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契尼科夫的确醉心于有机体怎样和感染作斗争的问题。有一次，他注意观察海星透明的幼虫身体时，抛了一些玫瑰花刺聚集在它们身边，幼虫包围这些刺并把它们消化了。梅契尼科夫马上把这次观察与刺进我们手指中的刺联系起来：白血球包围了它们(脓)，溶解和消化异体。就这样，诞生了吞噬理论。
汽化器的发明者美国工程师久列约有一种看法：为了使内燃机顺利地工作，需要汽油和空气混合的混合气。这个念头一直固执跟着他。1891年，在看见妻子使用香水喷雾器后，他由此类推，创造了内燃机的汽化器。
美国人莫尔斯在发明电报时碰上了向远距离发报时信号衰减的问题。增大最初信号的能量没有获得成功。当他乘坐驿车从纽约到巴尔的摩市旅行时，观察到在驿站怎样换马的情景，于是产生了沿着电报线路增设电报支局放大站的念头。
苏格兰医生邓禄普担心他的儿子在坎坷不平的圆卵石马路上骑自行车不舒服。在花园浇花时，他觉得手中的水龙带有弹性。尽管谁也不知道他是用水还是用空气灌满第一个轮胎，但确信不疑，邓禄普是用花园的水龙带做成了第一个轮胎。
在上述例子里，侧面思维之所以帮助解决了困难的问题，正是因为这类问题成了吸引所有外部刺激的优势中心。
知觉的完整性
这个术语的意思是指一种完整地而不是分散成小部分地认识现实的能力(与零碎独立的一小部分知觉不同)。
巴甫洛夫在划分出高级皮质活动的两种基本类型——艺术型和思维型后，指明了这种能力：“生活清楚地指出了人们的两种类型：艺术家和思想家。他们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不同。一些人--所有的各种艺术家：作家、音乐家、画家等等——完整地、接连不断地、整个地把握着生活现实，毫不分散，毫无中断。其他一些人--思想家，则是把生活现实分割开来，并且仿佛是这样来消除它，把它当作某种临时的骨架，然后仿佛只是逐渐地重新装配它的各个部分，力求使它们恢复原状，就象还没有这样做过一样。”
巴甫洛夫由于观察了儿童，得到了划分艺术型和思想型的结论；他正是在儿童那里最先发现了不分细节的艺术型知觉。
现在人们把艺术家和思想家的这种区分与人的心理活动中左半球或右半球优势中心的参与联系了起来。早在1864年，英国的神经病理学家杰克逊就做了这种观察。最近20年来，积累了左半球在分析思维中的作用的证明，其中语言和逻辑占首要地位。当需要同时或连续不断地将被知觉的成分联合为某种完整的东西时，右半球在这种知觉中占优势(在这种情况下，语言不起主要作用)。右半球的机能与音乐映象的知觉有关(联合一连串声音为悦耳的曲子)，左半球对朗读的语调有直接关系。
如果借助于耳机用左耳和右耳轮流听完一组旋律，那么不熟练的人们会更好地感知和记住在左耳里响起的曲子，因为传导纤维交叉神经冲动立即传导到右半球。如果把耳机贴在右耳，职业音乐家和受过音乐熏陶的人们会更好地记住曲子。他们感知一个曲子，能把它分析成许多单独的音调，而这种机能则和左半球紧密联系着。为了弄清楚大脑主导半球，人们记录了“双眼协同活动”。如果对一个人提出“你喜欢什么样的书？”或者“20÷16是多少？”这类问题，那么，在75%的场合下，在一瞬间被询问人的眼睛会向左或向右偏转。
可能这个机制在于下述原因。大家知道，右半球动眼区的兴奋使眼睛向左偏转，而左半球的兴奋使眼睛向右偏转。问题提出了--一个人借助于语言符号寻找答案，即借助于在言语机能方面占主导地位的左半球。因而左半球兴奋起来，兴奋占据了动眼区，并且眼睛向右偏转(“左半球人”)。一些趋向于视觉空间映象思维的人，在寻找问题答案中“诉诸于右半球”，右半球就兴奋，并且眼睛向左偏转(“右半球人”)。“左半球人”较多地趋向于抽象符号的、语言或者文字的合乎逻辑的思维。“右半球人”倾向于整体的、综合的映象的思维。他们较好地感知音乐，对于他们来说，重要的不仅是词的意义，而且是音调。
毫不足怪，巴甫洛夫首先在儿童那里发现了对现实整体的、艺术的知觉。当第二信号系统的作用还不大的时候，每个孩子不由自主地是一个“右半球人”：是用映象，而不是分析地感知世界。第二信号系统逐年壮大起来，从而左半球的作用也增大了。 由此可见，“左半球人”和“右半球人”这两个专用名词不应该按照字义来理解。大脑两半球一起工作，但其中之一在某些机能方面占优势，于是形成了皮质活动主要为艺术型或主要为思维型。
作为高级神经活动类型的“思想家型”，绝不是科学家的标准。当然，在科学中需要经验丰富的收藏家和材料收发员、分析员和知识档案管理员。但在创造性思维过程中，则需要能摆脱对事实逻辑分析的能力，以便把思维的各个组成部分结合成新的映象系统。没有这一点，就不能用新颖的眼光看到问题，就不能在早已习惯的现象中看出新东西。
对映象的知觉和运用映象的能力是大脑最重要的能力，因此让我们比较详细地谈谈这个问题。感觉器官是由经验建立起来的唯一的渠道，关于周围世界的知识是通过这个渠道传给人们的。而由感觉器官向大脑传递知识的方式是神经冲动。神经冲动的频率变换，就是有关世界所有各种各样知识传递到大脑的方式。无论来自不同的感觉器官，还是来自某一感觉器官不同的神经纤维，冲动都沿着无数的传导途径前进。在大脑皮层上，冲动在空间时间上的累积、兴奋与抑制，是人类思维的生理基础。
但是，冲动的处理和累积还不是思维。必须形成时间上和空间上冲动的完形，在完形中淘汰噪声，并分化出结构恒量作为映象的基础。思维是从这个水平开始的。
辨认映象的能力是脑的基本特性之一。它的生物学意义是显而易见的。为了在生存斗争中继续生存，动物对类似的客体应该同样的反应，不依个体差异而转移。例如，兔子应该同样辨认出所有的狼：大的或小的、灰色的或黑色的狼。动物不是对客体的所有个别的特征作出反应，而是对从个别特征中抽引出来的，也就是对这一类个体所有成员的一般的特征的映象作出反应。
一个人辨认印刷好的单词是不管铅字类型、颜色、字母大小等等有何差异的。用耳朵辨认词也不管发音的音量、音调和音色的。信号的物理特征能在宽广的范围内变化，这时大脑里神经生理状况同样是有区别的。但是在皮质里有一种机制，它能区分出处在所有变化着的视觉、听觉和其它刺激之后的映象。用这种方式实现信息的加工处理，是思维之内容丰富的部分。
同样的生理过程能够传递完全不同的内容。在古希腊罗马世界里，人们把雷电解释为宙斯发怒；我们则认为雷电是大气电现象的具体表现。但是没有理由认为，希腊人和我们现代人的生理过程有什么不同之处。
自然，我们不可能研究古希腊人的生理现象，就如同不能研究原始人的生理现象一样。但在当今世界上还生活着一些处于新石器时期水平的部落。这些部落的人脑的生理过程同最开化的哲学家一样。这就是兴奋和抑制，它们的物理化学本质将来一定会被揭示出来。但是，不同的内容能借助于同样的生理过程得到实现。
差异不在冲动的处理水平上表现出来；它从映象形成就开始了，并在比较高级的抽象水平上扩大起来。
映象的生理基础乃是神经元模型或者神经细胞和在当时形成的比较稳定的一群细胞的联系的总体。在外部环境发生并被人感知的任何事件作为某种结构在他的大脑皮质中被模式化(既然在大脑里存在不同的记忆机制，那么模型的实现也是不同的，不一定是以神经元结构实现的。例如，在短时记忆里，模型乃是在神经元外缘一系列来回走的冲动系统)。这时，必须以现实的客体和它们在神经系统中的模型(也就是约定的符号)之间的协调一致为前提。这是认识客观性的一个条件。
我们发现，一个人辨认物体，即便在不寻常的缩影中，在颠倒的或其他情况下，他也能看出它们。这时产生的神经元的兴奋样子不同，也就是说，不是所有的成分都相吻合。但是，在其中也许能区分出固定的结构，这种结构使得能够根据大概的吻合，而不是根据神经元兴奋一致的吻合来辨认客体。
神经元模型是客体或事件约定的符号标志。同时，模型的结构和所反映客体的结构类似。我们把这个结构理解为组成客体的因素和方式。借助于这些方式，这些因素进入了(静止的或活动的)相互关系之中。可以把一些简化的情况划分为两类结构：空间和时间上的。音乐旋律具有时间上的结构，这种旋律在乐谱记录时具有空间上的结构。印刷的书具有空间上的结构，而在出声地朗读时具有时间上的结构。
在字母的字义和它的发音之间，看来似乎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但是，如果忽略了那些音调转达的信息，那么读出来的和印刷出来的一段文字在信息方面是相同的。很显然，它们有结构上的类似之处。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神经元模型的结构和所反映的客体结构相似。在个别的组成成分水平上完全充分地相符合。但在模型水平上，一定有结构相似的地方，或者模型和客体同形。
让我们看看下列情况。化学元素用符号表示。氧——O、氢——H。这纯粹是代号、标志。同样可以用其它符号表示，因为符号和实际存在的氧和氢之间没有任何共同之处。但是当把水的分子式记作H2O时，那么这已经不是简单的象征符号了，而是模型。在分子式中，当它的形式不太复杂时，在结构上和水的分子结构类似。
如果用其它式子H-O-H记下，那么这个样子的模型与现实的客体的结构具有更多的相似之处。可以把式子中的每一标志符号看成是平面上的原子模型，也可以把它作为三维的结构。模型将越来越接近于实际，模型和客体在结构上的类似之处越来越多。但是在模型的元素水平上没有任何相似之处，而仅是一个意义上的一致——约定的符号。在更加复杂和详细的模型中，先前是元素的东西将成为结构。
模型也许是客体的缩小或放大的副本，是用其它材料作成的简单的物体，在另一种时间范围内起作用。如果所说的是变化的客体的模型，那么在模型中必须要规定机能的特点、变化和发展的规律性。在脑子中的模型，这实质上是用特别方式处理的信息。由于在时间和空间上类集，完全同样的神经冲动形成了越来越复杂的模型。
由于这种模型无限地接近实际，所以反映实际现实也越来越充分，但始终不会穷尽它。
神经元模型的建立与通常地被命名为表象的形成相适合。兴奋和抑制的运动，它们从一个模型到另一个模型的过渡，这就是思维过程的物质基础。
概念的接近
创造性天赋的下一个组成部分是，联想的灵活性和联想概念的远距性，以及它们之间的“意义上的差距”。例如，这种能力在敏锐综合之中表现了出来。普希金曾指出，正是在机灵的本领之中可以清楚地观察研究“概念的接近”；“我所说的机灵不是为我们愉快的批评家感到十分亲切的笑话，而是概念的接近和从中推出新的和正确的结论的能力”。
过了一百年，美国心理学家麦特尼克注意到了作为创造性潜力组成部分的“远距离联想”的重要性。他提出了显示这种能力的与众不同的心理测验。向被试者提出两个词刺激物：例如，“绿宝石”和“年青的”两个词，他应该产生联想，把这两个概念连接起来。(这时联想的是“青的”这个词)。测验也可以用另一种方案：给三个词--“天空、血液、多瑙河”。应该给出与所有三个词都有关的一个定语来(“蔚蓝色的”)。
麦特尼克把很大希望寄托在作为创造天赋标志的测验本身上。
但是，这个愿望没有被证明是正确的。麦特尼克忽略了这种情况，联想的远距性仅仅是天赋的组成部分之一。要知道，机灵不仅包括概念接近的能力，而且正如普希金所指出的那样，同时包括“推出新的正确结论”的能力。
某一种能力的显露不可能成为诊断一般天赋的钥匙，也不可能成为有效思维的保证。毫无疑义，思维过程和联想过程之间的联系是存在的，但是麦特尼克把它看得过于简单了，实际上它要复杂得多。正因为如此，研究联想过程，对研究思维可以获得有直接关系的、有价值的信息。
按照乌克兰科学家高洛万和斯塔里茨提出的办法进行了一些实验，在实验中成功地证明了，在任意两个概念(词)之间可以建立4至5个联想的中间阶段。
让我们举个例子，有两个远距离的概念，如“木质”和“球”。从木质到球有4步中间联想就足够了。每一步联想都完全是自然的：
木质——森林
森林——大地
大地——足球场
球场——球
让我们再看另外两个词：“天空”和“茶”。它们之间的联系借助于4步自然的联想建立起来。
天空——陆地
陆地——水
水——喝
喝——茶
这些词是从词典里随便取出来的；这样随意地选出了几百对词。
几乎在所有的场合下证明有4步就足够了，从一个概念到另一个概念需要5-6步的联想比较少(这种步子的次数作为两个概念“意义上差距”的尺度)。
“天空——茶”联想过渡仅用了4步就能够成功，是因为联想链最后一个成分“茶”是预先给定了的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决定了联想过程的进行步骤。在自由联想的条件下，在第4步得到“茶”这个词的可能性不大。但“茶”作为预定的目标，在一定意义上，没有确定联想链的所有环节。在不同的中间步子中，也就产生了不同的结果。
联想链的具体组成成分依赖于被试者进行测验时的状态。
这一切真是完全出乎意外吗？正如多次实验表明，每个语词平均可以同将近十个语词发生直接的联想关系。如果第一步的来源是10个联想关系，那么一个联想步骤有从10个词中挑选的可能性，第二步就有从100个词中挑选的可能性(一个方面的关系)，第三步可从1，000个词中，第四步可从10，000个词中，第五步便有从100，000个词中挑选的可能性。
用计算机进行联想记忆模拟试验时，人们试图以树状结构实现这种联想能力。因为存在着把所有保存在记忆里的知识连成一大片的“交叉的”联系。用电子计算机模拟时，这个一大片区域的属性不是以树状结构，而是以网状结构更好地实现了。联想联系是把信息有次序地储存到大脑中的基础，它们保证迅速地找到需要的知识，任意地转向所需要的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