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个世纪，“腐朽的西方”受到俄罗斯爱国史学家的谴责，他们认为“腐朽的西方”太过自由，从那里渗透出来的思想对极权政府具有极大的威胁。并非只有这些宝座的扞卫者毫不留情地批评西方，只要去读读列夫·托尔斯泰的《什么是艺术》（Cotojestsztuka），就能看到一幅俄罗斯民族藐视西方雅致风格的典型画面。托尔斯泰认为莎士比亚的戏剧是血腥的胡说八道集合体，法国绘画（印象主义极盛时期的艺术）是蜕化变质者最拙劣的涂鸦。革命以后，这种成见不难发展，不难找出大量论据来说明问题：俄罗斯再度拥有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制度。俄罗斯对西方的怀疑是否构成它强大的力量呢？甚至沙俄的史学家在号召俄罗斯人民培植自我肯定和相信俄罗斯民族之特殊使命的同时，不也是在间接为革命工作吗？斜着眼睛看西方和挖苦讥笑西方显然并不是坏的调味品，因此也出现了一种不顾任何后果、作为西方人对立面的平凡、严厉而又勇往直前的人的典型。西方人背着过于沉重的历史包袱，法律、信仰和伦理关系网络束缚了他们的手脚，使之不能大踏步前行。俄罗斯诗人勃洛克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勃洛克（Александр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Блок，1880-1921），20世纪早期俄罗斯诗人、戏剧家，代表作为长诗《十二个》。把自己的民族称为意识到迄今具有潜在力量的“锡西厄人”锡西厄人，又译西徐亚人，古代欧洲东南部以黑海北岸为中心的一个地区的人，他说，“锡西厄人”终于开始进军了，他们的成就巩固了他们的信念，他们对西方的蔑视不是没有基础的。所有居住在波罗的海和地中海之间的各民族，也应仿效这种俄罗斯的自信，并使自己摆脱追随西方鹦鹉学舌的坏习惯。
当然，知识分子明白，他就是自己所谴责的那种“世界主义者”，因为他在看西方时，似乎还期待着什么。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对从自己的国家清除来自巴黎的毫无价值的街头艺术或美国侦探小说的禁令感到特别痛心；他同时认为，那些在西方国家激励“精英人士”的许多文化现象并不合他的胃口。当他被问及艾略特的《鸡尾酒会》（CocktailParty）是否应该在他的祖国上演时，他会毫不迟疑地回答说“不”；虽然这位作者的《荒原》（TheWasteLand）可以认为是一部有意思的诗作。中欧和东欧人的新收获就是一种永远不肯放弃的责任感。他们认为出版商和剧院都要为它们向读者和观众提供的东西承担责任。例如，假若有人认为某戏剧不好，那么就不应该推出，即使演出有可能会成功并给剧院带来可观的票房收入。（不妨想象一下，布拉格或华沙的工人在看艾略特的绅士派《鸡尾酒会》时能从中得到什么？）另一方面，禁演斯特拉文斯基伊戈尔·费奥多罗维奇·斯特拉文斯基（ИгорьФёдоровичСтравинский，1882-1971），俄国作曲家，20世纪现代音乐的传奇人物，革新过三个不同的音乐流派：原始主义、新古典主义以及序列主义。被人们誉为“音乐界中的毕加索”。的《春之祭》（Lesacredduprintemp），和靠柴可夫斯基的音乐培养听众的审美趣味，显然是十分荒谬的做法，但愿不致引起人们的苦笑。我所描述的知识分子的“世界主义”，其实是很温和的，他们能明确地区分出什么是值得尊敬的西方艺术，什么是为了迎合令人怀疑的“精英人士”口味而作了大量廉价宣传的作品。
俄罗斯现实主义巡回展览派的绘画优于法国印象派的绘画，这已在莫斯科得到理论证明。遗憾的是，绘画有这么个特点，即欣赏画是用眼睛看，眼睛在评价时也有发言权，最博学的学者的论据也不可能把丑陋的画作变为伟大的艺术作品。这真令人痛惜！每走一步，无论是在美学方面还是在伦理学方面，我们都遇到这样的阻力，即人对聪明理论抗拒的怪癖。如果一个受到相当教育的孩子发现自己认为父亲的行为对社会主义建设有害（因为社会主义建设成就是全人类福祉的基础），他就会去向当局告发父亲，所以这样的做法是合乎常理的明智之举，然而，这种行为在很多人心中引起无法解释的反感，如此类推，有人更喜欢马奈爱德华·马奈（douardManet，1832-1883），法国写实派与印象派画家。而不喜欢俄罗斯19世纪现实主义的画家也是无法用常理解释的。人民民主国家的知识分子认为，俄罗斯人在进行思想手术时的大胆，已经到了非常危险的程度，而且预测这将给其未来的领袖们带来不妙的前景。环环相扣的推理会同现实相冲突，要求绕开经验主义而保持应有的秩序，定会导致代价高昂的错误。希特勒与“堕落艺术”的斗争，实际上与其党内要求摧毁一切“劣等种族”的新伦理如出一辙，也正是在类似的思想中蕴藏着他失败的根源。知识分子在观察到莫斯科中央要求科学和技术须与唯物辩证法一致时得出结论，将来不会是西方的力量和智慧导致帝国的灭亡，而是唯物辩证法的谬见最终导致它的灭亡。
莫斯科中央宣布了孟德尔格雷戈尔·约翰·孟德尔（GregorJohannMendel，1822-1884），现代遗传学之父，1865年发现遗传定律。遗传学为错误，大致有三方面的理由：其一，它与辩证性地理解达尔文的物竞天择理论相互矛盾，因为它过于偏重达尔文理论中反映社会关系的那些因素，也就是资本主义体制下残酷的生存斗争（一个物种内部不应是生存斗争，而应是相互合作）。其二，孟德尔定律用到农业上，并不能带来令人满意的农业增产。其三，孟德尔定律可以作为种族主义的理论基础，根据他的基因学，个人之“较优”或“较劣”完全由“遗传因子”的种类所决定。因此所有这些被运用的论据都证明所谓现实无非是人的一厢情愿而已。“然而如果孟德尔继承者的遗传学被证明与科学观察一致，将会发生什么事？”东欧知识分子提出了这样的疑问。所以一个东方知识分子不管怎样为那些推翻西方遗传学的演说家热情鼓掌，他心中至少没有把握，自己是否陷入了一个大骗局。这就像那些德国学者为讨好纳粹政权迎合德国当时的需要用科学来提供伪证的骗局一样。
这已是迈出怀疑辩证法本身的第一步。难道辩证法不是用来解释大自然中和历史上的各种现象的吗？可是这些现象却是解释者亲手巧妙地放入大自然和历史中去的。辩证法是“矛盾的逻辑”，正如智者们所说，它只适用于那些形式逻辑不够充足的地方，即适用于运动中的现象。因为人的概念和人们观察到的现象都处于运动之中，有一句话说得好：“概念中包含的矛盾不过就是反映现象中包含的矛盾而已，或者是把那些包含在现象中的矛盾翻译为思想的语言。”很好。可是应如何看待普列汉诺夫普列汉诺夫（Плеханов，1856-1918），革命人民主义的信徒，最早投入城市工人工作的民粹派鼓动家之一，1882年出版俄译《共产党宣言》，次年在日内瓦组建了劳动解放社，此结社后来成为19世纪晚期俄国马克思主义的领导中心。曾举例证明形式逻辑的不足之处呢？他所引用的实例能够自圆其说吗？他的例子是：有人指着一个刚开始长胡子的年轻人，要求回答他是否有胡子的问题。不能说他没有胡子，因为胡子开始长出来；但也不能说他有胡子，因为那还不算是胡子。总而言之，胡子刚长出来，还处在发育过程，才刚只有些许单根须毛，但总有一天它们会变成胡须。“真见鬼！”我们的知识分子嘟哝道，这不就是17世纪犹太教牧师的教义问答吗？年轻人下巴上长出的须毛，对我们怎么称呼它完全无所谓，并没有像任何虔诚的辩证法信徒一再重复的那种“从量到质转变”的事。“是胡子或不是胡子”来自于我们所使用的语言，来自于我们的分类体系。把这硬解释为矛盾现象，是多么荒唐，是我们无能的概念让我们卷入这种矛盾现象！可这毕竟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帝国的命运取决于不幸的胡须。若是根据辩证法采用类似的把戏进行整个历史的分析，也就是说，事先引进概念，然后把概念的矛盾当成观察到的物质矛盾，那么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帝国可就有好看了！
然而知识分子被辩证法唬住了。这又如何解释呢？他在任何人面前都不会承认自己认为此一方法在萌芽阶段就已存在错误，但这并不妨碍他把自己运用其他技巧准确观察、研究物质所获得的一切成功都归于使用辩证法。辩证法对当代人有着磁铁般的吸引力，因为它本身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强调了现象的流动性和相互依赖性。因为20世纪的人处在“自然性”逐渐消失的社会环境中，流动性和相互依赖性成了即使最愚昧的人都能看到的，用动态范畴思维似乎是最可靠的方法，以这种方法可以把现实当场抓住。辩证法是神秘的，没有人完全了解它，这样一来就增强了它的魔力。辩证法的灵活性，被不具备自我节制美德的俄罗斯人所使用，那么一如众所周知的，其灵活性就会变成莫斯科中央所发出的最令人痛苦的敕令。然而，在历史上很少有能成为人类错综复杂事物迷宫之有效指南的健全理智。辩证法得益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发现，得益于他们的道德激愤，当然也得益于他们的继承者否定道德激愤的正当性的策略。这就像一条蛇，蛇毫无疑问是辩证的生物。“爸爸，蛇有尾巴吗？”小雅库布问。“蛇只有尾巴。”父亲回答。这就产生了无限的可能性。因为蛇的尾巴可以从任何一段蛇身开始。知识分子在诚实地问自己为什么不能从这种辩证法的魔力下解脱出来（即使他想这样做）时，回答肯定是：因为掌握、支配这种辩证法的人的力量强弱，就是评价其辩证法是否正确的尺度。掌握辩证法的统治者善于在余震不断的土地上建起一座有活动墙壁的大楼，由于缺乏同样完善的蓝图，西方只能建造随时有倒塌危险的传统建筑。某些建筑物具有巨大的辩证结构的活动墙壁，以至于居民对这种结构的大楼的未来感到由衷的恐惧；但当他们把这种建筑物与西方的静态建筑的轮廓相比较时，他们有时难免会觉得，全人类迟早要被迫搬进更具活动性的成套公寓房间里去。
因此，东方的知识分子对西方的态度是极其复杂的，而且不能以有无好感来做简单的解释。这有点像幻灭的爱情，众所周知，这种爱情的幻灭，往往会留下具有讽刺意味的积垢。完全违背马克思的预见，新的经济体制在落后的俄罗斯诞生，而且革命是莫斯科中央官员计划中的表演，并通过军事征服而向外扩张，这是何等的不幸！刚想在自己的国家改变过时秩序的欧洲人，却不得不接受一个从来不知道怎样治理自己国家和打自遥远的过去便从来不知什么是幸福和自由的民族对他们的征服，这又是何等的不幸！“出生在这个时代的人，命运怎么会这样？”知识分子一方面这样想，一方面又发表演讲宣称能生活在“伟大的斯大林时代”是多么荣幸！知识分子的功能，正如他自己恶意谑称的那样，就在于给别人“注射基本的兴奋剂”。他并不觉得西方在跟唯物辩证法的争论中完全没有获胜的希望。但是辩证法是由马克思主义加工成为俄罗斯模式的，尽管它有许多不足之处，毕竟是莫斯科中央统治者手中的武器，这武器要比坦克和大炮强大得多。辩证法的长处在于，在其帮助下，可以证明什么是统治者在当时所需要的；同时，什么是当时所需要的，也得借助辩证法来确定；这与辩证法蛇的特征完全一致。
经验教会了东方知识分子，他们知道，自己生活中的每一步都要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因为知识分子看到了太多的实例，他见过太多的人由于一时激愤写了篇文章，从而一失足成千古恨。帝国一旦垮台，那么在随之而来的混乱中或许能找到新的生存方式和行动模式。但在此之前，人们必须热情地为帝国的胜利而工作，同时在心中暗暗希望，但愿西方的“愚蠢”并不像人们所假设的那样漫无边际。但愿西方人能够真正了解“伟大的斯大林时代”的机制，但愿他们能采取相应的行动！尽管目前一切似乎都表明他们并不了解。可是或许有一天他们终究会豁然顿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