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与野蛮有冲突，文明与文明也有冲突，东西两大文明体系之间就确有冲突存在。
中西文明的大规模交流与撞击肇始于清朝中叶的鸦片战争。而于此前中西文明的冲突就已渐露倪端，那就是清朝中叶中英两次礼仪之争。一次是乾隆朝马戛尔尼访华，第二次是嘉庆朝阿美士德访华。对于这两次中英外交礼仪冲突事件，有的站在“现代化”的角度扼腕兴叹，认为错失了两次极好的中外交流的契机，还有的站在“阶级对立”的立场上，认为禁的好，等等。其实，中英外交礼仪之争，实质上是东西两种文明的撞击和冲突。两种异质文化相遇，交流与冲突在所难免。
马戛尔尼访华未敲开中国的大门
公元1788年即乾隆五十三年，英国政府决定派一支使团前往中国进行商务谈判，对于这次派团使华，英国政府极为重视，这在使臣的选派上就明显地反映出来。英国外交大臣仔细考虑后决定选派乔治·马戛尔尼为1792年英国使华团长。
正使马戛尔尼（1737-1806）是英国“国王的亲戚，议国事的大臣”，是英国政府“从许多博学的人那里挑出来的一个大博学的人，他从前办过许多大事，到俄罗斯国出过差，又管过许多地方的事”，并且还在英国的一些“属国地方料理国事”。这里提到的在俄罗斯当过差，管过许多地方的事情，指的是马戛尔尼曾出任俄国公使（1764-1767），当时他就凭借自己的机智与俄国政府签订过一个为期二十年的商务条约，以后又历任爱尔兰事务大臣、西印度石榴岛和托贝哥岛的总督、印度马德拉斯总督（1780-1786）。由此可见，英国政府派遣马戛尔尼出使中国是经过慎重考虑遴选出来的合适代表。
副使斯当敦“也是个体面的人，他的博学和会办事与正使一样”，“从前他在海地平服过许多的事情”，并且出任过同小西洋国家“讲和”的谈判专使。
经过充分的前期准备后，公元1793年即乾隆五十八年，英国政府以向乾隆皇帝补祝八十寿辰为名派出以马戛尔尼为首的使团来华，乾隆皇帝生于1711年9月25日（康熙五十八年八月十三日），八十岁寿辰早在三年前1790年（乾隆五十五年）过完了，英国人是来“补”寿。这是英国政府派出的第一个正式访华使团，是中英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
对于此次来华的目的，英王在给乾隆皇帝的国书里说：英国遣使前来中国，“并不想添自己的国土，自己的国土也够了；也不是为贪图买卖便宜；但为着要见识普天下各地方又多少处，各处事情物件可以彼此融通，别国的好处我们能看得着，我们的好处别国也能得着”。英国的初衷只是想“要把西方世界的物件，各国互相交易，大家都得便宜”。
官方文书有时是在做表面文章，事实并非如此简单。英国女王在给马戛尔尼的训令中说：“在中国经商的英国臣民很久以来就多于其他欧洲各国。在这个遥远的国度里，每每被人误解而得不到尊重……在这等情形下，我对于自己的远方的臣民不能不予以应有的关怀，并以一个大国君主的身份有力地要求中国皇帝对于他们的利益予以应有的保护。”
马戛尔尼在接受使命时，他曾给英国外交大臣写去书面报告，提出“不要使北京朝廷感到意外”，他认为：“对付一个如此骄傲的朝廷，它对西方国家的力量与重要性无知，而坚持东方式的妄自尊大，就必须给予皇帝及其大臣以庄严华丽的印象。”
此时的英国，已经准备好了要与中国进行一场较量。然而，此时的清朝对西方资本主义迅速崛起后的变化却茫然无知。作为惯例，外交回合是第一个步骤。在首次较量中，双方价值观念上的巨大差异凸显了出来。法国学者阿兰·佩雷菲特在他的著作《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王国卿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254-257页）中，认为“两个傲慢者互相顶撞，双方都自以为是世界的中心，把对方推到野蛮人的边缘”。又说：“中国拒绝对世界开放，而英国人则不管别人愿意与否，想让世界对所有的交流开放。”虽然，清王朝对于英国明显带有殖民主义色彩的“开放”要求理应严词拒绝，但问题在于它拒绝的方式是僵化的固守朝贡体制。这就注定了这次中英外交交往必然以失败而告终。不仅仅是礼仪和文化的冲突，更是清朝政府对外政策的失误。清朝僵化的外交思想和模式与西方近代外交格格不入，孤立于世界潮流之外的海外政策、闭关自守的性质在此暴露无遗。
英国政府预先由英国东印度公司派人告知两广总督，马戛尔尼使团来华并要求在天津登岸。两广总督立即报告朝廷，说英国国王“因前年大皇帝八旬万寿，未及叩祝，今遣使臣马戛尔尼进贡，由天津赴京。”乾隆皇帝闻之大喜，降旨海疆各督抚，如遇到英国贡船进口，“即委员照料护送进京”。
1793年7月底，由马戛尔尼率领的外交使团分乘五艘船只到达天津，上岸后先到北京，再到乾隆皇帝接见地承德避暑山庄。
外交礼仪问题，是使团到来后双方即发生争执的主要问题。清朝坚持执行朝贡礼仪，英国使节必须向大清皇帝行三跪九叩之礼。但马戛尔尼执意不肯行叩见礼，理由是：致敬外国君主，不能超过对本国君主礼节，因此只能对中国皇帝行与英国国王相同的单腿跪礼。知道英使如此执拗使乾隆皇帝十分不悦。
1793年即乾隆五十八年，在热河万树园，乾隆接见了马戛尔尼。但是，最后的礼节到底怎么样，一直以来都是学术界争论的一个焦点。在清朝档案文献中，都是记载英使行了叩礼。而在马戛尔尼自己的记录中则否认了这一点。
马戛尔尼本人记载中，不仅未曾磕头，而且还亲自将礼物呈送皇帝手中，在御前所行走路线也异于一般使节。而在朝廷记录中，此事只是轻描淡写被一笔带过，除了曾在皇帝面前匍匐拜倒之外，什么也没有记载，不过，从《清实录》记载中可得知，这种接见外国使臣的礼节上的变通，自康熙年间就已开始。
法国学者佩雷菲特在其《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中，专章叙及这位英国使者“在皇帝脚下”的情景。
事实上，大家看见的是同一场面，只是眼光不同罢了。让我们再现一下当时现场情况吧！
为了想像一下英国人须解决的问题，请您在镜子前作一次真正的叩头动作。您先站着，然后跪下，您弯下身来直到头碰地。您抬起上身，再弯下去，头第二次碰地，再第三次。然后起身站直；再这样重复一遍。跪三次，每次都要起立站直；每次跪地都要叩三个头。计算一下这套体操需占去您多少时间：不磨蹭，一分钟，如果做得庄重些，就要两分钟……
再设想一下英国人的处境。当全体人员第一次跪下时，英国人也照样做了，但只是单腿。当大家在叩头时，英国人只是低下头。就像在弥撒中扬圣体时，当别人下跪时，某些信徒站着，只是眼睛向下。大家抬起身子，英国人为什么还要低着脑袋呢？于是，他们也抬起了头。当大家又重新趴下时，英国人低头。大家站起来时，他们总不至于仍然跪着：他们就站了起来。依此类推……他们跟着大家做集体动作，只是动作有些删减，却无法不做任何动作。在这两分钟内，中国人站起来三次，英国人总是跪着不觉得太卑躬屈膝了吗？
马戛尔尼提到的问题——单膝下跪，头不着地——仅仅是动作的形式问题，而不是动作的重复问题。由于对形式提出异议，马戛尔尼忘记了叩头的一个主要方面就在于这一奇特的重复动作。英国人遇到的第一次叩头是集体性的，几乎不可避免地要求英国人跟上每个节拍。所以温德说：“我们按当地方式施了礼”。不过，中国人区分得很好：英国人的头没有叩着中国地面。这根本不是真正的当地方式。
在“得体”的礼节一节中这样叙述道：
皇帝进入了觐见大幄，群臣拜君主的大弥撒可以开始了。鸦雀无声。站在门外的温德证实：“皇帝坐上龙椅，立即万籁俱寂。时而有音乐声打破这寂静，铃铛发出的清脆悦耳的丁当声更增添了仪式的庄严肃穆。”这铃铛的丁当声与教士进入祭坛时辅理弥撒教士手摇的铃铛声一样。13世纪方济各会修士们说蒙古人喜欢听这个铃铛声。温德是唯一注意到这声音的人。
让我们和马戛尔尼一起进入鞑靼皇帝宽敞的蒙古包吧！它酷似一个剧场。有三排台阶可以上到放龙椅的台上。中间那排是专让皇帝走的。左侧那排供朝觐的人走，右侧那排为跪着辅佐皇帝——就像他们跪着参加内阁会议一样——大臣们用的。
我们没有中国人的直接证词，但我们有礼志，只须翻开看一看即可。斯当敦描写的礼仪是按9月8日的诏书进行的，也就是说除了叩头，都是按照官方礼制一成不变的规定进行的。进幄，台前的行礼动作，然后在第二级台阶上下跪，再与皇帝交谈。在这个文明开化的社会里，一切最细小的情节都是自古以来就预先安排停当的。只有专门的敕令才能改变或免去三跪九叩礼。其它都是严格按照规定办的，从台侧御林军的安排，或者贡使由一位礼部尚书领见，到礼部尚书穿的朝服的颜色和上面绣的龙。“皇帝以热情友好的语言向贡使发问，礼部尚书转达问题，由通事译出；特使回答问题，再由通事译出贡使的答复，礼部尚书再转达给皇帝……”贡使不直接对皇帝说话，皇帝也不直接回话。特使也不是直接向皇帝递交国书，而是由一位大臣代接，叩完头才转呈给皇帝。英国在场的人都删除了所有可能表示臣服的话。他们至少是用故意疏忽的方式撒了谎。
皇帝经过时，英国人措手不及，不自觉地跟着大家多次下跪。但到了御座旁，因为只有他们自己，他们便行了说好的得体的礼节：单膝下跪一次。
英使马戛尔尼来华的真正目的是来向中国皇帝提出扩大对华贸易要求的，所以在第一次觐见时，就急于表达这一要求。然而，第一次接见时，他只能将英王书信呈递给乾隆皇帝。
我们来看一下英国致乾隆帝的国书，被清朝人翻译成中文：
英吉利国王热沃尔日（即乔治三世）敬奏中国大皇帝万万岁。热沃尔日第三世蒙天主恩，英吉利国大红毛及佛朗西、依利尔呢雅（爱尔兰）国王、海主，恭惟大皇帝万万岁，应该坐殿万万岁。
本国知道中国地方甚大，管的百姓甚多，大皇帝的心里长把天下的事情，各处的人民，时时照管，不但中国地方，连外国的地方，都要保护。他们又都心里悦服，内外安宁。
英国的商务要求在第二次觐见时也没办到。接着是皇帝生日的庆典活动，在活动结束后，清廷便让使团离开热河，返回北京，并随即促其“九月初五以前启程回国”。
逐客令虽已下达，但马戛尔尼的使命没有完成，就做最后的努力，与乾隆的宠臣和珅等进行交涉，重申英国国王的要求，提出了下列九项要求，包括允许英国派员常驻北京，允许英商至浙江宁波至直隶至天津等处碇泊交易，允许英商在京师设商馆，收贮货物，允许在广州附近拨给一处地方，让英国商人居住，以及货物请免征税或减税，英人在华自由传教，获得中国居留权的英商不强制以纳税，等等。
对于这些要求，和珅避而不答，而是将乾隆帝写好的一道敕谕转交给他。乾隆皇帝首先称赞英国国王恭顺有礼，而在答复英王的复书中，逐条予以批驳。
敕谕中多是“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诸多不便……所请……之处，皆不可行”。“更不可行。”“尤属不可！”等语。同时在谕旨中，再度申明“天朝特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
英使马戛尔尼的访华，表面上英国的要求全部被乾隆皇帝驳回，无功而返。中英第一次正式交往，只是双方力量第一回合的较量，在这场较量中，马戛尔尼了解了中国，他们看到清朝帝国开始衰落了，清朝统治者的愚昧落后完全体现出来，中国在以后的历史中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天朝上国”的大门没有被“如缔结条约、互相通商，为现今文明各国共有之办法”叩开，丧失了学习先进迎头赶上的时机，最终被西方列强的枪炮所轰开，使得中国陷入了有史以来最屈辱、最惨痛、最落后的一百多年时间之中。
马戛尔尼使团在访华期间收集了大量的中国情报，回国之后，随团出访的成员写了不少见闻录，如马戛尔尼的日记，斯当敦写的《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安德逊写的《英使访华录》，巴罗撰写的《中国旅行记》，亚历山大绘制的大量画图，等等，这些使团成员所写的关于中国的文章或书介绍了关于社会的情况，使英国人对中国社会的情况有了初步的了解。
阿美士德使团来华无功而返
马戛尔尼使华多年之后，怎样才能打破把马戛尔尼拒之门外的那种傲慢的孤立状态呢？英国决定派一个新使团，由阿美士德勋爵率领。他不如马戛尔尼经验丰富，但可让最有能力的专家托马斯·斯当敦当他的副手。斯当敦从孩提时起就一直在学习中国的语言、历史和种种奥秘。再说他已是广州的特别委员会——东印度公司执行机构的主席，他熟知天朝的一切。
1816年2月8日，阿美士德勋爵登上了一艘名叫“阿尔赛斯特”的战舰，他的旅程只有马戛尔尼的一半，于6月底到达中国，在那里同斯当敦和使团里的其他“广州人”会合。几天之后，他们奉命向北直隶湾起航。
7月28日他们到达北直隶。中国官员马上就提出了叩头的问题。阿美士德勋爵并无成见，但他的顾问却意见分歧。使团成员之一的埃利斯认为叩头只是无关大局的形式，而斯当敦则持相反的意见。到达天津的第二天，他坚持要把他的主张记入给勋爵的一份报告里：“哪怕会导致使命的失败，也完全不应该同意叩头。”
英国的内阁则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派人去北京是为了设法获得某种东西；叩不叩头则要看从中能得到什么好处。东印度公司的领导则建议到广州后再定：既然要让人更尊重英国的荣誉，那就不应该一开始就遭到侮辱。
阿美士德之所以决定拒绝叩头，是因为他很快发觉他的使命是一场力量的较量。陪随使团的中国官员8月4日一上“阿尔赛斯特”号战舰就冷若冰霜。其中一位叫苏楞额，1793年在广州当过海关监督。无论英国人提什么要求，都得不到满足，甚至得不到答复。
阿美士德拒绝行叩拜礼，而中国官员发誓说他们亲眼见到马戛尔尼行了叩头礼。嘉庆的一道诏书上也这样说：“尔使臣行礼，悉跪叩如仪。”
在天津，一张供桌上铺着黄绸，点着香。中国人在前面跪下。阿美士德仍然站着，慢慢地脱帽鞠躬。在这奇怪的礼节后举行宴请，英国人也得盘腿而坐。中国官员不加掩饰地表示蛮族不会这样坐：不能让他们带着野蛮的样子去见皇上。阿美士德和他的随从答应下跪。马上中国官员请他表演一番，他拒绝了。斯当敦想起了孩子的作用，建议让当扈从的阿美士德勋爵的侄子来表演。
在使团行进的路上，中英之间又发生争执。有一次下起倾盆大雨，英国人要坐轿子，但遭到中国官员的拒绝，认为“京城近在咫尺，坐轿子会损害皇上的尊严”。接着，中国官员指出：斯当敦和埃利斯是东印度公司的两位专员，他们是“商人”，没有资格觐见皇上。不仅如此，还传出一条谣言：说皇帝正在起草一份诏书，要驱逐使团。而嘉庆自己在8月25日的圣旨里却说：“朕以为远国小臣，未必谙熟礼仪，可以宽恕。”而只要“尽可能做好”就行。
嘉庆皇帝跟他的父亲一样，再次把英国来使看作来自异邦的进贡团。依照1793年访问的先例，嘉庆答应亲自接见，提供盛大的宴会，并在圆明园内招待来使，而且预先排定了七天的日程。第一天在圆明园里款待英使；第二天在同乐园听完戏之后，于正大光明殿正式召见来使；第三天在正大光明殿设下盛大宴会；第四天带英国使者游览万寿山一带；第五天在圆明园内与使者告别；第六天，在礼部设官方的告别宴会，并在紫禁城举行赠予英国人礼物的仪式；最后在第七天与即将离开北京的来使告别。这个日程显示出嘉庆对使节团的理解跟乾隆并无不同，都认为像一般的进贡团一样，仅仅只是一种仪式的、惯例的、游乐性的活动，跟英国要扩大贸易的目的，明显地大相径庭。
阿美士德一行于8月28至29日的夜里到达北京后，中国人让他们直接去紫禁城。嘉庆皇帝把自己的皇舅国公和世泰派来伴同阿美士德。和世泰接见英使臣时态度冷淡，不请他坐下；并对阿美士德说：三跪九叩礼一定要行全，否则使团将被赶出去，但阿美士德拒绝行叩拜礼。
嘉庆皇帝立即要求按照原定日程，在第二天的一大早于圆明园的正大光明殿接见英国使节。但是阿美士德不愿以疲惫不庄重的模样出现，请求更多的休息时间。在中国官员眼里，没有谁敢更改皇帝钦定的日程，于是告诉英使务必于第二天准时去觐见皇帝。尽管距离马戛尔尼使华已经超过20年，但中英之间的彼此了解并没有任何改善。随着英国国力的增强，阿美士德不愿做出妥协，在跪拜礼节的问题上，认为根本就没有妥协的余地和必要。阿美士德断然拒绝中方的要求，中国官员上奏朝廷，斥责英国人态度恶劣、妄自尊大。
嘉庆本来就对这支进贡使团不太感兴趣，下令立即终止使节团的一切活动。
嘉庆帝在给英国国王的国书里，一味抱怨阿美士德拒绝行跪拜礼，认为责任全在英国使臣。英国使节团连近在咫尺的圆明园都没进一步，没看一眼就打道回府了。
两种文明的碰撞
对于这两次中英礼仪冲突，过去是一味的指责，现在是一味的抱怨。在某些人眼里“传统”好像是历史的痼疾与病因。那么，如何认识传统呢？恩格斯提供的西方经典理论里“传统是一种巨大的阻力，是历史的惰性力，但是由于它只是消极的，所以一定要被摧毁”。到了18世纪，中国的传统文化面临着内外两种压力，一种是内部的异族文化与汉族文化的冲突，民族内部汉民族和包括满族在内的其他民族的融合；另一种是外部与西洋文化的冲突。对于中西文化的冲突，以往多认为是一种“文化侵略”；现在更倾向认为是西方向中国传输了文化，“西化东输”，成为促进中国现代化的主力因素。东西文明冲突的实质究竟是什么？东西文明冲突从来不是泛泛的文明体系冲突，而是东西方政治文明的冲突，更具体一点说是东方统治集团与西方自由、民主为内核的政治文明体系的冲突。
近代著名学者陈独秀和梁启超等都对中国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与冲突进行过最早的分析和总结。
1916年陈独秀在《吾人最后之觉悟》中说：呼唤最终的文化上“新旧思潮之大激战”，以根本解决“愈觉愈迷，昏聩糊涂”的近代以来之困局。
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和黄远庸在《新旧思想之冲突》中，都将西学东渐分为器物、制度和思想文化三个层次，中西文化的冲突也体现在这三个方面。
近代，在两次鸦片战争中，清王朝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攻击下节节败退，这使中国的有识之士痛感中国在技术装备上的落后。于是林则徐、魏源等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这种思想的结果，导致了以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与物质文化为目标的“中体西用”的洋务运动。这是中西文化交流与冲突在物质层面的表现。
中法战争和甲午战争的惨败，使中国人认识到，中国落后于西方的地方不仅仅是在物质技术方面，更有管理制度方面的原因，于是，中西文化的交流与冲突进入制度层面。由于中国封建制度已延续了数千年之久，因此，在制度文化这一层面的中西文化冲突则显得更加尖锐和复杂。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从政治的角度讲，有革命和改良的分别，而从文化的角度讲，要解决的都是制度的问题。
辛亥革命后，中国建立了一个类似西方的共和国，但是，袁世凯的篡权使这个西式的共和国有名无实。“吾人于共和体之下，备受专制政治之痛苦”，“外迫于强敌，内逼于独夫”。残酷的现实迫使中国人从心理层面对传统文化进行反思和批判，同时也加深了对西方文化的接触和了解，进而发动了具有启蒙意义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这个时期出现了一次关于中西文化大论战，体现了中西文化在精神领域的冲突，这是最简单层面上的冲突，要解决的是文化深层即“国民性”的问题。
历史发展的过程中，维护几千年封建统治旧秩序的封建文化，在先进的世界潮流面前，也阻碍了中国社会的变革和文化的进步。西方文化带有侵略与掠夺性，但是也对封闭、守旧的中国文化带来了巨大冲击，使之发生了深刻变化，对近代中国的社会与文化变革起到了推动作用。
近代中国处于一个激烈动荡与多变的时代，西方文化以十分激烈的方式快速进入。面对旧秩序的崩溃和“亡国灭种”的生存忧患，中国人急于寻求出路，此时的中国人对待自己的传统文化的心态，可谓是爱恨交加，不是痛心疾首地加以否定，就是固步自封地坚守阵地，缺乏冷静的态度。对西方文化要么全盘肯定，惟洋是崇，站在欧洲中心主义的立场上提出全盘西化论；要么全盘否定，盲目排外，站在华夏中心主义的立场上提出了中国文化本位论。
几次礼仪冲突泛文化既有心理的冲突，也有制度层面的冲突。东西文明冲突起码已有四百年，最热闹地谈论东西文明也有二十多年，东西文明冲突的实质究竟是什么？东西文明冲突真正构成东西文化冲突的核心部分，从来不是泛泛的文明体系冲突，而是东西方政治文明的冲突，更具体一点说是东方统治集团与西方自由、民主为内核的政治文明体系的冲突。
鸦片战争发生了多年后的1876年12月1日傍晚，郭嵩焘在上海虹口码头登上英国航运公司的邮船，于当晚12点准时起航。中国第一任驻外公使郭嵩焘的使西历程，从此开始了。
郭嵩焘一行原计划乘法国轮船一个月以前启程，在使团翻译英国人马格里的劝阻下推迟行期，马格里坚持中国公使要搭乘英国轮船，别有一番用心。马格里在自己的旅行日记中记道：搭乘英国轮船，从上海到南安普敦，沿途停靠的港口，如香港、新加坡、锡兰、亚丁、马耳他、直布罗陀，全是英国的殖民地。这样，中国使团每见到一块陆地，必见到英国国旗，得出的印象一定是，全世界都是大英帝国的，大英帝国就是全世界。
全世界都是大英帝国的，大英帝国就是全世界，郭嵩焘的印象还真是这样。在多天的航程中，郭嵩焘所见所闻，令他感慨良久，世界广大，从上海到伦敦，凡西方人所在，政教修明，足够让人震惊。郭嵩焘将自己的旅行日记寄回国内，作《使西纪程》，夸饰英国“政教修明”、“环海归心”，在国内一时引起轩然大波。
“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容于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这是中国士大夫讥讽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的对联。郭嵩焘受命出使英国，朝野一片哗然。在国人的心目中，西方蛮夷之地，西方人犬羊之性，原本无可同情，更不必说羡慕了。办夷务已是迫不得已，士人不屑，使夷邦更是奇耻大辱！当年，郭嵩焘出使的消息传至家乡，家乡父老群情愤慨，几乎烧了长沙城里郭嵩焘家的房子。而现在，他竟在《使西纪程》、《伦敦与巴黎日记》等著述中，盛赞西方的民主制度、现代教育与科学，所谓“西洋立国以政教为本”……在当时的中国，如果赞叹西方富甲天下，船坚炮利，尚不会引起人们太多的反感，因为夷人奇技淫巧，不足以动摇国人的文化自信，所谓“立国之道，尚礼仪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盛赞西方政教人心修明美善，真可谓大逆不道。竟说中国从器物制度到学问人心处处不如西方。
翰林院编修何金寿上书弹劾，朝廷下令毁版，并将郭嵩焘从国外招回，罪名是有伤国体，举了一些事例，诸如天寒外出，披了洋人的外衣，冻死事小，失节事大；见巴西国主，擅自起立致敬，有损天朝尊严；听音乐会，索取节目单看，仿效洋人。当然，还有一些小节，诸如让洋人画像，与洋人握手，带夫人出席洋人的宴会之类。
多年以后梁启超回忆起这段事时说：“光绪二年，有位出使英国大臣郭嵩焘，做了一部游记。里头有一段，大概说：现在的夷狄和从前不同，他们也有二千年文明。嗳呦！可了不得。这部书传到北京，把满朝士大夫的公愤都激动起来了，人人唾骂……”后世觉得不可思议，其实，这并不是纯粹因为愚昧麻木，而是因为一种特殊的文化优胜心态所致。
当年鸦片战争失败，朝野人士竟无动于衷，林则徐说这是“大有雨过忘雷之意”。郭嵩焘出洋时，距《海国图志》与《瀛环考略》出版，已近半个世纪。大概国人已经知道，世界广大，天朝之外还有列国，西方强盛，商贸器物，无不胜出中华。但是，即使明白这番事理，人们心目中的西方形象，依旧是鬼夷模样。
而广为流传的乾隆帝复乔治三世的敕谕，在东西方长期以来都是被批评和嘲笑的对象，而在1922年，罗素就曾说过，只有到这一文献不再被认为是荒唐可笑的时候，西方才能够理解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