》的伟大，有质疑说明了后人对这段文学史的看重。
淮安文学史上吴承恩的故事，当从质疑开始。
质疑的主要理由
质疑声应当说是在1985年前后形成高潮的。以下学者观点具有代表性：
杨秉祺先生在《章回小说〈西游记〉疑非吴承恩作》所提出的观点：
一、《西游记》成书于明中叶，但明末到清中叶前，没有人知道它的真正作者姓名。清中叶以后才开始有了“章西游”是吴承恩所作的说法。提出者和附和者都是吴承恩的淮安老乡吴玉搢、阮葵生、丁晏，但他们人微言轻，这一说法并未能在社会上流传开来。民国初年，经过鲁迅先生和胡适的考证，这个说法才广为流传，并成为定论。但他们的考据只有一条：明天启年间的《淮安府志》的著录。该志卷十九《艺文志·淮贤文目》载：“吴承恩：《射阳集》四册囗卷、《春秋列传序》、《西游记》。”另外还有一条辅助证据，说小说中“多吾乡方言俚语，皆淮上之乡音街谈”。杨先生认为，这一论据并不真实；即使它完全真实，也证明不了吴氏是小说的作者。
二、《淮安府志》所说的《西游记》是游记，而非小说。他说，17世纪末以前，只有天启《淮安府志》和《千顷堂书目》通过书目的形式提到吴著《西游记》，而明清官修的地方志却都是不收章回小说的。例如最有权威的《四库全书总目》就没收任何一部白话章回小说。作为一个反证：明末《淮安府志》著录了吴著《西游记》，但到清末同治《山阳县志》却未收这部书（山阳县是淮安府府治所在）。他认为，天启《淮安府志》之所以收录它，是当时认为它不是白话章回小说；同治《县志》所以不收它，是当时已承认它是白话章回小说了。
三、17世纪中叶黄虞稷所写的《千顷堂书目》已明白无误地把吴著《西游记》归入舆地类的游记中。《千顷堂书目》上有小说，不过是文言文的，它不收白话小说。他明白无误地把吴著《西游记》列入卷八“舆地类”的诸游记中。
四、拿小说与吴承恩的诗作比较，用词不同。且吴承恩有“只用文章供一笑，不知山水是何曹”诗句。说的是自己只写文章，不游山水，如何能写出游山玩水的《西游记》？
五、明代反对推崇道家，而《西游记》对道和佛都不尊重。
（杨先生的文章载于《内蒙古师大学报》1985年2月）
李安纲先生撰文《吴承恩不是〈西游记〉作者》中提出：
一、明代《西游记》的刊本上，并未署作者之名。清初汪象旭《西游证道书》始署撰人为元初长春真人丘处机，其后陈士斌的《西游真诠》、张书绅《新说西游记》、刘一明《西游原旨》和张含章《通易西游正旨》等均从之。他认为突然在解放后说《西游记》是吴承恩，太草率了。如果搞不清楚作者，宁可写无名氏。
二、吴承恩早年的朋友，如张雄飞、淮安太守陈文烛和晚年的知己如吴国荣在文章中谈到吴承恩时仅说他对诗文词赋有专长，吴承恩死后40年的天启年间，宋祖舜等人编修《淮安府志》，志中《近代文苑》说：“吴承恩，性敏而多慧，博极群书。为诗文下笔立成，清雅流丽，有秦少游之风。复善谐剧，所著杂记几种，名震一时。数奇，竟以明经授县贰。未久，耻折腰，遂拂袖而归，放浪诗酒，卒。有文集存于家，丘少司徒汇而刻之。”也只说到他诗文好，有文集，没有讲到他的小说《西游记》。但李先生注意到了吴承恩写过志怪小说《禹鼎志》，但认为志怪小说应当归于杂记。
三、李先生说没有文章记载吴承恩学过佛、道，而《西游记》以佛、道两家相斗为主线，所以反证书不是吴承恩所写。
（此文原载《山西大学学报》1995第3期）
此外，北京图书馆出版社推出《话说吴承恩—— 〈西游记〉作者问题揭秘》一书，根据世德堂本《新刻出像大字官板西游记》卷首有“华阳洞天主人校”字样，而“华阳洞天主人”又是吴承恩的好友、嘉靖年间状元及第、后来被誉为“清词宰相”的李春芳，认为《西游记》作者是李春芳，因为他是江苏兴化县人，少年在江苏华阳洞读过书，号“华阳洞主人”，曾受命总校《永乐大典》。（注：所谓“青词”，就是道教斋醮时上奏天帝所用的表章，用朱笔写在青藤纸上。这是一种赋体文章，需要以极华丽的文笔表达出对天帝的敬意和求仙的诚意。）
此文还指出，1983年末，（复旦大学教授）章培恒先生在《百回本〈西游记〉是否吴承恩所作》中指出，从《西游记》问世直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三百余年里，各种刊本或署朱鼎臣编辑，或只署华阳洞天主人校而不署作者姓名，或署丘处机撰，没有一本承认吴承恩的著作权。胡适1921年的《西游记序》也说此作“是明朝中叶以后一位无名的小说家做的”。后来鲁迅先生力主吴承恩说，胡适得到鲁迅抄给他的材料，便在《〈西游记〉考证》中也持此主张。
吴承恩生平
在古时，小说为“末学”，是不登大雅之堂的。凡写小说者有三，一是政治（仕途）上失意了，或是爱情上失意了，或是精神寄托上失意了。吴承恩当是政治失意和精神寄托失意的那种。
吴承恩（1500-1582年），汉族。字汝忠，号射阳山人，淮安府山阳县（今江苏省淮安市楚州区）人。他到了40岁，才补了一个岁贡生。明代（后来的清代也一样），每年或二三年从各府、州、县学中选送生员升入国子监就读，称岁贡生。岁贡生又是对乡试落第老秀才的一种“安慰”，只有有着十年以上禀生资格的秀才才可能入选岁贡。入选岁贡生后，可以候选低微的官职。当岁贡生，可以说是一喜，但到了40岁才被推选上去，实在有点煞风景。《淮安府志》称吴承恩，“性敏而多慧，博极群书”，当说的是他少年、青年时候的事。再称他“诗文下笔立成，清雅流丽，有秦少游之风”。当是说他青年、中年的状况。这么有才华的人，却这么“大器晚成”还未成，这当是他精神寄托失意的来源。
据吴承恩为自己父亲所写的《先府宾墓志铭》称：吴承恩的父亲叫吴锐，字廷器，先世是涟水人（今属淮安市）。高祖吴鼎，太公吴铭，做过余姚（今属浙江省宁波市）训导。两世都是学官。祖父吴贞，由国子监监生做到浙江仁和县（今杭州市）的儒学教谕，在明英宗朱祁镇天顺八年（公元1464年）卒于任所，夫人梁氏就带着四岁的吴锐回到了山阳县（淮安府治所在，现淮安市楚州区）。吴承恩的父亲家贫穷，在社学中读书送不了礼，教书先生就不好好教他，但他认真学习，成绩很好，让教书先生十分奇怪，就想送他去乡学上学。但他此时娶了徐氏为妻，徐家经营“彩缕文毂（即做花边线生意的），他就继承了徐家的家业，经了商。吴父忠厚，被人称为“痴人”，连吴承恩也受连累被称为“痴人家儿”。吴父虽痴，但一是自己学问好，“六经诸子百家莫不流览。独《尚书》、左丘明《春秋》未尝一日置也。”“居尝逡逡，口不能道辞，及与人谭说史传，上下数千载，能竟日不休，”二是能全方位培养儿子。他自己爱菊，爱游古寺，也肯让儿子读书，还让儿子学绘画、书法、围棋，还让他填词作曲，鉴赏和收藏名人书画。当然他也不反对儿子读野史和小说。吴锐是一次出游回来病倒而去世的，享年72岁。他除娶徐氏，还娶张氏、叶氏，徐夫人生一女叫承嘉，嫁给了同郡人沈山，而吴承恩为侧室张氏所生。由此墓志铭看，吴承恩家是比较贫寒的。
吴承恩20岁时成婚，女方是叶姓的一个同乡。叶氏是淮安的名门望族。叶夫人曾祖辈、祖辈的叶淇、叶贽曾做过尚书、侍郎的大官。吴承恩的姐夫沈山，其曾祖沈翼亦任过南京户部尚书。这些社会关系，让他前途似乎看好。
但他仍仕途失意了，这个失意发生在嘉靖十年（公元1531年）秋。这年吴承恩已32岁了，他在府学岁考和科考中取得好成绩，成了科学生员，与朋友沈坤等结伴去南京应乡试（考举人）。不料朋友均中举，沈坤还中了第一名，他却落了榜。第二年，他父亲满怀遗憾地去世了。为了对得起父亲，他在淮安知府葛木创办的龙溪书院开始苦读，用三年时间专攻诗文，想在仕途上成功，以告慰父亲在天这灵。然而在嘉靖十三年（公元1534年）的乡试中，他再度名落孙山。他十分羞愧，要知道，他“髫龄，即以文鸣于淮”。那一年，刚中了探花的蔡昂在家中大宴宾客，十几岁的吴承恩在筵席中应对如流，四座皆惊，由此深受蔡翰林的“雅遇”。而督学使者则称说他“叨一第如拾一芥耳”（中举如拾草一般容易）。“金陵四大家”之一者、宝应文人朱应登则鼓励他“可尽读天下书”，并“以家所藏图史分其半与之”。有如此多的人器重，得如此大的期望，他却一再失利……吴承恩一病不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