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到帝国政权和辩证法压力的知识分子思维充满了矛盾。要准确抓住这些矛盾并非易事，因为我们面临的是一种全新的现象。这种现象无论是在俄罗斯人（统治民族）中还是在新信仰的西方追随者（无知帮了他们的忙）中都没有达到如此程度。有关这些矛盾，人民民主国家的公民中任何人既不能写出来，也不能大声议论。表面上它们在那里并不存在。然而它们不仅存在而且构成了依附中央的各个国家的公民，特别是知识分子精英阶层的代表们的现实生活，那里几乎所有人都不得不成为演员。很难在人际关系中的做戏和演戏之间作一个明确的界定，区别在于他们是在什么地方做戏，因为人们不是在剧院的舞台上演戏，而是在大街上，在办公室、工厂、会议厅，或在起居室里演戏。然而这需要非常高超的表演技巧，思想必须战战兢兢，时刻处于警觉状态；说话必须考虑后果，三思而后言。每个不合时宜的微笑、每个表错情的眼神都会招惹怀疑和指责，给自己带来危险。甚至人们生活的方式、说话的语调或喜欢佩戴的领带颜色，也都会被解释为某种政治倾向的标志。
东方的访客到了西方会受到莫大的震撼，因为在与西方人的接触中——从与火车站的搬运工和出租车司机接触开始，到处都没有遇到任何障碍。他所遇到的人都非常轻松，神态自若，在这些人当中看不到那种在低垂着的脑袋和不安地转动的眼球中表现出的内心紧张情绪。他们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他们常常开怀大笑。人和人之间的关系真的有可能如此单纯吗？
日常生活中的做戏与剧院里的表演之不同点在于：人人都在别人面前做戏，而且彼此都清楚大家都在逢场作戏；而且，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演戏不会被认为是缺点，至少不会证明他的信仰不诚。问题在于把戏演好，在于学会进入角色，只有这样才能证明，他的人格用以塑造自己角色的这个部分是相当发达的。如果有人发表一个对西方充满仇恨的演讲，口气中还带着激愤，那就表明，他内心中真正怀有的仇恨，大约是其高声叫喊的激愤程度的百分之十。如果有人冷淡而节制地谴责西方文化，那就意味着，他实际上对西方文化还有着部分依恋。众所周知，人类的所作所为都含有相当的表演成分。人所做出的各种反应，甚至各种姿势，都是根据自己所处的环境来调整的，一个人的心理状态常常会受到周围人的心理状态的影响。然而，在人民民主国家，人们所看到的是无处不在的有意识的群体表演，而不是个别人无意识的本能反应。
假如一个人明知自己在演戏并长时间进行这种有意识的表演，他的性格就逐渐变成他所扮演的角色，而且越演越起劲。这就像一个拥有健全双腿的人，经过跑步训练之后，得以成为跑步健将一样。人在经过长时间与自己所扮演的角色磨合之后，就会与该角色紧密地融为一体，以至于后来连他本人都很难区分哪个是他真正的自己，哪个是他扮演的角色。甚至于夫妇俩在床上也得用群众集会的口号彼此交谈。人一旦跟被迫扮演的角色磨合并从中获得安慰，他就会暂时放松自己时刻紧绷的神经，松弛警惕心。适当的反应就会在适当的时候自动表现出来。
这种现象也发生在文学领域，但一个诗人就是在写宣传诗歌时也不会局限于纯理性的叙述。就像一个翻译工作者会被原着的精神所“感染”，一个诗人在创作时总会想到诗歌的理想是诗，也会期待自己所写的诗歌在群众集会上被集体朗诵，他只有一开始就把自己的感情调整到相应的高度，才能用文字释放自己的情感。在剧场，比如一个演员扮演熙德熙德，法国作家高乃依（PierreCorneille，1606-1684）写于1636年（一说为1637年）之着名剧作《熙德》（LeCid）中的主人公的名字。该剧内容深刻，对当时的法国社会产生了很大影响，那么他就是舞台上的熙德，而不是做戏。当然，演员不是只要年轻、体格健壮就能扮演好熙德，而是还需要某种天赋，能够在自己的扮演中释放出所属角色的感情。就像我们迄今所认识的一样，诗歌可以定义为突破社会常规的个人气质的表现。而新信仰诗歌的定义则是通过贬损个人气质来表现社会常规。因此，那些拥有戏剧天赋的诗人最能适应新的形势：诗人先创造出一个理想的革命家形象，他所写的诗句就是这个形象的内心独白。他表现的不是自己，而是代替理想化的公民说话。结果他写出来的诗，令人想起进行曲的歌词，因为二者的目的是相同的，都是想用集体的桎梏将行进中的士兵队伍连系成一个整体。德国诗人布莱希特贝托尔特·布莱希特（BertoltBrecht，1898-1956），德国着名剧作家、戏剧理论家，强调戏剧表演的间离效果，要求演员高于角色、驾驭角色、表演角色。代表作有《伽利略传》、《四川好人》、《高加索灰阑记》等。
写的某些诗句，可以作为这类口号式歌曲的最好例证，他的诗句比其他东方诗人的作品优越得多，因为在布莱希特的诗句中可以看出他创作过程的充分意识。
虽然已普遍把做戏和个人思想特性两个概念视为同一，但仍留下广泛的领域迫使人们保持警觉，持续不断的伪装虽说令所有人处于一种不堪负荷的氛围之中，但是也给伪装者提供了不小的满足。嘴上说某事是白的，而心里想着那一定是黑的；内心感到某事可笑，表面却显示出一种庄重的热情；分明是满腔仇恨，但表现出的却是爱的迹象；对某事分明是知道，却装着一无所知；在欺骗对手（其实对手也在欺骗我们）的同时，也在高度评价自己的足智多谋、老谋深算。于是，游戏中的成功就变成了自我满足的根源。同时，如果我们头脑中能隐藏一些东西，不为外人好奇的眼睛觉察，对我们来说它便具有十分特殊的价值。因为但凡用语言不能表达的东西根本非文字所能形容，而凡是不能用文字形容的东西，往往更具备纯情感性质的、非理性的魅力。人把自己隐蔽在内心的至圣所中，为阻止他人进入其中所须付出的代价越高，这至圣所也就越是美好。
如此大规模实践的群众性表演在人类历史上并不常见。然而在无能地尝试描述这种习俗的新变种时，我们却在近东伊斯兰文明中发现了与此极其相似的现象，那里的人不仅善于玩这种游戏以保护个人的思想和感情，而且确实已经形成了永久机制，并被冠以“凯特曼”的雅号。
什么是“凯特曼”？我在康德·戈比诺（ComtedeGobineau）所着的《中亚的宗教与哲学》一书中找到了解释。戈比诺在波斯待过很多年（1855年到1858年，他是法国驻波斯公使馆的秘书，1861年到1863年则任公使），我们不得不承认他天生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即使我们不一定要赞同这个非常危险的作家的结论。凯特曼和新信仰国家的习俗如此相似，以至于我允许自己大篇幅地引用它。
东方穆斯林世界的人们认为：“一个拥有真理的人不应使自己个人、自己的财产和自己的尊严受到某些人迷恋、疯狂追逐和恶意对待，因为那是一些上帝乐于引导犯错误并陷入错误之中的人。”所以说，如果有可能，人们必须对他们真正的信仰保持沉默。
“然而，”戈比诺说，“有些情况，当保持沉默还不够，当沉默可能被认为是主动招供，那时就不应有丝毫犹豫，不仅要公开否认自己真正的观点，而且必须采取一切手段和策略来蒙蔽对手。那时就得宣布一切能取悦对手的信条，参加所有被认为是最荒唐的仪式，贬损和扭曲自己的着作，采取一切手段引对手犯错误，以这种方式他就能争得巨大的满足和功德，他不仅保护了自己，也保护了自己的亲属，在跟异教徒进行可耻的周旋时没有伤害宝贵的信仰。终于，在蒙骗后者，使后者在其错误中越陷越深的同时，使其承受应得的羞辱和精神痛苦。”
“凯特曼让实践它的人感到自豪，因为有了它，信仰它的人才能把自己提升到超越被蒙骗者之上，并获得持久的优越地位，哪怕后者曾是部长或者是有权有势的国王。那个被他使用凯特曼的人，首先就是个可怜的盲人，被剥夺了进入唯一正确道路的可能性，却仍对之深信不疑；而你，衣衫褴褛，即将死于饥饿，表面上还在被你巧妙欺骗的强权脚下颤抖，眼睛却闪闪发亮，你在光明中走在敌人的前面，你嘲笑一个愚蠢的生命，你解除了一头危险野兽的武装。这一下获得多少慰藉！”
凯特曼能走多远？不妨以一个教派的创始人哈吉赫舍伊克阿赫迈德（HadzhiSheikhAhmed）为例证明：“虽然他身后留下了很多神学作品，”戈比诺说，“甚至他那些最热忱的学生也都承认，他从未在自己的书中提出过任何足以引出今天人们都说成是他的思想路线的东西。但大家都断言，他践行过凯特曼，说他在私下里显得极其大胆，并且非常精确地使今天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学说条理化。”这不足为奇，正如某个波斯人在与戈比诺的谈话中承认的那样：“在波斯根本没有一个理想的穆斯林。”
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像阿赫迈德那样谨慎小心。对某些人来说，凯特曼在他们的准备时期对他们有用，一旦他们觉得自己已足够强大时，他们就会公开宣布异端邪说。下面就是阿维森纳阿维森纳（Avicenna，980-1037），亦称伊本·西那（IbnSina），波斯人，伊斯兰医学家、哲学家、自然科学家和文学家，着有《治疗论》、《医典》等学术着作。他建立的哲学体系，在中世纪欧洲很有影响力。他关于灵魂的性质、存在和本质区分的学说在欧洲学术界引起辩论和审查。1210年起，阿维森纳主义在欧洲被禁止。的信徒萨德拉（Sadra）在说教时的描述：
“他也害怕毛拉毛拉，一些穆斯林国家对精通伊斯兰神学的穆斯林、伊斯兰宗教法律教师和解释者以及有学问之人的尊称。不可避免会引起他们的怀疑，可是给他们对他的攻击提供一个坚实的基础，提供证据，这就意味着将使他自己暴露在无尽的迫害之下，毁掉他重建哲学的未来之希望。因此，他只好遵照时代的要求，采取了伟大且行之有效的手段——将凯特曼作为权宜之计。当他到达某个城市时，先是小心而又谦卑地去拜访当地所有的圣战者或博士。然后坐在他们的沙龙或客厅的某一角落，多半是保持缄默，即便是偶然开口也是态度谦恭，赞同从这些可敬的人嘴里所说出的一字一句。当有人问起他的教义学识时，他唯一做的就是讲述从最严格的什叶派宗教理论中趸来的那些思想，丝毫没有暴露出他在从事哲学研究。过了几天，圣战者们看到他如此谦和，便建议他公开为他们授课。于是，他立即投入这项工作，把沐浴礼的教旨或一些类似的题材写入自己的文稿，并将深奥难测的理论家所规定的细则和他们内心的疑惑作了详尽而冗长的解说。这种做法受到毛拉的赞赏，他们赞美他，把他捧上了天；他们忘记了对他密切监视的职责。他们要求他将他们的想象力引导到不那么平庸的问题上；他没有拒绝。他从沐浴礼的教旨讲到祈祷的教旨，从祈祷的教旨讲到启示的教旨，从启示讲到圣灵归一。他巧舌如簧妙语连珠，在做出各种解释的同时，对那些理论基础较好的学生还使用隐讳不提或主动表白的手法，使用自相矛盾、语意双关的句子，虚假的三段论法，只有那些内行人才能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他用大量的声明将一切交织在一起，表白自己的信仰是无可辩驳的。最终他达到了目的，成功地把阿维森纳主义传播给了整个有学问的阶层。最后，当他认为可以公开行动时，他便揭去了面纱，抛弃了伊斯兰教，展现了自己作为逻辑学家和形上学学者的真实一面。”
伊斯兰的凯特曼和20世纪欧洲的凯特曼的唯一区别就是萨德拉逐渐走向了胆大妄为，但他如果在欧洲，他的勇敢精神会使他立刻遭遇悲惨结局。然而，凯特曼以最精确严格的形式，在人民民主国家中被广泛地应用。如同在伊斯兰国家一样，对那些被认为不配接受真理的人的优越感，成了那里的人们现实生活中的主要慰藉；但一般而言，在那里能找到的慰藉实在不多。离经叛道现象的存在并不是一种错觉，而追寻出离经叛道的迹象对于统治来说是件非常麻烦的事。这一切都是偶然揭开凯特曼假面具的案例，而那些不断践行着类似形式的凯特曼的人最容易揭发离经叛道现象：他们很容易就能识别出其他杂技演员也在使用他们自己刚刚使用过的技巧，他们总是一有机会就去陷害敌人或朋友，这样他们就保护了自己。他们掌握这种技巧敏捷性的尺度，就是提前一天预见到那些曾受到他们毁灭性打击的人，终会反咬他们一口，以相似的罪名来检举他们。凯特曼变种之多无穷无尽，种种离经叛道的名称都来不及去整顿这个充满了意想不到的变种的花园。对莫斯科中央大力宣扬的、应普遍遵循的新信仰规则的每一个新的注释，都会令那些表面上俯首帖耳的人们内心产生更多保留。在人民民主国家根本不可能数得清所有凯特曼的践行形式，但是我试图像博物学家那样，对所看到的事物进行分类和分科，以便勾勒出其主要的分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