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愿能诞生一种不屈不挠的、具有全球性思维的新人类，让他们来改造世界，让他们自己来构建一种历史体系，而不再成为历史体系的奴隶，只有这样才能补偿人类生理延续的荒谬性。需要采用暴力，使大家忍受痛苦才能迫使人类理解和接受这一点。为何人类不能忍受痛苦？他必须经历痛苦！他如果仍然邪恶、愚蠢，为何不能像粪便那样被善加利用？如果知识分子备尝思想的痛苦，那就应该毫不吝惜地让另一些人也来尝尝这种痛苦，因为迄今为止，那些人只会捧腹大笑，大吃大喝，讲愚蠢的笑话，并从中看到生活的美。
知识分子会惬意地眯缝起眼睛，看着资产阶级——包括具有资产阶级思想的人受到迫害。这是对他曾经感受到的屈辱的一种丰厚的奖赏，曾经他不得不成为那些人中的一分子，而且觉得无法从这个生死循环的圈子里走出来。知识分子天性懦弱，从不习惯那种强硬而严厉的思维方式。当他突然被捕鼠器钳住，例如，要疲于奔命地参加革命周年纪念的各种活动，即便他憎恨参加这类活动——现在看到别人也在受苦，也就让他获得了瞬间的喜悦。至于那些将自己辛辛苦苦地积攒起来的金币掩埋起来、偷偷收听外国广播并希望战争能使其免于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民们，肯定不会在知识分子当中找到自己的同盟者。但不管怎么说，知识分子是有爱心的、善良的——理论上他能与人为友，但不是与采取现在这种方式生活的人做朋友，而是与应该采取那种理想方式生活的人做朋友。当然，不能把知识分子比作中世纪宗教法庭的审判官；因为，中世纪宗教法庭的审判官相信，只要对某人处以肉体的惩罚，就可以拯救那人的灵魂。然而，知识分子要拯救的却是全人类！
必要性
惧怕独立思考是知识分子的特点。简言之，这并不是说他害怕得出危险的结论，他怕的是徒劳——马克思称之为“哲学的贫乏”。我写这些话的时候，自己也还没有摆脱类似的恐惧。人（权且让我这么说吧）只能是受历史女神指挥的交响乐队中的一件乐器，只有从自己的乐器中发出的声音才具有意义。否则，他即便有最动听的演奏，也只不过成为艺术至上主义者的游戏罢了。这不仅仅是个如何鼓足勇气和如何反对别人的问题。这是个要尖锐得多的问题，这是自己给自己提出的问题：关乎自己能否正确地理解而又适当地写出来，如果他不顺应现实中唯一且具有生命力的潮流，那是因为他必须考虑，是要跟现实的运动保持一致，还是要符合历史的法则。里尔克的诗歌也许非常好，但如果说这些诗歌好，那就意味着，在他所处的时代，必定存在着某些因素，使这些诗歌能如此出色。他所写的内省诗，是不可能出现在人民民主国家的——这并不是因为出版有困难，而是因为在这些国家，作者写作冲动的源泉就已浑浊不清了，根本缺乏能孕育出这类诗歌的客观条件。其实，上面提到的那类知识分子，他们内心深处也不愿作品写成之后藏在抽屉中不能发表。因此，屈服于书报检查制度和服从出版委员会所提出的各种要求时，也只能暗中咒骂而内心绝望。与此同时，他们对未经“审核”的文学作品的价值也滋生出深深的疑虑。再者，得到“出版许可”也并不意味着出版家认可作品的艺术价值，当然也不能期待自己的作品必能受到大众的欢迎。“出版许可”仅仅意味着，作品符合主流教条，也就是说这本书的作者与那个唯一的、富有成效的潮流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之所以说富有成效，是因为这一潮流以科学的精确性反映社会现实的变革。辩证唯物主义（根据斯大林的理解）既能反映变革，同时也能指导这种变革，在其指导下所形成的社会、政治环境里，人们除了适应“需要”，就再也不会写作，也不再擅长于思考了。同时，这种“需要”是要得到认可的，因为除了“需要”之外，再也不可能产生任何有价值的东西。这就是辩证法的紧箍咒。作家之所以屈服于它，不仅仅是因为怕自己会受到皮肉之苦，他们担心的是更宝贵的东西——自己作品的真正价值。如果他们的作品误入“思考哲理”的歧途，他们就会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变成普通的写作狂。任何一个受到唯物辩证法钳制的人都不得不承认：每个独立哲学家的思想如果没有引用权威人士的语录加以支持，那他就是在说蠢话。如果，一个人所做的任何努力都必须符合这条政治路线，就再没有任何界限可以让你坚持了。有人说Ａ，他必须说Ｂ，然而Ａ是相当容易吞下的。这就是第一粒不引人注目的“穆尔提丙”药丸，它跟当代知识分子菜单中最丰富多彩的菜肴搅放在一起给端了出来。想要觉察出它，须有一个经过特别训练的头脑，更重要的是，必须保持内心的安定而不能空虚。我既不是哲学家，也没有雄心研究这个Ａ。
国家机器的压力绝不能跟令人信服之论点的压力相提并论。我在波兰参加过艺术界各个部门的代表大会，大会上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时，与会代表对在大会上做规定的报告的人充满敌意，大家都认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政府强加的理论，最终会像俄罗斯艺术那样导致令人哭笑不得的可悲结局。会议主持人多次试图发动与会者对此理论进行讨论，但都不成功，整个会场寂静无声。这时，有人自告奋勇站出来，有节制地对此提议进行讽刺性批评，尽管整个会场依然静悄悄，却能明显地感到人们无声的支持。接着，在会上做报告的那些人提出理论根据，反驳这个持反对意见者的观点。很明显，他们是有备而来，为了更有力地证明自己的论点，他们甚至出言恐吓这个唱反调的人，暗示：如果他倔强地反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他日后的仕途肯定会受影响。于是就出现了这样一个公式：提出论点，并用高压创造必要的条件。火绒对火石，铁锤对铁砧，期望的火星一定会出现。这是一道再明白不过的数学题。
与会者个个表情漠然，完全看不出他们内心的真正想法，他们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学会隐藏自己的感情。但是，仍能让人注意到迅速变化的情绪——愤怒、恐惧、惊诧、不服和疑虑像暗流涌动，此伏彼起，一浪高过一浪。我的印象是，自己仿佛参加了一次催眠大集会。奇怪的是，大会结束后，这些人居然在走廊里大声地嬉笑逗趣。但是，捕鲸的鱼叉已投中目标，且击中要害，因此，不管鲸鱼游到什么地方，身上总带着那根尖叉。所以，我在想：在大会上做报告的那些人所运用的辩证法真是无可辩驳的吗？是的，是无可辩驳的，如果对方法论根本不进行原则性的讨论的话，只能如此。与会者根本没有准备进行这样的讨论。很有可能被理解为是要开展一场有关黑格尔的讨论，而由画家和作家构成的听众没有读过黑格尔的着作。再说，即便有人准备了这样的议题，大会可能也不会让他发言。因为类似的议题只容许在最高层的哲人、智者当中讨论，而且是战战兢兢地讨论。
艺术家大会的例子告诉我们，在武装好的理论家和其应战者之间存在着比例失调的现象，就像坦克跟步兵决斗一样。并不是每一个理论家都具有智慧、受过良好教育，但是他的言论莫不汇集了大师和注释家们极其丰富的思想成果。他的每句话都格外凝练且目的性极强——这其实完全归功于他对于经典着作的滚瓜烂熟，而非他有什么特殊能力。面对这机器的听众是完全无力自卫的。诚然，他们也许能提出自己从对生活的观察中汲取到的一些理论根据——但这很少能得到认同，更别说深入到只有最高层才可以涉及的根本问题。在各级工会大会上，在各级青年组织的会议上，在各种俱乐部、工厂和办公楼内召开的会议上，在村委会上，在欧洲大陆整个皈依了的地区，唯物辩证法理论家的意见，总是与大众的观点相冲突。但毫无疑问，这些个理论家总会在较量中获胜。
如果作家或者画家怀疑反抗的目的性，也不应大惊小怪。假如他们能肯定，他们与官方推荐的政治路线背道而驰的艺术作品具有永恒价值，他们就会毫不迟疑地坚持创作，而不会为出版或者参加展览的问题忧心忡忡。他们会去随便找个工作赚钱糊口，而在工作之余写作或绘画。但是，作家或画家其实认为，这种作品很可能没有什么艺术价值——他们的想法当然也没什么错。正如我前面所说，现在缺乏的是客观条件。众所周知，创造一部伟大艺术作品所需的客观环境十分复杂，需要有一个艺术作品欣赏者的群体，和跟这个群体建立联系的可能性。还要有相应的氛围，而最重要的则是，不受内心不由自主的监督。“我不能写我想写的东西，”一位年轻的诗人对我说，“在我自己的思想源泉中有太多的支流，当我刚刚堵塞了其中一个，就会发现出现了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我刚写了第一句，就不得不考虑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批评，我就想象，当我写好后，理论家Ｘ或Ｙ会说些什么——于是我就得违心地改变我整个句意。”
这正是由于意志薄弱——此说法似乎有点儿离奇，它让知识分子信服，正确性是在最完美的因为是唯一的——辩证法一边。经验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依照辩证法：我预见房子会着火，然后就将汽油泼到火炉周围，房子烧起来了——我的预见应验了。依照辩证法：预见违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艺术创作将一文不值，然后把艺术家置于这种创作毫无价值作品的环境中——预见便应验了。
以诗歌为例：除了那些具有政治意义的诗歌之外，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当局是可以允许抒情诗存在的，条件是抒情诗必须1.开朗；2.不含任何超越普遍接受的原则的思想元素（实际上是指描写自然，表达对自己最亲近的人的情感）；3.直白，因为不许诗人在自己的诗作中表达自由思想，如果他有表现完美形式的倾向，就会被指控为形式主义。
不仅是人民民主国家的文学和艺术向知识分子证明：现状不能改变，非如此不可。来自西方的消息更加深了他们的这种信念。西方世界就是维特凯维奇小说中的世界，在那里美学和哲学谬见多得令人头晕目眩。追随者模仿追随者，过去模仿过去。这个世界还在继续，似乎从未发生过“二战”。这一切都已为东欧的智力集团所熟知——但他们清楚这已成为一段不值得回顾的过往。虽说一些新的任务和问题是如此沉重，足以把许多人压得彻底崩溃，可不管怎么说，这些任务和问题都属于当代问题，思想纪律和质朴的义务无疑代表着某种宝贵的东西。至于真正杰出的西方学者和艺术家的作品在东欧却鲜为人知，而那些较为新鲜的姓氏中知名的只是“民主主义者”的名字（这是一种委婉的称呼，意即与异端分子无关的人）。对个人所遭受一切痛苦的补偿，正是确信他隶属于这个不断取得胜利的新世界，尽管这个世界既不像他自己所宣传的那样舒适，也不是那样欢乐。
成功
在遥远的莫斯科中央，由上层所决定的每个政治措施都属于机密；而人们谈论那些真正杰出的个人时，都压低着嗓门，充满虔敬。在广袤的欧亚大陆，整个民族可以悄无声息地消失，数百万士兵的军队、恐怖手段的有效性、辩论的严谨（那些真正统治国家的人都是哲学家——当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哲学家，而是辩证法的哲学家），确信整个地球都会被征服，在每个大陆上到处都有成群的追随者，总是由真理的种子孕育出来的谎言的狡黠；对未受哲学教育的敌对分子及其由出身决定的资产阶级的思想无能的蔑视（唯物史观认为，资产阶级是注定要被消灭的阶级，因为他们患有思想麻痹症）；帝国的疆界正在持续而系统地向西推移；为科学研究投入的大量经费在别的任何地方都前所未有；时刻准备统治世界各国的人民。这还不够吗？够了，这都是为了蛊惑知识分子，在知识分子心中巩固其历史的宿命论，使得他可能在某个需要表态的时刻厚颜无耻地承认：“我赌这匹马，这是匹好马，它能载我走得很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