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往是人类特有的活动和存在方式，是社会发展的内在机制。社会文明的多样性、开放性、流动性、兼容性和适应性等内在属性，决定了社会文明交往的客观必然性。社会文明交往的意义，不仅在于交往内容和形式的创新和提升上，最主要的是使人类历史成为世界历史。社会文明交往的基本内容是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之间既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又相互冲突、相互抗争双向的或多向互动的过程。社会文明交往最为主要的因素是主体与客体、交通和科技、民族和国家、地缘和环境、宗教和文化、语言和文字、利益和正义。社会文明的基本属性是实践性、流动性、开放性、多样性。社会文明交往发展的总体特征，是由自发性向自觉性的演进，是由自在走向自为，是由情绪化走向理智化，是由必然走向自由，是由对立、对抗走向对话、合作。
一 社会文明交往的客观必然性
交往实践活动的能动性本质，决定了它在社会结构形成、社会形态变革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交往是社会结构形成的基础，社会结构的诸多层面是不同类别、不同层次社会交往关系规范化、制度化的结果；交往是社会发展的中间环节和内在机制，对生产发展以至整个人类社会历史演进和创新都具有重大推动作用。社会文明的多样性、开放性、流动性、兼容性和适应性等内在属性，决定了社会文明交往的客观必然性。
1．社会文明的多样性
任何文明都是共性和个性的统一。文明，从本质上说是人类社会实践尤其是劳动的产物。这是不同国家、不同时代的文明具有共性的根本原因。但是，由于各国所处的自然地理环境、生产方式和文化传统的不同，各国文明也会呈现出各种特色和个性。
自然地理环境是人类活动的舞台。纵观世界文明史，文明的起源与发展，和水、土地、气候等自然地理环境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中国、埃及、巴比伦、印度等文明古国的辉煌成就，都与相对优越的自然条件下农业的发达相关。
而气候恶劣、土质较差的地域，既不适合农作物生长，也不适合人类定居，其文明的发展势必会受到很大影响。不同的国家，由于自然地理环境的不同，会形成大陆文明、海洋文明、高原文明、丛林文明等不同的模式。以古希腊为例，由于它处于地势多山、土质较差的地中海东部地区，所以农业的发展受到很大限制，人们常常要从埃及、土耳其等地输入粮食。然而，希腊半岛海岸曲折，爱琴海中大小岛屿星罗棋布，却为扬帆出海提供了许多优良的港湾。当地出产的大理石、陶土和各种矿产品，既为手工业发展提供了丰富的资源，也为发展海外贸易创造了优越的条件。即便是在同一个国家内部，由于自然条件的差异，也会形成各具特色的地域文明。中国河套以西多为荒漠地区，降水稀少，气候干燥，除了少量由内陆河水、地下河水灌溉的绿洲农业外，主要是“逐水草往来”的游牧经济，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与内地农业文明相区别的畜牧文明。而中国沿海地区则由于交通便利等因素，较早地走上了工业文明的发展道路。
人类文明是由社会的人依托物质存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产构成了地理环境影响人类文明发展的中介。地理环境为人类文明的发展提供了多种可能性。但是，其中的某种可能性要转变为现实性，则取决于人类创造性的选择。
其中各种人文因素，如宗教信仰、道德、意志、知识体系等，都对文明的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随着文明的不断发展，地理环境的作用在逐渐减弱，人文因素的作用则日益增强。
文明和文化一样，是一条流动的大河，总处于发展变化之中。历史发展到今天，尽管人们对于文明的划分标准以及划分结果不尽相同，但不同文明的存在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美国哈佛大学的亨廷顿教授在《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提出，人类世界是一个多文明的世界。冷战结束后，当今世界存在有七种或八种主要文明，即西方文明、中华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东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和可能存在的非洲文明。他认为，文明之间的权力均势正在变更。西方文明正在衰落，亚洲文明却在发展壮大它们的经济、军事和政治力量，整个世界正在进入一个“文明冲突”的历史时期。在21世纪初期，人类将经历非西方权力与文化的复兴，经历非西方文明内部相互之间以及与西方文明之间的冲突。对于西方学者的上述观点，我们并不完全赞同。但是他们对于人类文明多样性的研究和描述，却从不同侧面佐证了文明的多样性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特征。
2．社会文明的开放性
文明以及文化，作为人类劳动的成果、智慧的结晶，是可以超越国界的。
文明固有的开放性、交流性和兼容性，随着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的加快而愈益明显。所谓文明的开放性，是指一个文明系统与其外部环境保持着积极的相互联系与作用。从本质上看，人类的认识能力、创造能力是无限的，因而文明的开放性也是无限的。只要人类存在一天，人类的创造就不会停止，作为劳动成果的文明便会不断地沉淀、积累，并且反过来帮助人们更好地认识世界、指导实践。文明发展的速度，正随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水准的提高、文化交流的扩大而日益加快。整个人类文明是开放的，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各个地区的文明也是开放的。这种开放性，不仅表现在人与物质世界所进行的信息交流中，而且表现在一种文明与另一种文明所进行的信息交流中。交流性是任何文明都具有的功能和特性。尽管在历史上也出现过由于种种原因缺少交流而造成文明窒息的现象，但总的来说，文明的交流是不可阻遏的，而且交流的范围越来越广，速度也越来越快。
文明的多样性和交流性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中国古代思想家早就认识到“和实生物，同则不继”。所谓“和”，就是“以他平他”，即将不同的物质结合在一块，这样就可以产生出一种新的物质，并且能进一步得到发展。但如果仅仅将同一种物质加在一起，则不可能产生出新的物质来。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任何事物都包含着矛盾，矛盾双方既对立又统一，由此推动事物的不断发展。例如，中国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有力地推动了各种学说的发展，为灿烂的中国封建社会文明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而各国文明之间的交流，同样也可以促进自身的丰富和发展，并推动整个人类文明不断提高到新的水平。
日本与中国的原创性文明不同，日本传统文明是一种继发性、吸纳性、外向性的混合型文明。经过公元645年的大化革新，日本大规模地引进中国的儒家文明，迅速完成了从奴隶社会文明向封建社会文明的过渡。而在19世纪进行的明治维新中，日本又大胆学习、引进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迈出了通往现代工业文明的关键一步。被称为“合金文明”的美国文明，更是融入了许多国家的文明因子。在这个“移民国家”中，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带来了形形色色的多元文化，在“民族大熔炉”中混合、融合，形成了美国人的“化合之智”，促进了美国的繁荣。这些例子都说明，不同文明间的交流是促进整个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动力。
文明除了多样性、交流性和兼容性之外，还具有适应性。一种文明在和异质文明相遇时，它们之间既会发生冲突和竞争，也会在冲突和竞争中相互学习、相互适应。由于经济全球化和信息网络化趋势不断增强等原因，市场经济已经获得了广泛的认同，而许多现代科技、信息等也正在逐渐为全人类所共享。可以说，各国文明从来没有共享过如此多的文明成果，它们之间也从未联系得如此紧密。这一切都说明，现代人类文明正在一种多元的互动中不断获得发展和进步。
环顾今日之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和信息的网络化，已经把各个国家、各种文明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任何文明，都是时代性与超时代性的统一，地域性与超地域性的统一。人类文明作为人类生活实践的结晶，自然会体现出某种同质性。但是，面对同样的问题，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社会中的人又会作出不同的反应和回答。正因为如此，人类文明才呈现出一种异彩纷呈的多样性，并使诸种文明形态间的相互学习、相互借鉴成为可能。比如，中国文化重“安身立命”之道，重自然与和谐。而西方文化则重科学精神，重开拓与征服。
二者虽各有其长短和优劣，但都是现代人类生活所必需的。19世纪以来，当中国人热衷于学习西方的民主与科学的时候，东方重自然与和谐的精神也为许多西方人士所津津乐道，并被视为解决人与自然关系的不二良方。这一事例说明，在现代社会中，各种不同文明之间不仅不相悖，而且可以相互借鉴、相互补充。
现代化发端于西方，并以西方为中心向全球辐射，西方的那些重科技、重民主、重个体权利等文明观念也具有某种普遍的意义。但是，现代化并非西方的专利，西方式的现代文明也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模式。一个和平、民主、富足、自由的现代社会，是各国各文明社会所追求的共同目标。所以，在完成这一目标时，基于各自的传统和所面临的具体问题，各国也会有不同的发展模式和道路选择。在这方面，中国对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就是一个成功的范例。因此，我们应尊重各国的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承认世界多样性的现实。世界各种文明和社会制度应长期共存，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
二 社会文明交往的内涵与特征
1．社会文明交往的基本内涵
社会文明交往是人类的基本实践活动。人类历史是生生不已的变动过程。从茹毛饮血的蒙昧时期，进步到今天这样的文明世界，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于总结过去的历史，尤其是在于总结社会文明交往的历史。人类的交往是伴随着生产力同步发展的历史过程，因而是历史交往的过程。交往是人类不同于动物的社会本性。交往在逐步克服野蛮状态的历史过程中，使人类不断走上更高文明层次的社会。
人类社会历史不仅仅是社会因素相互作用所推动的物质运动，而且是人们世代积累所创造出来的、有内在联系的文明形态及其交往的序列，其本质是以价值关系为媒介的主客体辩证的社会文明交往过程。人类在生产劳动中，表现了双重的交往关系：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在这双重关系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人类社会，是人同自然交往过程中完成的本质统一。语言的使用，文字的产生，国家和法律秩序的建立，既是社会文明交往中的肇端，又是人类进一步创造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和生态文明的依托。人类、自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在社会文明交往的基础上更为密切了。但是社会文明交往的经常伴随者是野蛮和残暴，人类身上的人性和动物性总是交织在一起。
交往的总趋势是从野蛮到文明的演进，然而，历史交往有时也出现从文明到野蛮的倒退。历史上既有如皮埃尔·艾索贝里在《第三帝国》中所揭示的1933～1945年纳粹统治时期攻击民主、抛弃传统、以知识为耻、以无知为荣、人人自危的德国社会的退化和堕落。现实中也不乏破坏生态文明、社会规范、滥捕乱吃野生动物的公害。其他如愚昧、疯狂的事，在社会文明交往中也时有发生。这些事实在社会文明交往史上尽管还只是冰山一角，但仍不失为观照人类自身的一面镜子。
社会文明交往和生产力发展同为人类的基本实践，然而，社会文明交往使生产力的潜在可能性变为实际的现实性，使生产力得以继承、发展，并从偶然的个别发展成为社会的共同财富。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指出：“某一地方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失传，取决于交往的扩展情况。只有交往具有世界性质，并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的时候，保存住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这是社会文明交往全球化的新阶段。
社会文明交往形成的交往力，同生产力相互作用，分别组成了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横线和纵线，彼此交叉壁连，纺织成了色彩斑斓的多样性历史画卷。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不同性质的文明与野蛮之间的矛盾交往运动，与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水平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一起，推动着历史的前进。生产关系从本质上说，是人们在生产和交换过程中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社会成员在社会分工体系中形成的不同地位和结合方式，只有通过彼此交往，才能得到维系和实现。在生产过程中人们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对产品的交换和分配，都辩证统一于交往实践活动之中。交往是生产关系的“黏合剂”。此外，生产关系是交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