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多年前的一个春日，大厦林立的黄浦江边，一艘艘巨轮不时拉响汽笛。上午11时，日本邮船因幡九号又一次开始了赴欧的航程。旅客中，有89名年轻的中国学生，神情激动而又不安。他们是首批“留法勤工俭学”的有志青年。在法国——共和主义的故乡，他们将当工人、勤工俭学，以掌握使中国获得独立、富强的技术和知识，回国后，他们要彻底推翻帝国主义。时年1919年3月17日。
首批学生经过55天的航行，于5月10日到达法国马赛港。此后数月都有百余名学生离开上海前往法国。到1920年末，约有1600名中国学生，在法国过着边学习边劳动的“勤工俭学”生活，形成了一支颇为壮观的留法勤工俭学队伍。周恩来、邓小平、刘伯坚、赵世炎、李维汉、傅钟等无产阶级革命家都曾跻身其中，并成为中坚和先锋。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不仅意味着历来轻视体力劳动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后代靠着自己作工去挣得学费，而且说明了他们在积极地赞美劳动的神圣，学习外国，努力把知识和劳动结合起来，在血和汗的奋斗中，寻求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
赴法勤工俭学是五四运动的产物。留法勤工俭学史是五四运动史不可分割的一个构成部分。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与国内的革命斗争一起，构成了我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最初篇章，在中国第一章产党的建党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一、先声
1912年2月，伴随着辛亥革命成功的礼炮声，留法俭学会在巴黎成立。发起人是蔡元培、李煜瀛、吴敬恒、张继、张人杰、褚民谊等。
蔡元培是个理想主义的教育家，曾出任南京临时政府的教育总长。蔡先生的最终理想，在于运用世界观和美感教育，实现超越政治的教育目的。所谓世界观教育，就是超越现象认识实体世界的存在，所谓美感教育就是实现实体教育的手段。教育的目的就是这两个方面。而对贫穷软弱的中国来说，就是富国强兵。蔡元培为此提出实行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为当时的教育方针。军国民教育是指对外抗拒欧美列强的侵略，对内抑制军人的专横。实利主义教育是为了增强财力，巩固军事。为了避免以上两个方面教育中可能出现的弊端和危害，还必须加强第三种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什么是公民道德呢？蔡元培将法国大革命提出的自由、平等、博爱三大口号，分别用中国的“义”、“恕”、“仁”来解释。富国强兵的军国民教育和实利主义教育完全是法国式的道德。再加上他的公民道德主张，完全是以当时法国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教育为楷模的教育理论。遗憾的是，由于袁世凯叛变革命，仅仅任职7个月的蔡元培便辞职了。他的教育理想几乎没有付诸实现。
李煜瀛、吴敬恒等人在巴黎是无政府主义者，办有杂志《新世纪》，并在经营工厂、商店的同时，创办“中华印字局”，印刷一些无政府主义的刊物。另外，李煜瀛还开设“豆腐公司”，生产豆腐、腐乳等豆制品。工厂的工人都是他从河北故乡招募的。劳动之余，李煜瀛不仅教他们学习法语，还进行为人处世方面的教育。武昌起义后，李煜瀛回到国内。
当时的无政府主义主张：“社会中个人为本位。合诸个人而为村。合诸村而为国（非国家乃地方也）。会诸国而为社会。”因此，要改良社会首先要改进个人，完善个人的道德。旧中国腐败的原因就在于道德沦丧，树立新道德是当务之急。因为，辛亥革命已经带来了政治上的成功，以后任务就是努力造就适合于新社会的具有新道德的人。
1912年2月，汪兆铭、李煜瀛、吴敬恒等人发起成立“进德会”，其宗旨是：“适应天下潮流、联络天下有志之士”，共同进行道德研究。进德会将反对卖淫、赌博、纳妾作为基本义务，还有其他更为严格的纪律。进德会是一次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新生的共和国造就一个正统社会的道德改良运动。
李煜瀛等人对留法华工的教育取得了一些实际成效，在法国培养人材的设想便提了出来。
1912年5月，留法俭学会正式开展活动。首先，由于蔡元培的努力，在安定门内方家胡同顺天高等学堂旧址，开办了预备学校。学校由巴黎豆腐公司经理、戏剧研究家齐如山主持。首期20多名学生，其中2名是女生。这些学生全部寄宿，自己承担伙食、卫生等工作，用刀叉吃西餐，学习法语、数学、国语等等。课程为4个月。1912年8月，10多名来自四川的同学成为第二期学员。
11月，第一、二期40多人乘火车经西伯利亚赴巴黎。12月20日，他们到达巴黎南面约600公里的蒙达尔。他们有的进了蒙达尔中学的预备学校，有的进了工业职业学校的预备学校。此后几年，为躲避战火，他们疏散到法国的其他地区。很多人进了大学，获得了学位。
在国内，留学俭学会继续招生。1913年6月，又将40余人送往巴黎。李煜瀛、齐如山看到工作进展顺利，不禁夸下海口：5年之内将3000学生送往法国。国内其他地方也仿效起来。吴玉章在四川组织了四川留法俭学会。上海以相同方式组织了留东（即日本）俭学会、留英俭学会。正当俭学会蓬勃发展之时，袁世凯公然实行反动政策，国民党的二次革命终于失败，孙中山等人被迫流亡日本。留法俭学会的命运随同二次革命而完结。李煜瀛、吴敬恒、蔡元培等人又亡命法国。方家胡同的预备学校也被关闭。
留法俭学会标榜的是为共和国而钻研学问。然而，二次革命的失败，揭示出那不过是一场梦。要救国，还必须寻找其他道路。
蔡元培、李煜瀛等人到达法国后，继续从事文化教育工作。1914年6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军很快临近巴黎。蔡元培在遥远的法国，忍痛听到中国政府接受日本帝国主义的“对华二十一条”等一连串令人愤慨的消息。他反复思索，提出“劳工神圣”口号，并决定对工人实行启蒙教育。李煜瀛等则在豆腐公司等处开展“以工兼学制度”、“勤工俭学会”。蔡元培还创办了华法教育会。勤工俭学会是专门对华工进行启蒙教育的组织。华法教育会则是为促进中法两国的学术、文化交流而设立的机构。蔡元培认为，人类最普遍最悠久的事业是教育，为普及教育，必须制定共同的规范，但在当时，由于君主和教会两大障碍而不能形成共同的规范，甚至成为助长各民族对立的工具。只有法国教育自革命成功、共和确定后，教育界已一洗君主专制和教会之遗毒，克服了君主和教会的危害。蔡元培认为法国是中国改革教育的楷模，而中国教育自孔子到黄宗羲的历史，也充满了民主政治精神，是容易学习法国的自由、平等、博爱和科学主义的。1916年6月，华法教育会正式成立。同年8月，该会发行《旅欧杂志》月刊，以向中国介绍欧洲事物为目的，特别着力于勤工俭学会的活动和华工情况的报道。华法教育会发行的《旅欧教育运动》小册子，是赴法留学的必读书，是把法国的“科学真理”、“人道主义”输往中国的直接的途径。
1916年的法国，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国内劳动力极为缺乏，法国政府一方面欢迎意大利、希腊等国的工人来法，一方面通过军队从非洲、越南等殖民地征收劳动力。即使这样，劳动力仍然不足。因此，法国政府决定招收华工。
“惠民公司”是法国政府公使康悌与交通银行经理梁汝成磋商后成立的，专门招募赴法华工。“招工合同”上写明华法有安家费、旅费、工资等等权利，但大多成了一纸空文。“惠民公司”总部设在北京，还在天津等地设立了分公司。从1916年7月到1918年10月，“惠民公司”分批送到法国的华工总计约3. 5万人。李煜瀛受法国政府的委托，从云南、广西直接招募1200多人，带往法国。还有一些国内的失业工人，从威海卫等地出发，前往法国。通过这一途径赴法的华工人数约有10万人，这样，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法华工约有15万人。
华工到达法国后，有些被编入军队，充当炮灰，更多的被派往各工厂，从事武器、火药、弹药、钢铁、造船、军需运输等等工作。到1919年战争结束时为止，大约有2万名华工牺牲在异国他乡。15万赴法华工，是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明证。
华法教育会把对参战华工教育作为它的首要任务。1916年5月华法教育会创办华工学校。蔡元培、李煜瀛等人担任教师。然而，能受到教育的华工仅仅局限于巴黎附近，人数极少。英国青年会曾派人到法国，与法国青年会一起，从事华工教育，影响超过了华法教育会。但华法教育会的《旅欧杂志》和其姊妹杂志《华工杂志》，运用注有拼音的白话文，既报道一次大战的状况和中国国内的动向，又反复教育华工通过“勤、俭、学”走向新的人生，作为“工界改良”的方法。随着华工的增加，杂志的发行量也不断增加。与此同时，华法教育会还在巴黎开办“翻译讲习班”，同时举办“函授科”，重新开展对华工的教育。1916年末，蔡元培回国任北京大学校长，华法教育会其他成员也相继回国。从此，华法教育会开始把青年送往法国，造就勤工俭学的优秀人材。留法勤工俭学运动正式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