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沟桥事变发生时，蒋介石正在庐山举办暑期训练团，自任团长，训练的对象为全国“各界文武同志”、“全国公务人员”。至于训练团的训练精神与教育目标，蒋介石是这样说的：“在总理博大精深的三民主义诏示之下，在中央统一御侮、救亡图存的一贯政策之下，人人奋发建国的热忱，激励其救国的责任心，向着共同的目标，能够自动努力，自动奋斗，尽忠于其本职，随时准备为复兴民族而牺牲，就是要人人尽忠于各人的职务，要人人知耻明义，牺牲奋斗，自立自强，自动地发挥其爱国的精诚，这是我们此次庐山暑期训练的精神，也是本团教育唯一的目标。”
国民党在庐山开办的训练团随时间不同，名称和内容各异，一般统称庐山军官训练团。最早开办于1933年，受训的主要是初、中级军官，当时“训练唯一目的，就是要消灭共产党”。以后，各类训练团都在庐山举办，规模越来越大，范围也越来越广，受训人员的级别也越来越高。应该说，这些政治、军事、民政等训练的确强化了国民党的军事、政工队伍。连续四次“围剿”红军的失败使得蒋介石冷静下来，将共产党作为一个高明的对手来对待。针对红军的作战方法进行的一系列正规训练，提高了国民党军队的作战能力，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与此是有很紧密的联系的。
随着红军撤离南方根据地，开始长征。特别是日本的得寸进尺的侵略直接威胁到自己的统治，庐山训练团也逐渐加入了抗日御侮的内容。
（庐山军官训练团开学典礼）
1937年夏天，蒋介石又在庐山举办训练团，这次的规模特别的大，涉及军事、民政、警察、教育、党务、童子军以及“新生活运动”诸多方面，尤其主张能够军事训练，受训的军长有7人，师长及师级军官有194人。因为当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有望建立，训练是以日寇为假想敌的，训练内容是抗战建国。
卢沟桥事变之后，虽然蒋介石很快就得到报告，但是消息传达的范围并不广，山中并未完全知晓。7月9日，蒋介石在庐山暑期训练团开学典礼上发表了一个长篇讲话。一开头，蒋介石就说：“此次我们举办庐山时期训练团，如今全国各界文武同志，来此受训，其意义是在继全国统一之后，当外患紧迫之时，来发动一个举国一致救亡复兴的建国运动。”
“所谓建国训练是什么呢？简言之，就是要训练我们如何尽量贡献我们的聪明才智和生命自由给国家，如何用我们的血汗来培养并充实救国的力量，以突破帝国主义者所加于我们的一切不平等条约的束缚，洗涮国家近百年来所蒙受的一切奇耻大辱，使我们的国家能够真正自由独立强盛起来，再扼要地说一句，这一次训练，就是国家争自由、民族争生存的最后战斗的训练。”
蒋介石没有趁此机会谈论卢沟桥事件和对日的政策，他还需要时间去观察和进一步的思考。即便如此，受训的学员们还是感觉耳目一新，感觉到时局似乎发生了什么重大变化。典礼结束后，一时有了不少关于时局变动的传言。这时，华北的形势在恶化。
7月11日，宋哲元奉蒋介石之令，从山东老家启程返回北平。在北平郊外丰台车站，宋哲元乘坐的火车刚刚驶过，“轰”的一声巨响，枕木飞溅，硝烟浓烈，一片狼藉。中国在华北的最高行政长官险些成了第二个张作霖。回北平后的宋哲元，立即着手部署对日军事。8天以后，如有神助的他再次从日本特务的地雷下死里逃生。
华北不会上演第二个“皇姑屯事件”，也不会出现第二个“满洲国”。
暗中进行的阴谋活动破产后，日本决定采取赤裸裸的武力进占华北。7月16日，日军在准备停当后，全力向华北发动大规模的进攻。
平津危急！
华北危急！
卢沟桥事件连同华北危急的时局一同在庐山上传开了。不同寻常的“莘莘学子”们开始感受到沉重的现实压力。
3.态度强硬的庐山谈话
日军在华北发动全面攻势的同一天，国民政府为共赴国难而召开的谈话会也在庐山开幕。牯岭图书馆大礼堂里坐满了各界名流、贤达人士，庐山顿时冠盖如云，名流遍地。16日的谈话会由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主持。他虽然大谈“精诚团结，共赴国难”，但是并没有提出明确的办法。一席话不痛不痒，不着边际，与会者如坠云山雾海，根本搞不清楚当局的积极政策在何方，满怀信心上山来共赴国难共商国事的名流贤达对此很不满意。
（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谈话会上演讲）
国难纷至沓来，当局又迟迟拿不出积极的对策，虽然身处仙境般的庐山，与会者没有一点心旷神怡的感受。遥望华北，可怜无数山！
7月17日，蒋介石出席庐山第二次谈话会，发表了题为《对于卢沟桥事件之严正表示》的讲话，政府对日政策才明确亮相。
一开始，蒋介石就直奔主题，他说：“中国正在外求和平，内求统一的时候，突然发生了卢沟桥事变，不但我举国民众悲愤不已，世界舆论也都是异常震惊。此事发展结果，不仅是中国存亡的问题，而将是世界人类祸福之所系。”把中日之间的事变同国际和平联系起来，这并不是一般的外交辞令，而是蒋介石抗日方略的重要一环。
接着，蒋介石谈了四个方面的内容。
关于外交方针，蒋介石重谈了几年前“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的老调。他说：“中国民族本是酷爱和平，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向来主张对内求自存，对外求共存。本年二月三中全会宣言，于此更有明确的宣示。近两年来的对日外交，一秉此旨，向前努力，希望把过去各种轨外的乱态，统统纳入外交的正轨，去谋正当解决，这种苦心与事实，国内都可共见。我常觉得，我们要应付国难，首先要认识自己国家的地位。我们是弱国，对自己国家力量要有忠实估计，国家为进行建设，绝对的要和平，过去数年中，不惜委曲忍痛，对外保持和平，即是此理。前年五全大会，本人外交报告所谓：‘和平未到根本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跟着今年二月三中全会对于‘最后关头’的解释，充分表示我们对于和平的爱护。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容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全国国民最要认清，所谓最后关头的意义，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唯有‘牺牲到底’，的决心，才能博得最后的胜利。若是彷徨不定，妄想苟安，便会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
“最后关头”到来，拼死抗战将是毫无疑问的。那么，卢沟桥事件是不是“最后关头”呢？这是与会者最想搞清楚的。对此，蒋介石当然不能避而不谈。
“这次卢沟桥事件发生以后，或有人以为是偶然突发的，但一月来对方舆论，或外交上直接间接的表示，都使我们觉到事变发生的征兆。而且在事变发生的前后，还传播着种种的新闻，说是什么要扩大塘沽协定的范围，要扩大冀东伪组织，要驱逐第二十九军，要逼迫宋哲元离开，诸如此类的传闻，不胜枚举。可想见这一次事件，并不偶然。从这次事变的经过，知道人家处心积虑的谋我之亟，和平已非轻易可以求得；眼前如果要求平安无事，只有让人家军队无限制地出入于我们的国土，而我们本国军队反要忍受限制，不能在本国土地内自由自在，或是人家向中国军队开枪，而我们不能还枪。换言之，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已快要临到这种人世悲惨之境地。这在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是无法忍受的。我们的东四省失陷，已有了六年之久，继之以塘沽之协定，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门口的卢沟桥。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么我们的故乡，北方政治文化的中心与军事重镇的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北平，若是成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亦将成为昔日的东四省。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所以卢沟桥事变的推演，是关系中国国家整个的问题，此事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
既然卢沟桥事件有可能成为“最后关头”，那么，政府关于抗战具体持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这是与会者关心，蒋介石不得不谈的话题。“万一真到了无可避免的最后关头，我们当然只有牺牲，只有抗战！但我们的态度只是应战，而不是求战；应战，是应付最后关头，必不得已的办法。我们全国国民必能信任政府已在整个准备中，因为我们是弱国，又因为拥护和平是我们的国策，所以不可求战；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遗留给我们历史上的责任，所以到了迫不得已时，我们不能不应战。至于战争既开之后，则因为我们是弱国，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便只有拼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
中华民族既然是爱好和平的民族，卢沟桥事件也尚存和平解决的希望，对于解决卢沟桥事件的中国立场，蒋介石当然得公诸于世。既让国人放心，又让国际间爱好和平、主持正义的友好国家作个评判。对此，蒋介石可不敢大意。
“卢沟桥事件能否不扩大为中日战争，全系于日本政府的态度，和平希望绝续之关键，全系于日本军队之行动，在和平根本绝望之前一秒钟，我们还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但是我们的立场有极明显的四点：（1）任何解决，不得侵害中国主权与领土之完整；（2）冀察行政组织，不容任何不合法之改变；（3）中央政府所派地方官吏，如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等，不能任人要求撤换；（4）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受任何的约束。这四点立场，是弱国外交最低限度，如果对方犹能设身处地为东方民族作一个远大的打算，不想促成两国关系达于最后关头，不愿造成中日两国世代永远的仇恨，对于我们这最低限度之立场，应该不至于漠视。”
在这个讲话的最后，蒋介石总结性地、十分明确地对参加这次谈话地的人员说：“总之，政府对于卢沟桥事件，已确定始终一贯的方针和立场，且必以全力固守这个立场。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所以政府必须特别谨慎，以临此大事；全国国民亦必须严肃沉着，准备自卫。在此安危绝续之交，唯赖举国一致，服从纪律，严守秩序。希望各位回到各地，将此意转达于社会，俾咸能明了局势，效忠国家，这是兄弟所恳切期望的。”
蒋介石的态度有无投机成分，对当时的形势实际上已无多大的影响。这是因为，抗日救亡运动兴起六年来，已渐渐成为汹涌的浪潮。面对南京政府节节退让，丧权辱国，国人久已忍无可忍。如果说过去还可以用“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来搪塞舆论，如今面对日本步步进逼的武装侵略，再也难以为不抵抗找到任何的借口。因此，不管蒋介石愿意还是不愿意，“应战”，也就是抵抗已经成必然之势。
庐山谈话，确定了抗战的方针，表明蒋介石已经接受了中共倡导已久的抗日民主统一战线主张。
两天后，蒋介石关于“最后关头”的讲话公开发表，次日，日本对南京国民政府彻底关闭和谈的大门。不过，冀察地方当局与日方的交涉还在继续进行，只是越来越艰难。
就在日本终止同南京国民政府直接交涉的那一天，蒋介石下了庐山，回到南京，一心处理中日之间的危机。不过，在和平未根本绝望的前一秒钟，蒋介石也“还是希望和平的”。
7月23日，南京政府的中枢要员讨论了宋哲元报来的《卢沟桥事件现地协定》。其实，就在前四天，宋哲元刚刚与日军又签订了一个协定细则。这个细则明显地违反了蒋介石关于中央政府所派官吏不得任人要求撤换，以及第二十九军现在所驻地区不能接受任何约束的最低限度条件，承诺可以按日方要求罢免官员以及撤退军队。对此，蒋介石显然是睁一眼闭一眼，像唐生智所建议的那样，装作不知道。
二、决心以战求存
（蒋介石宋美龄检阅国民军训）
1.平津陷落
无论蒋介石怎样寄希望于最后一秒钟的和平，日本军事当局这部战车早已升火待发。7月19日，冀察地方当局与日方刚刚签署了协议细则，有恃无恐的日本华北驻屯军在21日又开始大举炮轰宛平城了。只是由于吉星文率所部顽强抵抗，才使宛平县城没有马上落到日本人的手里，宋哲元的和平梦想被日军的炮弹炸得支离破碎。
（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在南苑）
7月26日，日本华北驻屯军向宋哲元发出最后通牒，未得答复，恼羞成怒的日军开始发动大规模袭击。当天傍晚，日军一部乘30余辆载重卡车，强行闯入广安门，另一部则在飞机的配合下攻占了二十九军在廊坊的驻地。27日凌晨，日军更进一步进攻通县，一直与蒋有矛盾对日本心存幻想的宋哲元，这时也绝了妥协的念头。
7月27日，一封加急电报从北平发往南京。宋哲元向蒋介石报告称：“北平为华北重镇，人心所系，大事所关。现在已成四面皆敌之形势，通县于今晨三时起，亦正在激战中。职受国家与人民付托之重，已决心固守北平，以安人心，而作士气，决不敢稍有畏避也。”
这一天，蒋介石也终于彻底摒弃了“缓战”、“避战”之想，他明确指示宋哲元务必固守北平、宛平各城，同时调集大量中央军北上支援。他在日记中鼓励自己：从此“当一意作战，勿再作避战之想矣”。
此时，二十九军将士在宋哲元的指挥下，已经开始了全面的抵抗。据南京派驻北平的代表报告称：“和平已绝。宋及二十九军将领已决心与城共存亡。至城外各方面，皆布置完毕，即行应战。望转电何公（指何应钦）速派大量飞机及军队北来。”遗憾的是，仓促之间，哪里能调集大量的战斗机北上，况且，北方的机场年久失修，即使有大批飞机北上，后勤也没有保障。
28日，北平大战开始。数以万计的日军，在飞机和坦克的掩护下，分别向北平、天津以及邻近各战略要地大举进攻。
28日拂晓，北平城外南苑，约40余架日军飞机对二十九军司令部进行了轮番轰炸。在飞机配合下，日军约三千机械化部队从地面发动猛烈攻击。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守军阵地在敌人的狂轰滥炸下，血肉横飞，惨不忍睹。不久，南苑失守，第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第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等多名高级军官壮烈殉国，这是抗战以来，中国军队牺牲的最高级别的将领。
同时，西苑、北苑也在日军猛烈攻击之下。由于没有巩固的防御工事，且通讯设备被炸毁，中枢指挥失灵，战场一片混乱，二十九军的抵抗迅速被拥有优势火力的日军所击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