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逝世一个星期之后，小瑞去了一趟溥仪家，跟李淑贤商量，想把搁在自己家里的谭玉龄的骨灰重新与溥仪合葬。
结果，遭到了李淑贤的反对。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溥仪躺在医院里，心情很悲观。
“十一”国庆节即将来临了。人民医院外边很热闹。溥仪独自一人在病床上，孤孤单单。我给他送晚饭时，他示意叫我坐在他的床边，说话有气无力：
“我想跟你好好讲讲……”
我记得清清楚楚，那是头“十一”的一天晚上。
我坐下来之后，溥仪说了好长一段话。许久，他没有说过这么长的话了。
“我很担心，我不在了，你怎么办？”
我听着他的话，没有言语。
“我很对不起你。最不放心的就是你……因为你身体不好。我不在了，家里人不但没人管你，也没人理你……”
溥仪讲的这些话，我心里明白。我平时不愿跟爱新觉罗家族的人来往，再加上我脾气不算好，有人找溥仪，我有时挡着不让见，得罪了一些人。家族里的一些人对我有看法，这我是知道的。溥仪当然也瞧出了这一点。
溥仪这次跟我说得比较深。平时，他是不说这些话的，就是跟我说也挺讲究方式的。
“家族里的一些人，和我（关系）又怎么样呢？”溥仪自问自答地说。“他们过去跟着我……如果不是国家对我好，家里没人理我的。现在又正在‘文化大革命’中，你以后找谁去呢……国家把我这么一个人改造过来，我没有做什么事……这病不会好的，对不起国家，也对不起你……”
说到这儿，溥仪很伤心，不禁落下了眼泪。
我安慰了他几句。明知道多说也没用，只是反复跟他说：“你的病会好的……”
溥仪内心很明白，他对我说：
“这病我自己知道，也知道我的寿数。你不用安慰我……”
说过之后，他扭过了头。
我不再说什么，默默地走回了家。
溥仪的病愈来愈重，显然无法治愈了。老万时常来看望。直到10月15日，老万来了最后一趟。眼见无望，连平时比较乐观的老万也丧失了信心。溥仪在世的最后两天，老万也没有来。溥仪死时，全身都是浮肿的。他那个棉衣是我上外边让人家新拆过的，想起来，仿佛就为了他穿上“寿衣”似的。
10月17日，眼看他咽了气，我让人去外边买了一双新鞋，给他穿上了新棉衣、棉裤。然后，又给他戴上了他平时戴的那顶深蓝色的呢帽子。
1967年10月17日夜里，溥仪逝世了。
溥仪的遗体被送到了太平间。他的几个妹妹都不敢到太平间的遗体跟前去。
目睹溥仪逝世前后之人并不多。张崇信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个。他曾以《溥仪的最后时刻》为题撰文记述了亲身经历，现摘录如下，以作位证：
由于巧合，我曾目睹了溥仪一生的最后时刻。
北京医学院附属人民医院是溥仪当时所在单位全国文史资料委员会的劳保医院。一九六七年，我作为实习医生，在这个医院的第九病房实习。一天下午，从楼下走上来一名新病人，六十岁左右，修长的身材，乌黑的头发，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显得文质彬彬，如果再添些白发就是标准的教授仪表了。他后边跟着一位五十岁左右的妇女，也是瘦高个，举止文雅，我看了住院卡，才知道眼前的病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宣统皇帝”――爱新觉罗？溥仪，那位妇女则是他当时的妻子李淑贤。
溥仪得的是肾脏病，刚住院时精神还好，除了脸上有些浮肿外，外表与健康人没什么不同。他爱活动，经常在病房里走动。他那个房间只住两个病人，另一个病人是西藏来的一位活佛，是个不太通汉语的胖老头。这个病人不仅在体型上与溥仪形成鲜明的对照，而且在性情习惯上也与溥仪截然不同。他成天坐在床上，不哼不哈也不动弹，溥仪频频同他搭话，活佛总是应答得牛头不对马嘴，使溥仪大为扫兴。这种有来无往的谈话真叫人暗暗好笑。我明白，平时跟我对话满能应付的活佛是在装糊涂。这种心情在当时的政洽气氛下是可以理解的。可是这么一来，溥仪就更寂寞了。
溥仪住院期间，没有亲朋好友来探望，只有李淑贤经常来照料他。溥仪的视力很差，戴着厚镜片眼镜看东西还很吃力，经常可见李淑贤读一些可能是书信一类的东西给他听。相比之下，溥仪记忆力比他视力还糟糕，他多次发生上厕所忘了带手纸，不拿饭碗就去盛菜之类的事。最有趣的是他随身带一个小本子，每当我通知他，某日某时要到某科室去作某项检查或治疗时，他总是赶紧把金丝边眼镜扶正，嘴里说：“对不起，等一等，请您再说一遍吧！”同时急忙掏出那个小本子，把告诉他的事一一记在本子上。
后来，溥仪的病情恶化，小便也发生困难。有一次我正跟着一位泌尿科专家在看门诊，李淑贤含着眼泪找来了，说：“再给他导个尿吧！”当时门诊正忙着，专家就让我去干。我准备好器具到病房一看：溥仪躺在床上，痛苦地呻吟，李淑贤在一旁抽泣，活佛则照旧坐在床上无动于衷。就在这种气氛中，我给溥仪导了尿。排空尿液后溥仪轻松一些了，频频向我点头致意，李淑贤也连声道谢，而我心中很不是滋味，因为我知道溥仪在世的日子不长了。我也明白，护士出身的李淑贤不会不清楚这一点。
过了不多日子，李淑贤慌慌张张地跑到值班室来说：“他不行了！”我们赶到他跟前，作了轮番抢救。直到无可奈何地把白单子盖在他的头上：……
溥仪的主治医师同我是北京医学院的先后同学，上大学前又是在上海的邻居，彼此熟识。我在她身旁看着她书写了溥仪的死亡证明。第二天，1967年10月18日，北京的报纸上都登载了一段溥仪去世的消息。叫我吃惊的是这段消息是从溥仪的死亡证明上原文抄录的，一字未改，可见发消息的记者是十分谨慎的。我看了深深叹了一口气。
关于溥仪逝世的确切时间，有不同的说法。一种是通常的说法，即10月17日凌晨2点30分。这是来源于有关部门写给上级的正式报告。另一种说法是：凌晨2点15分。比较而言，后一种说法比较确切。
据我向医院和有关方面人员采访，溥仪逝世时，只有溥仪三妹次子宗光在场。他见溥仪不行了，才临时喊来值班医生。而李淑贤是接到电话才从家里赶来的。所以，宗光的说法比较可信。他说：溥仪逝世时间的前一种说法是大致佑计出来的。
80年代初，在我就溥仪和谭玉龄合葬之事采访小瑞时，他曾清楚地回忆说：
关于谭玉龄的骨灰，还有这样一个插曲。在“文化大革命”中，当溥仪逝世一个星期之后，我去了一趟溥仪家，跟李淑贤商量，想把搁在自己家里的谭玉龄的骨灰重新与溥仪合葬。结果，遭到了李淑贤的坚决反对。此事也就不了了之。
作为此事的佐证，溥仪的一位亲戚在1967年的日记上，也曾简要地记载了此亨：
10月24日。毓？（即小瑞——作者注）来谈，大嫂不同意：大哥与谭玉龄一同土葬事。
也就是说，溥仪的最后一个“遗愿”，终成了永久的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