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在认识到人心风俗的改变非常困难之后，没有后退，没有消沉，而是以身作则，以实际行动倡导废旧习、树新风，他在晚年倡导成立的禁烟公社就是最好的例子。而这正是郭嵩焘思想中一以贯之的闪光点。
鸦片问题是近代中国社会的恶性肿瘤，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祸害。1840年爆发的鸦片战争就是中国人民进行的禁绝鸦片的正义斗争。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战争失败了。此后，在西方列强的炮舰威胁下，鸦片在中国逐渐从不合法向半合法、合法转化。但清醒之士始终都在呼吁清政府禁绝烟毒以正风俗，郭嵩焘就是对禁止鸦片一向关心的一位。
郭嵩焘出使英国期间，曾看到这样一幅情景：英人阿什伯里在中国游历时，拍下了不少中国百姓吸食鸦片、男女僵卧的照片，西方人在看到这些照片后，拿来作为茶余饭后的笑料。这大大刺伤了郭嵩焘的自尊心，于是在1877年3月22日上奏清政府，要求严厉查禁鸦片。他提出查禁鸦片要从教育入手，从培养士大夫的廉耻心做起。为此，他又提出以3年为期，逾期不能戒者，官吏革职，生员、举人取缔所得称号，官员知情不报者同罪。同时他要求清政府制止四川、云南、甘肃、陕西等省广种罂粟的趋势，对禁烟不力的督抚大员要严加处分。然而，当时鸦片税已成为清政府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禁烟已不可行，不禁又败坏社会风气，于是清政府对郭嵩焘的奏折没有明确表态，而是寄给各省督抚，命令他们“斟酌情形，妥筹具奏”。结果自然令人失望，各省的答复只有隔靴搔痒的寥寥数语。这年7年月，郭嵩焘不甘失败，再次奏请禁止鸦片。他在奏折提出了禁止栽种、查封烟馆、明定章程等具体办法，并要求清政府“先官而后民，先士子而后及于百姓”，逐渐禁绝烟毒。对于郭嵩焘的强烈的呼吁，清政府置若罔闻，不为所动。李鸿章甚至认为郭嵩焘的建议脱离实际，根本不可能实行。两广总督刘坤一也认为郭嵩焘的建议万不可行。他的理由之一是广东海关每年的鸦片税有百万之多，一旦禁烟，这项亏空从何弥补？
1878年，郭嵩焘从英国人写的中国游记中了解到四川、云南等省种植鸦片的详情，不胜惊骇。书中记载，两省三分之一的耕地被用来种植罂粟。不久，英国报刊又披露云南、贵州、四川三省吸食鸦片的情况，“四川人吸食鸦片者无处无之，至贵州而吸食者愈众，至云南而极。”郭嵩焘看后，心潮起伏，寝食不安，但两次上奏都无结果，他只有仰天长叹，而对清政府能否解决鸦片问题已不再抱任何希望了。
出使归来后，郭嵩焘辞官归里，没有公务缠身，于是就有时间和精力来切实实行禁止鸦片一事了。1879年9月，他与朋友筹备组织禁烟公社。公社的宗旨是，既然政府已不能禁止鸦片，于是就和主张禁烟的一二同志一起亲自发起禁烟倡议，进而在一乡一族中逐渐实行，以达到有志者闻风兴起、扩展开来的目的。10月15日，禁烟公社正式成立，参加者有当地士绅多人。公社成立后，郭嵩焘首先从郭氏家族做起，查出吸烟者25人，其中既有老人，也有中青年，他送给吸烟者一人一本《戒烟条规》和一封戒烟的丸药。据禁烟公社的调查，长沙有3000家烟馆，这个数字之大，终于惊动了湖南巡抚，他表示支持禁烟公社的行动，并下令查禁烟馆。到1880年春，禁烟公社又增加了5名社员，他们每季度开会一次，再次集会时，郭嵩焘都要反复宣讲鸦片流毒中国的危害，号召人们洁身自好，不要沾染恶习，已有烟瘾的要坚决戒除。公社同人也常常上台宣讲，并呼吁政府明令戒烟。
郭嵩焘的这种禁烟实践只限于一个小范围，对于地广民众的中国而言，这种小范围的禁烟自然不足以产生强大的反响，但同时又不可低估它的影响，至少对当地的社会风俗还是发生了积极的影响。而禁烟公社的社员又只在禁烟这一点上志同道合，至于其他社会观念则千差万别，因此，聚会时，人们谈论的内容就远远超出了禁烟的范围。这等于为人们开辟了一个自由谈论的园地，各种思想竟相在这里传播，这对于解放人们的思想，接受新鲜事物无疑起了推动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