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势在变，机遇在变，双方对比也在变，所以，要行使厚黑学必须随机应变，见机行事，不能冥顽不化。正所谓“上了哪个戏台，就得唱哪台戏”。
我们都有这样的体会：在困境之时，总是习惯于按定势思考问题，总是一厢情愿地想如果这个方法奏效就能怎么怎么样……幻想出一幅美好的前景，然后就一根筋地照着去做。这样的结果总是事倍功半，甚至无功而返。
有时换个角度看问题，往往能使局面大开。退一步海阔天空。同样换个角度也能海阔天空。这也是个高明的厚黑谋略。
隋末，李渊父子起兵造反，大军攻克霍邑之后，沿着汾河连占临汾郡、绛郡等地，直捣龙门，大有势如破竹之势。
龙门位于汾河与黄河交汇处的北面。在这一地区，黄河由北向南，汾水则由东向西。隋将屈突通据守的河东要地，离黄河突然拐弯向东处不远，河东的南对岸，便是永丰大粮仓和兵家必争之地潼关。
对于下—步的攻击目标，究竟是先克河东再渡河破潼关，还是先由龙门渡河，抢占永丰粮仓和潼关直向长安，李渊军的将领们意见不一。最后，李渊听取多数人意见，拍板定论，先发主力围攻河东。
但是，屈突通依托坚城，凭险固守，致使李渊军数攻不克。面对攻城的失败，李渊准备放弃攻坚，直接西取长安。长史裴寂则表示反对。裴寂认为，屈突通拥强兵踞于河东，如舍之而去，一旦长安久攻不克，则李军就会陷入腹背受敌的境地，此乃兵家大忌，只有先克河东，再图西进，才是万全之策。
这时，李世民表现了自己高超的谋略思想。他指出，“兵贵神速”，眼下只有借连胜之威，抚归顺之众，鼓行而进，才能使长安守敌智者不及谋、勇者不及断。这样，攻克长安，如同震落枯黄的叶子，不在话下。如果屯兵河东，致使长安有备，那就难以攻取。况且，河东守敌凭险固守，不是一时能够攻下的，倘若义军继续连遭挫败，士气就难免低落，到那时，后果更不堪设想了。
李渊对两种意见兼而纳之，留部分兵力监视河东之敌、围而不打，自率主力由龙门渡过黄河，进入关中。两个月后，李渊军攻陷长安。屈突通部企图渡河西救，却在潼关被李军迫降。
这是一个依据战场情况，随机应变，灵活选择作战目标的例子。一般说来，指挥官的决心不应轻易动摇，但是，对于错误决定的修改，则必须大胆而又果断地进行。
当进攻遭受失败时，指挥官不应该把目光只盯在失败这一点上，只有打开眼界，另处着手，才能创造柳暗花明的局面。比如，攻城不克，如果你只是一门心思地在攻城上下功夫，那是一种单向思维，容易走入死胡同；倘若能回过头来想想：能不能弃城不攻而直接达到主要目标？这就变单向思维为双向思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麦克阿瑟将军在攻取太平洋中日占岛屿时所采用的“蛙跳战术”，就是双向思维的结晶。
隋末，瓦岗起义军解体之后，李渊起义军的势力不断扩大。当时，阻碍李家夺取天下的力量还有4支，主要的是河北的窦建德起义军和洛阳的王世充集团，他们占据了黄河、淮河间的广大地区。为了将中原据为已有，李渊采取了远交近攻、先王后窦、各个击破的战略。
公元620年7月，李渊命李世民统领7总管25将，共10万余人声势浩大地向洛阳挺进。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作战，基本拔除了洛阳的外围要点，逐步形成了对洛阳的四面包围。
王世充得知李军东进的消息之后，亲选各州骁勇赶赴洛阳，决心与李家父子决一死战。
11月下旬，李世民在洛阳北面一个叫北邙的地方布阵，亲率500名骑兵登上高丘，观察王世充军队的阵势。不料，王世充军近万名士卒蜂拥而至，将李世民等一行人团团围住。李世民纵马左冲右突，始终不得脱困，正在危急之时，部将屈突通率领援兵赶到。李世民与屈突通内外夹击，斩杀王军千余人，冲出重围。
由于洛阳城墙既高又坚，加上王世充又进行了多年的防守准备，所以李世民大军就像围住了一个刺猬，四五个月无处下手。在此期间，王世充派使者向窦建德求救。窦建德答应了王的请求，遣使往李世民处，劝说他撤围洛阳。李世民扣留使者，置之不理。
2月初，李世民担心情况有变，将主力移于洛阳西，准备发起总攻击。可壁垒尚未筑好，王世充就亲率2万兵马前来袭扰。两军交战中，李世民与部队失去联系，坐骑中箭受伤，遭到王军追击，幸亏将军尉迟恭奋力拼命相救，才得以逃生。月底，李军对洛阳开始了四面猛攻，但在守军的顽强抵抗下毫无进展。十多天又过去了，李军将士十分疲困，纷纷要求撤围西归。李世民力排众议，主张“洛阳未破，师必不还。”
3月，窦建德在王世充的再三请求下，发10万之众，西援洛阳。窦军出征后，仗着人多势众，连下数城，进至虎牢以东的东原一带，对李世民军形成夹击之势。
在这种危急情况下，李世民召集高级将领研究对策。商讨中，两种意见尖锐对立，一种主张西撤，待机而动；—种主张东进虎牢关，转而打援。李世民经过认真分析，决定以一部兵力继续围攻洛阳，自率主力迎击窦建德的援军。
李世民率精兵进至虎牢后，以设伏和抄袭粮道的办法，接连打了几个小胜仗，使窦军陷入不利境地。
窦建德企图乘李世民军队饲料用尽的机会，东渡汜水，袭击虎牢。李世民得到这一情报，决定将计就计，诱使窦军轻率出战。5月初，李世民带兵—部过河，故意将千余匹马留在对岸，自己则连夜赶回虎牢。第二天，窦建德果然上当，驱使全军到汜水东岸布阵，摆出进攻虎牢的强大声势。
窦建德没把李军放在眼里，起先只派300名骑兵过汜水挑战。李世民决心待敌疲惫后再行出击，只派了300名长矛兵应战。双方不分胜负，各自退回本阵。窦军列阵，自辰时至午时，士卒饥饿疲乏，都席地而坐，争着喝水，秩序混乱。
一直严密注视着战场情况变化的李世民，立即抓住了这一有利战机，亲率骑兵在前，主力继进，挥师渡过汜水，直扑窦军大营。窦军见势，惊慌溃逃，窦建德及5万余人被俘，其余大捕溃散。
李世民大败窦建德的10万援军之后，又回师洛阳，此时王世充军已成瓮中之鳖，不久便不战而降。
商战中的机智应变，对于应付那些猝不及防的沉重打击，力挽狂澜，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样，在战场上，依据敌情变化，做到敌变我变、先变于敌，也是扭转战局，摆脱被动的关键所在。
囿于成规，千篇一律，对于某些曾经取得成功的战法舍不得丢弃，是难以在瞬息万变的战场上掌握主动权的。处于困境中的军队，本身就意味着主动权已经部分或全部丧失，扭转困境，就是要夺回主动权，此时，更需要具有强烈的随机应变意识。
一条路不通可以试试另一条路，正门不通可以试试后门。刘邦就是在正面打不赢项羽的情况下，采取了背后袭扰的战法，大见成效。
汉楚争雄，彭城惨败后，刘邦狼狈逃窜，靠着一张厚脸皮，对追上的楚将苦苦求情才得以生还。逃到荥阳，他收集了一些残部，又得到萧何发来的兵员补充，惊魂稍定。经过一段时间的惨淡经营，终于阻止住楚军的攻势，形成僵持局面。
第二年开春，楚军不断袭击汉军的粮道，至使荥阳出现饥荒，荥阳危在旦夕。刘邦为了缓和项羽的攻势，派使者求和，但遭拒绝。因此，汉军又一次陷入四面被困的被动局面。
一天深夜，刘邦让2000名妇女披甲戴盔涌出东门，以吸引楚军包围过去。此时，汉将纪信假扮刘邦模样，使用汉王仪仗，也从东门而出，谎称“城中粮尽，汉王愿降。”楚军信以为真，纷纷跑去看热闹。刘邦带领几十名亲信从西门出逃。
刘邦逃回关中，收得一部兵力后，打算重新夺回荥阳。有谋士献计说：强攻荥阳并非上策。如果兵出武关，吸引楚军南奔，然后令彭越等人在楚军的背后袭扰，威胁楚都，迫使楚军回救，乘此机会再攻荥阳，一举可得。
彭越原是项羽手下的将领，因与项羽不合，起兵造反，投靠了刘邦。彭越军活动的地区正在楚军首府彭城的东北方向，它可以对楚军的后方造成极大的威胁。
刘邦采纳了谋士的建议，率兵出武关，果然调动了项羽军南下。这时，彭越军在黄河沿岸大肆活动，断绝楚军的粮道，袭击其后方城邑，直接威胁着楚都彭城的安全。
后院的起火使项羽十分恼怒，他亲率大军东进，企图剿灭彭越。刘邦乘此机会，便一举夺回荥阳。
项羽将彭越军赶跑后，并没有彻底解除心腹之患，但荥阳的丢失，又迫使项羽回师西进。经过一番艰苦激战，楚军攻破荥阳，进围成皋。刘邦见成皋也难守，便退守巩县。由于楚军东奔西突，士卒疲劳，所以两军在巩县一线又形成偶持局而。
刘邦败出成皋后北渡黄河，跑到韩信军营，收回了韩信的兵权，亲调其大部队增援巩县，同时，将军刘贾、卢绾率2万兵马增援彭越，扩大敌后袭扰的规模和声势。
彭越得到2万援兵如虎添冀，连克楚军17座城池，截断了前线楚军与彭城之间的联络。项羽不得不停止对巩县的进攻，再次率军东攻彭越。临行前，项羽再三叮嘱留守将军曹咎在自己返回之前一定要慎守成皋，坚不出战。可曹咎经不住汉军的数次挑战和百般辱骂，一怒之下轻率出击，被汉军所乘，丢失成皋。楚将钟离昧也在荥阳以东被汉军包围。
项羽很快击退了彭越，收复了17座城池，但仍然没消灭这支游军。成皋失守、钟离昧被围的消息打乱了项羽的计划，被迫率军回救。汉军依据险要地形，避不出战，致使一心速胜的项羽无计可施。此时，韩信军又袭占了山东临淄，对楚后方再次构成威胁，项羽不得已又调兵20万前去援救……
汉军“背后袭扰”的战法收到了成效，楚军东奔西突，疲惫不堪，原有的优势丧失殆尽。不久，项羽就不得不划鸿沟以西归汉，与刘邦订立了和约。
1985年，美国的波音公司和西欧的“空中客车”公司在日本争夺“全日空”的一笔大生意。由于双方飞机的先进性和可靠性都差不多，价格也不相上下，“全日空”一时拿不定主意。
就在这关键时刻，波音公司连遭“狂风暴雨”的袭击，短短两个月内，世界上就相继发生了3起波音飞机的空难事件：6月23日，印度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47飞机在爱尔兰西南海域坠毁，机上320人丧生；8月17日，日本航空公司一架波音747客机在日本中部山区坠毁，520名旅客丧生，打破了世界空难死亡人数的纪录；5天后，英国空中旅游航空公司的一架波音747客机在曼彻斯特国际机场起飞时起火爆炸，54人死亡，83人受伤。这一系列空难事件，使得波音公司蒙受奇耻大辱，它的产品质量受到了人们的普通怀疑。更紧要的是，这些空难事件——尤其发生在日本的那一起，对于波音公司与“空中客车”争夺那笔大买卖，不啻是当头一击。
从表面看来，波音公司在这场商战中无疑是输定了。但波音公司的董事长威尔逊却不这么认为，他雷厉风行地号召公司上下动员起来，采取紧急的应变措施，力闯险滩。
威尔逊拿出了如下几招：
第一，扩大优惠条件，答应为“全日空”提供财务方面的便利、零配件供应、飞机的保养和机组人员培训等服务；
第二，针对“空中客车”的对策采取对策。“空个客车”计划帮助日本人制造A—320型客机，波音就提出愿和日本人合作，制造较之先进的766型机；
第三，打外围战，博取日本企业界的好感。波音原定与日本三菱，川琦和富士三家著名公司合作制造757客机的机身，空难后，波音不但加大了给对方的优惠，而且还主动提供了价值5亿美元的订单。
此后，波音公司还付出了许许多多的努力，终于战胜西欧对手，与“全日空”签订合同，成交额高达10亿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