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这样的有意隐瞒，却平白加浓了案件上面的迷雾，弄得整个案子扑朔迷离的。案子结了之后，好些官场中人出于官场经验的敏感，看出里面肯定有隐瞒，但并不知道其实瞒得并不多，加上结论离他们的推测反差也忒大了点，于是他们就首先开始把疑诼化为故事。首先传出消息的，就是官场的人。官家的人都这样，民间的传说自然，没法不丰富。一个如此刚烈的汉子，一个手法纯熟的行刺，最后的原因居然是这样的平淡无奇，有谁能甘心呢？其实，审案的人也跟官场其他人一样，感觉张文祥刺马没那么简单，无论是第一拨的魁玉和张之万，还是第二拨的曾国藩，都拼命地问张文祥有无主使，但都没有问出来。找来时金彪调查，也没问出什么名堂。没问出来，结果可以有两种，一种是张文祥打死不肯说，一种是的确就真的没什么事，两种可能性都有。但如果参照其他的证人证物，第二种的可能性其实更大些，只是人们却更喜欢相信前者。
多少年来的黑箱政治，使得人们对于朝廷出的事情，压抑不住地喜欢往复杂了想，往阴谋上想。即使没那么复杂，没有那么多阴谋，也得把它弄复杂了，弄阴谋了。朝廷也好，官场也罢，在人们眼里就是那么个地方，用《红楼梦》里贾元春的话来说，就是一个“见不得人的去处”。这样的去处，就是一个供人演绎故事的地方。都说某些国人喜欢阴谋，喜欢权谋，但这样的性格喜好，其实跟中国长期的黑箱政治不无关系。在黑箱旁边生活久了，也就喜欢瞎猜了。瞎猜，才有乐趣，猜离奇了，添加的情节就自然成戏剧了。
杨士骧骂贿
贿赂，在古代又叫苞苴，原意是包鱼肉的蒲包。较早的贿赂，无非送鱼送肉，但是发展下来，送的可就多了。对方喜欢什么，就送什么，不限于金银财宝，有时也包括大活人，比如美女若干。一般来说，贿赂这种事，有的时候是有人要办点特别的事儿，主动递上包袱，甚至挖门子找机会递上包袱，经办人拿了人家的手短，吃了人家的嘴软，于是事由贿成，属于行贿者主动。但更多的时候，是下面的人或者被管的人不得不贿赂，不贿赂，人家就给你小鞋穿。这种情形也有不同。有的是什么也不说，甚至面上冠冕堂皇、一身正气，但是不给是肯定不行的；另一种则比较直截了当，就是明目张胆地索贿，不给当然更不行。据说，当日在蒙古人统治的元朝，这样率直的人比较多，上司动不动就说，我们关系这么好，你怎么不给我送礼？
当然，这样明目张胆的买卖，古来官场上并不多见。中国文化讲究含蓄，而且儒家兴的是不言利，每个当官的都希望人家说自己是儒官，就像眼下所谓学者型官员一样。所以，即便索贿，也不过是一个暗示、一点隐喻。好在那年头，当官的、办事的都是心眼活泛之辈，该怎么送，就会怎么送。
杨士骧是晚清最后几年光景里一个相当重要的人物。他是个科门高第，点翰林、外放，一路爬上去的正途官儿，基本上算是一帆风顺。在仕途的最后几年，杨士骧跟袁世凯走得相当近，两家还攀了亲。他在清朝的新政时期，继袁世凯之后做了直隶总督，一直极力襄助袁世凯办新政，被外人视为北洋系的文官魁首。另一个魁首，是特别会做官的徐世昌。人们传说，袁世凯说过，他看得上的翰林只有三个半，张佩纶、徐世昌和杨士骧是三个全的，而张謇算半个。当然，这话更像是后人给袁世凯编派的，以袁氏的精明，断然不会如此得罪人。那时候，翰林出身的都是天之骄子，仕途多半顺利，他一个杂途上来的家伙，怎么敢如此放肆？况且，张謇好歹也曾经做过袁世凯的老师，给人算半个，也太不恭敬了。但不管怎么说，杨士骧跟袁世凯关系铁，那是没得可说。接袁世凯的茬儿做直隶总督，就是袁世凯的推荐。
杨士骧一生，做官还算规矩，没有大的功业，也没大的劣迹。唯一特别的地方是季常之癖，超级惧内，所以一直不敢纳妾，也有的说是从来不敢逛胡同，做平康之游。据说曾经自署一联云：平生爱读货殖传，到死不闻绮罗香。但是，桃花运不敢有，钱却是要的。北洋系的人大都有这个毛病：事能干，但钱也不少捞。晚清新政时期，经济发展比较快，对外贸易已经成为相当重要的事业。清朝有两个地方大员是最重要的，一个是两江总督，一个就是直隶总督。两个总督都兼着一个通商大臣，直接插手经济，所以不仅位置重要，而且缺儿肥。两江不用说了，身处江南财赋之地，经济发达，贸易繁盛。直隶则处在政治中心，在资源半由权力分配的时代，当然好处也是大大的。总督府所在地的保定，平淡无奇，但开埠的天津，作为北洋大臣的驻地，在开埠之后，从晚清到民国，都相当的繁荣。所以，虽说上海开埠早些，但天津后来势头也相当不错。不论什么时候，管经济的官儿都很肥。当年北洋大臣治下，天津海关道是直隶境内最肥的官缺。
杨士骧在任上有一个爱好，最喜欢骂天津海关道，经常当着别人，不留情面，骂得那位一佛出世，二佛升天。有人看不过了，说人家好歹也是个道台，正三品的官儿，你怎么老骂呀？杨士骧说，你不知道，这人得骂，小骂则地毯皮货衣料来矣，大骂则金银器皿来矣，所以不可不骂。原来，杨士骧骂下属，是一种索贿的方式，半是威胁，半是亲近。一边厢骂，一边厢送，两下越来越亲近，关系越来越好。在上面的，则要什么有什么，部下想得周到，办得周到。而在下面的，则官越做越大，平步青云。
西太后死后，袁世凯被罢官，袁连夜赶到天津，住在英租界。杨士骧没敢去看他，派了儿子前往，送了袁世凯六万大洋。但是，这样藏头缩尾的杨士骧虽然没有被罢官，但却死了，才五十岁。有人说是被革命党暗杀的，也有人说是被摄政王干掉的。总之，随着袁世凯的下野，又一个北洋的人让出了一个重要位置。凡是翰林出身的大员，依照惯例，谥号肯定有个“文”字，所以，杨士骧的谥号为文敬。时人嘲之日：“曲文戏文，所以为文；冰敬炭敬，是之为敬。”当年，杨士骧的另一个爱好，就是听戏唱曲。比起冰敬炭敬来，听戏唱曲还真是雅多了，但也不是不费钱。
倭仁的阻击战
同文馆跟总理衙门一样，都是清朝同光新政的组成部分。后世一提起洋务运动，中央政府的改革似乎也就是这两项内容。但是，跟总理衙门不一样的地方是，总理衙门被逼的成分多一点，办这个衙门，清朝政府方面积极性有限。从形式到内容，都有糊弄鬼子的意思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对洋人讲，这就等于你们要的外交部，对国内人讲，看，我们总理各国的事务，还等于天下的老大。而且衙门里的人，从一溜儿总理衙门大臣到办事的章京，都是从别的衙门临时凑来的，等于偌大的一个机构，没有人员编制。安着心，等形势转好，不怕洋人的时候，就将这个衙门给撤了。
但是，同文馆稍有不同，这是所学校，要入学习西方学问的学校，聘请的教师都是洋人。当初办的时候，指定从翰林院和其他衙门里正途出身的人员挑选，也就是说，打算让中国当时科举制下的精英人士，一群年轻的科门高第、进士翰林来学的。主事的恭亲王奕，经过太平天国战争和英法联军的入侵，所得教训深刻，明白西方来的洋人非同小可，怎么也得跟人家学点什么，才能应付未来的变局。虽然打的是学习天文历算的招牌，实际上就是学西学。对奕来说，给洋人刀架脖子上建一个专门跟洋人打交道的机构，多少还是一种耻辱，但学人家东西，算是知己知彼，绝对有必要。让中央政府里的年轻精英来学，起点高，学生素质也高，可以立竿见影，速见功效。
然而，这样的如意算盘，却遭到一个人的强烈阻击，这个人就是倭仁。倭仁，蒙军旗人，科举出身，是当年旗人中少有的饱学之士，跟曾国藩一样，一路从翰林庶吉士、编修、侍讲、侍读、学士这样走过来，属于标准的词臣。也同曾国藩一样，是当时著名的理学家，讲究修身明性，以人品好、学问优长，领袖士林。只是，在时代的大变局面前，曾国藩的选择是与时俱进，面对西方，而倭仁则抱残守缺，固守中国本位，对洋人深恶痛绝，把屁股对着西方。在同文馆酝酿期间，他同时担任同治皇帝的老师，深受东西两宫太后的信任。无疑，来自他的阻击，是来头挺大的，但阻击的子弹，却只是土枪里的铅沙。他说，中国人不需要学西洋的东西，我们的忠信仁义即可以为干戈舟楫。如果实在要学，也无需聘请洋人，因为中国地方大、人才多，找国产货即可。然而，奏章一上，马上有诏书说让他推荐这样的人才。当然，倭仁就是那么一说，自己夹袋里根本没有这样的人才。没法子，只好不再做声。这时，上面又有旨意，说要倭仁随时留意，发现这样的人才即刻推荐。接着，最有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讨厌跟洋人打交道的倭仁，被任命为总理衙门大臣，作为众大臣之一，跟着奕和文祥一起办洋务。有近代史论者说他接到这个任命之后，故意从马上跌下，以足疾为由辞掉了差事，其实并不确切。当年的倭仁的确差点从马上栽了下来，但绝非故意为之，而是真的郁闷生了病，所谓的痰厥之症，小中风了。这病的确跟让他做总理衙门大臣有关，但并非装的。过了没几年，倭仁还真的因为这个病，一病不起。
倭仁没有斗过奕，不止是两人地位上有差距，也是他的道理讲不过奕的道理。西太后虽然没受过什么教育，但却是个明白人，忠信仁义可以做干戈舟楫的鬼话，无论如何没法让她相信。倭仁被任命为总理衙门大臣，有人说是奕戏弄倭仁，其实未必，要是倭仁真的上任，有这样一个同事，奕还真的很难受。况且，这种大事，尽管当时奕是首席军机又兼议政王大臣，按清朝的规矩，他也说了不算。更大的可能，是西太后想要借倭仁牵制一下日渐“跋扈”的奕。
可惜，倭仁是个真性情的汉子，讨厌洋人，还真就身体力行，实践到底，顺便把自己气病了。只是，倭仁阻击失败了，但同文馆却也没有办好。当日倭仁的阻击，背后有强大的舆论支撑，京师上下，同文馆非议纷纷。翰林院加上各个衙门的精英，在舆论的强大压力下，居然没有一个人敢出来做“鬼谷先生”弟子的。一时间，跟洋人学习成了大逆不道的事儿。一个个进士出身的“孔门弟子”，集体抵制同文馆。即使有个别想进的，在众口铄金的情况下，也只能缩了。
无奈，奕他们只好退而求其次，又因为舆论压力，强调“政治正确”、出身可靠，只能在贫苦旗人中选人。即使这些人，也是看在同文馆优厚的待遇才来的——管吃管住，山珍海味，每月还有八两银子津贴。就这样，第一批也仅仅只有七十人报考。这些人人学之后，毫不客气地将旗人懒散的习气带了进来，吃喝玩乐都行，就是学习糊糊涂涂。据同文馆出身的齐如山说，他们同学学了九年俄语的，连俄文字母都背不下来。而学英文学得最好的张德彝，后来派到中国驻英国使馆做翻译，据严复讲，连日常用语都翻错。张德彝在西方转了好些年，写的游记居然记录了大量西方的儿童游戏，没多少正经事。
国家用重金请来外教，花大笔的银子办学，最后办成了这个样子，连所外文学校都资格不够，离奕当初的意图，差了不止十万八千里。同文馆兴办之初的一场风波，还真的吹掉了这个中国第一所官办新式学堂，让它有名无实，直到最后并入京师大学堂。
挂在总统脖子上的军队
契诃夫的小说《挂在脖子上的安娜》，写了一个依附于男人的女人。从此以后，人们将全然赖在男人身上的女人称为挂在男人脖子上的女人。然而，也许人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是，在中国曾经有过一支军队，也是挂在某个男人的脖子上的，寸步不离。
这支军队来头很大，是清末朝廷的禁卫军。作为一个传统王朝，清代没有明确的御林军名目，护军营、圆明园护军营和相继建立的骁骑营、火器营、神机营等，都可以算作御林军。但是，打仗的时候，这些军队也用于前线的冲锋陷阵，并不仅仅待在京城摆谱装样子。然而，随着八旗子弟的腐化，这些军队慢慢真的成了摆设。在晚清军事现代化的过程中，跟各地驻防八旗一样，京城的护军也在装备上洋化了。但是，背了洋枪的护军，在八国联军打进来的时候，还是显示出自己的超级无能，漫说守城，就是护卫西太后和光绪逃跑都力不从心。若是当日联军派出哪怕一个连来追一下，中国的两位最高首领肯定会成为俘虏的。这一点，西太后心里明镜似的。最后还是做甘肃藩司的岑春煊带了千把人赶来，西太后的心里才踏实了一点。
所以，新政开始，建立一支新式的禁卫军就成了皇室的一个心病。不过据后来摄政王载沣的弟弟载涛说，这个念头还是德国皇室灌输的。1903年，载沣作为赔罪使臣出使德国，为在义和团运动中被杀死的德国公使赔罪。此番德国之行，给载沣印象最深的是，德皇近卫军雄壮的军势。他被告知，德国的皇室成员都要服兵役，而皇家亲自掌控军队，是保障皇室永固的要义。这个印象，后来又被来访的德国皇室的亨利亲王所强化。编练禁卫军的动议，1905年就已经提出，但到了1908年西太后和光绪死后，载沣亲掌大权，雄心满满的他才真正开始了建立禁卫军的工作。
禁卫军的基干兵目，从原来以京城八旗精锐编成第一镇的骨干中挑选，然后从京城八旗各营中挑选精锐充任士兵，而马队则由蒙军八旗中选人。到了革命前夕，他们才学北洋军的做法，吸收了部分北方朴实精壮的农民当兵。禁卫军的薪饷、待遇甚至服装和徽章都跟一般新军，甚至北洋军不一样。不仅仅是服装和徽章的样式不同，而且质地、价码也不一样，薪饷也远比一般新军为优。装备自然不消说，也是当时清朝力所能及的最好的，一色的德式枪械。不仅像一般新军一样，每协（旅）有山炮一营，而且有重炮一营、机关枪一营。在多数省份的新军连机关枪都没见过的情况下，武器上的优势显而易见。
禁卫军原本的规划是两镇（师），到辛亥革命前仅仅建成一镇，但两镇的架势已经拉起来了。总部机关，是一个军的框架，所以当冯国璋接手禁卫军的时候，他的官职是军统制。
虽然说禁卫军的部分士兵和低级军官有汉人的成分，但整个禁卫军其实是满人贵族，尤其是皇族的禁脔。禁卫军由载沣的七弟载涛亲自统带，满人中号称最为知兵的良弼，担任其中一个协的协统（旅长）。但是，随后武昌起义，遍地烽火，当家的满人少年亲贵一时束手无策，只能请出袁世凯来应付危机。袁世凯出山之后，当日莫名其妙把袁世凯赶回老家的摄政王载沣，在袁世凯和资政院的立宪派议员的夹击下只能退位，同时答应亲贵不再掌握军权。就这样，冯国璋才接任了禁卫军的军统，良弼也被北洋旧人王廷祯给换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