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薪百元的溥仪并不是“大款”，居然拽着李淑贤随意到街上一个小饭铺吃饭，被一个老翁认了出来。
打这儿起，李淑贤再也不愿到小饭铺吃饭了。
我记得大约是1962年2月或3月份，那是一个星期天。我跟着溥仪随意在街上逛了逛，临近午饭时间，我俩漫不经意地走进了西四附近一个极为普通的小饭铺。
当时，饭铺里吃饭的人并不太多，我俩拣了一个清静的旮旯坐下了。
点菜时，我俩要了一荤一素，就是一盘炒肉片，一盘炒菜，外加一碗汤。主食，我俩一人一碗米饭。我们没注意别人，只是坐在饭桌前闷头吃饭。
谁知，过了不久，我俩引起了饭馆里吃饭人们的注意。
一个人走近溥仪，瞧了瞧之后，对别人嘀咕说：
“那不是‘小皇上’嘛……”
老北京人谁不知道溥仪啊？这么一说可好，一传俩，俩传仨，没过一会儿，这个传闻就惊动了饭铺里的所有人。
饭铺里的人几乎都放下碗筷，悄悄地围了过来。
“瞧，这是‘小宣统’……”
“真的吗？”
“这还有错？报上登过，他早就放出来了！”
听了这些人的议论，我吓得头都不敢抬了，只好故作掩饰地低头吃饭。
看到这种情形，溥仪却不然，毫不在乎地朝着旁边的人们哈哈大笑。
过了一会儿，一个约摸六十多岁的老人单独地慢慢走了过来。我见他留着长长的胡须，一副蛮慈祥的样子。他挺客气地跟溥仪握手问好，然后，问起溥仪的近况：
“您就是溥仪先生吧？”
“是的。我就是溥仪。”溥仪回答老人的问话时，客气地站了起来，但不显得十分拘谨。
“您现在在哪儿工作呀？”
“在政协工作。”
“不是传说您在文史馆工作吗？”还没等溥仪回答，他又问起：“您在其他方面还干什么？”
“除了在政协工作，有时还去植物园劳动……”
我见溥仪心安理得地与老人交谈，心情也稍微放松了下来。瞧着他俩像普通人一样在平和地谈话。
“这位姑娘是谁呀？”没想到，老人指着我问起了溥仪。
“这是我的女朋友。”溥仪一脸坦诚。
“您今年高寿啊？”那个老人问溥仪。
“老大爷，您看呢？”
那个老人细细地端详了溥仪一阵，然后跟他说：
“看上去，你真像40多岁的人。可实际呢？”
老人一边说着，一边掐着手指算着。“宣统元年，是……”
溥仪笑着告诉他：
“老大爷，告诉您，我今年56岁啦！”
听后，老人连连摇头，摆着手说：
“不像，不像……看上去，您的身体挺健康嘛！”
“这也是多年锻炼的结果。”
“您现在看起来一点儿架子也没有呀！”老人不由自主地发出了感叹。
“我哪儿来的什么架子呀！我也是一名普通的公民，也是一个劳动者啊！”溥仪一直把劳动看作是最光荣的事。跟我平时谈起时也是这样。
“您当皇帝的时候，能上京城一个小饭铺里来吃饭吗？”
听了之后，溥仪郑重其事地对老人说：
“从前的溥仪已经死了。我是一个新的溥仪，不是那个从前的皇帝溥仪了……”
听了溥仪的话，我跟周围的人都一样感到一种新鲜感。的确感到，溥仪不是从前那个宣统皇帝了！
临别时，老人握住溥仪的手，告诉了自己住家的地址。
“我住在离这儿不远的西四附近的胡同里。如果您有时间，就请去做客吧！”
饭吃完了，溥仪向大家――包括饭铺的服务员亲热地招着手，大声地说着：
“再见……”
自打有了这一次经历，我可再也不敢轻易跟溥仪到外边的饭铺去吃饭了。
溥仪上街被人认出来之事，应该说没什么值得奇怪的。因为这在溥仪的后半生中，发生过不止一次。他总是平和地处理，应该说很得体。
而据李淑贤回忆说：溥仪对晚清旧官吏和爱新觉罗家族的人――尤其是不认识的，不管是长辈或晚辈，如果事先不通知而登门找他，弄不好他会大为光火的。
在溥仪档案中可以见到记载着这样一件事：一位叫毓运的远房侄子向溥仪的族弟溥俭表示非常想见溥仪，而且说家里的人如何如何进步，都想见见“皇上”。溥仪听说后大怒：
“现在还有这样思想的人？这不是害我吗！我不见他们……”
溥仪在给上级的思想汇报中，也曾如实写过这样的一件事情：
我的六妹来了，约我到她那里的街道食堂去吃饭，院里的邻居郎太太把我六妹拦住，同她一起回来一定要留我在她的家里吃饭。并且说，郎先生已准备好了要请我吃饭，情不可却，我就答应了。这时，郎太太做莱，郎先生出去打酒，忙得不亦乐乎。我在他的屋里坐着，等了一会儿，郎先生回来了，让我同他一起喝酒吃饭。他表示很大（非常）的高兴，他说我们今天一块吃饭，这真是彼此有缘。人和人的相遇都是有因缘的。我听了这一套，心里想怎么他还是这样唯心主义的迷信命运的老一套。但是我没说什么，不想，他的话越来越奇怪，越来越荒谬。他说我过去最佩服的有几个人，第一个是淡虚和尚。我小时候曾受过他的戒，他真有先觉。他曾告诉我，不要入社会，我想当英雄，没有听他的话，他确是有先知先觉。第二我佩服江神童，他五岁就能够著孔夫子的四书注，真是了不起。第三佩服汪精卫。听到这里，我大吃一惊，我说他是汉奸呀！郎说，照现在说他当然是这样，可是从历史上的人物来说，他是了不起的。蒋介石逃跑南京无人主持，他当时“和平救国”，也是“救国”呀！他又说陈公博也是很有能力，是了不起的人物。他说他过去曾在张作霖那里当过秘书，认为张作霖有才干，无论什么人他都能驾驭。他说张学良是小孩子，不成器等等的话。
我心里想，郎是在废品公司当工人，思想上和工人正是背道而驰的，他的思想仍然是唯心主义的、迷信的、封建的反动思想，看汉奸都了不起，这是站在什么阶级立场。我好几次想对（与）他辫论，但我又想这样原封不动的封建反动思想，决不是我几句话所能改变他的观点立场的。但是我决不能和这种人再同吃同喝。
我这时看郎太太还正忙着做莱，我顺便走到六妹家里（住四合巷4号，和我住的前井胡同最近）。告诉六妹说我七叔给她打电话，叫我即去。这样，我就先回到前井胡同，仍到郎太太的屋子里。在这时，即先生乘自行车正出去找我，所以没在家。呆了一会儿，我的六妹来了，对我说七叔来了电话，叫我就去。郎太太说饭就做好了，吃完了再走吧。我说不行，我有事。郎太太说那么晚上约我再一同吃饭。我说不一定有工夫，说完我就走了。
我在二妹那里吃的饭。在外边一天，直到夜里才回来。郎先生看见我回来，他正站在台阶上，叹了一口气，一跺脚，说：唉，今天怎么这样巧，刚要吃饭就有事了，这是怎么说的。我随声附和地说，真巧，我就进屋子去了。
拿上述的事情来说，我只是对他憎恶、一味地消极躲避，不能采取积极的明确态度对他进行批判，更谈不到帮助落后。这不是站在工人阶级立场，而是站在资产阶级的所谓“各扫门前雪”的思想立场。这的确是我学习改造的程度比党和政府的期待距离得还很多。没有对敌对思想大胆斗争的精神，更没有对落后思想耐心的帮助和采取说服的方法。
我当时没有想到这一点，还以为和敌对思想划清界限是对的。我的二妹、六妹听了我述说郎先生荒谬理论的话，也很气愤。但是也没有认识我的采取躲避是不对的。后来，我回植物园把这件事告诉了我们组织。田主任批评我的方法不对头，应当进一步采取对落后帮助的态度，不应当采取躲避。帮助落后，也是工作，正是为人民服务。
到后来（6月5日），虽然我对郎先生也进行了一些帮助，但是对于落后顽固分子所起的帮助作用，我认为还是不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