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7月18日晚11：15，阿波罗11号的宇航员正在绕月飞行时，马萨葡萄园岛一辆67年产奥斯莫比汽车从路边一座10英尺宽的桥上转头驶向查帕奎迪克渡口，8小时后被两个寻找钓鱼地点的男孩发现。消防队潜水员带着呼吸器下水，找出了车内的一具尸体。警察局长从执照号码追踪到了逃离的司机。那位司机离开后在附近的餐馆游荡，要朋友开车送自己回了旅馆住处，然后逛了“一段时间”，始终未提到自己出了车祸。他是马萨诸塞州的初级参议员，来自一个赛舟盛行的小镇。《时代周刊》这样描述死去的乘客：“玛丽·科佩奇尼，28岁，美丽聪慧的金发美人，曾是罗伯特·肯尼迪的秘书。”
所有人都知道“美丽聪慧”的秘书是做什么用的；谐趣杂志每两个笑话中就有一个是讲把秘书戳捅一下、摸上一把是多么有趣。轶闻由来已久：约翰·肯尼迪、罗伯特·肯尼迪和玛丽莲·梦露的复杂关系；绰号是“菲德和法德”的两个柔顺的白宫助手；肯尼迪总统在五月花酒店里预留的一个专供幽会的房间。人们还知道，自己这辈子里，法律在特权阶级富家子弟身上好像从未生效过。马萨诸塞法律规定，离开“故意或恶意”行为致使的死亡事故现场属于过失杀人。但肯尼迪议员并未遭到杀人指控。他解释说自己“精疲力竭，处在震惊中”。肯尼迪的家庭医生报告他罹患了脑震荡。
贵族既是优雅与高贵的表征，也是消解与衰颓的前兆。一夜之间，肯尼迪家族第一次尝到由前者变成后者时的滋味。尼克松则高兴万分。
萨菲尔警告他不要太兴奋。玛丽·科佩奇尼的名字传向全国的同时，宇航员可能已经上了月球，重要消息太多，光看就要看上好多天。总统却更精明：“不。想隐瞒这个消息很难；想赢普利策奖的记者太多了。”
但是以防万一，他们亲自派了个“记者”过去。
白宫正式工作人员、侦探杰克·考尔菲尔德被派往葡萄园，从夏到秋，混在争先恐后的一群记者之间，问些最难堪的问题。他带了个助手，之前也是纽约警探，美国通运信用卡上印着“爱德华·斯坦利”的名字。他的真实姓名是安东尼·尤拉斯维兹，他的工资不在正式记录上，是从秘密基金中拨的。秘密基金由总统的个人律师赫伯·卡姆巴赫创立，集中了竞选剩下的现金。尤拉斯维兹和考尔菲尔德甚至讨论过是否要在纽约东区建个公寓放秘密摄影器材。纽约警局的一些好色之徒企图从玛丽·科佩奇尼事发当晚的一个女伴处探听消息，引诱她说出掩盖的真相。“我们要确定肯尼迪逃不了干系。”埃利希曼下了命令。
也许没人会知道这“干系”究竟是什么。这一疑问或许会永远含糊不清地悬在半空，阴影笼罩着爱德华·肯尼迪的整个人生。7月20日东部标准时间4：17，阿姆斯特朗将“鹰”号登月舱着陆在月球表面：“这是个人迈出的一小步，却是人类迈出的一大步。”这一短暂瞬间闪耀着超越一切的爱国精神，暂时停止了地球上的污秽行径。但地球上的事情太过肮脏，空间征服也没能将大家的注意转移多久。毕竟，在街头小报的性丑闻编年史上，这桩丑闻就等于登月发射。
《时代周刊》8月1日封面故事：“在消防队第一次不充分的简短声明后……就他的声誉和未来，社会上既有直率的质疑，也有粗鄙的流言，而他的沉默给两者留足了时间。”杂志没有在上文重复那些粗鄙的流言。但特别刊载了针对查帕奎迪克推测的七个问题，列成一列。议员和秘书为什么提前离开聚会？一位议员和六个中年男士以及六个不是他们妻子的年轻女士在聚会上做什么？“没人饮酒过度。”在场的一位女士说。那到底喝了多少？在他很可能经常经过的路上，泰德·肯尼迪为什么没看到指示查帕奎迪克渡口道路的明亮箭头？他之后遇到的两个朋友都是律师，他们为什么没报警？为什么没有验尸？马萨诸塞最高法院法官为何下令推迟了原定9月3日的审讯？下个问题来自《里士满新闻领袖报》，它是保守运动的旗舰日报：“为什么报道中通往池塘的车胎痕迹里，没有议员踩过刹车的迹象呢？”
于是，泰德·肯尼迪通过三大网络同时发表了讲话，以挽救他的政治生涯：他是个肯尼迪，做的却是切克演说。要素全有了：家庭背景；既承认责任，又自哀自怜地逃避负责（“对于没有立刻向警方报告事故这一事实，我无法辩解”；“我的医生告知我，我得了脑震荡和休克”）；狡猾的感伤用词和自我开脱的语言：
“我立即投身，潜入湍急泥泞的水流中，反复试图救回玛丽，但只是令自己更加精疲力尽，惊恐不已。”他自称；这很像尼克松，要站在受害者角度洗脱自己的嫌疑。玛丽·科佩奇尼的角色就是切克演说中的可卡犬；肯尼迪说他将一直保卫她的名誉，不管别人怎么说。“玛丽是罗伯特·肯尼迪最投入的工作人员之一……她为他工作了四年，他的死讯让她崩溃。因为这一点，也因为她如此温柔、热心、具有理想主义精神，我们都试着帮助她，让她感到在肯尼迪这里，她依然有家可归……我对玛丽在那个场合或其他任何场合的行动都一无所知，对聚会上的其他女孩也一样，因此无法为那些恶意揣测她们品行的流言提供口舌之实。”
敢想这种事情，你们真是胆大包天。
肯尼迪做了切克演说般的总结，把问题丢给了马萨诸塞选民，“激起他们极大信心的人……给了他们抗议的权利。因此，我完全理解为什么有人认为辞职才是我的正确选择。对我而言，这个决定非常困难，我需要你们的建议和意见。”
公众相当宽容——58%说：“他已经受了罪，接受了惩罚，应该给他点解释之后的好处。”尽管44%到36%的人认为他没“说出真相”，77%说在没有立刻报警这一点上他做错了。只有16%不赞成他的议员表现。但这不是什么值得注意的问题。泰德·肯尼迪是有希望成为总统的人。问题是，即使因为他的解释给予他宽大豁免，在一点点伤害和压力下都无法果断行为的人，你会不会选他来控制核武器按钮？
如果当晚他确实果断行动了，情况会更糟。保守派曼彻斯特联合导报报道，肯尼迪在事故之后的45分钟内给家仆（如西奥多·索伦森、伯克·马歇尔）打了5个长途。《时代》加了自己的解释：“如果确实发生，这些电话会是毁灭性的证据，证明肯尼迪远不是精神恍惚的事故受害者，而是神志清醒、企图逃避丑闻的政客。”已经给他加冕了1972年总统提名的大人物们，表现出了想要退货的悔恨。两个自由派人士汤姆·布雷登和曾任罗伯特·肯尼迪新闻秘书的弗兰克·曼凯维奇在新开的联合专栏上，把查帕奎迪克事件称作“肯尼迪时代的终结”。
但这一历史时刻依然令人迷茫。《时代周刊》在查帕奎迪克事件的夏季又发掘了一个重点。这份伟大的周刊是美国中产阶级判断事情是否正常的指向标，而它很自知地将编辑方针定位为了对迅速变化的美国文化的综合反映。不管社会上发生了什么新鲜震撼的事件，杂志都会耐心地解释，最近的事件事实上和我们古老光荣的处事方式是一脉相承的：越战就像二战；黑人们真正仰慕的黑人是安静而勤奋的；宗教依然和以前一样至关重要、息息相关，那些看起来吓人的嬉皮士可以切实佐证——杂志1967年夏季发表的一篇长篇封面故事显示了对他们的尊重，称对于他们，“服用毒品就是天性里本源的圣餐”。《时代周刊》现在尤其想教化的是被称作“伍德斯托克音乐节”的摇滚音乐会。或者，用构想此计划的几个魄力十足的年轻人的话，它是“部落的聚集”，是“大同时代的展示”。
他们首先考虑到运气够好时能吸引50000人，于是与纽约的沃尔基尔签了合同，找到了场地。150个市民把总是死气沉沉的委员会场围了起来，痛斥委员会，要他们想想上次，即民主党大会上数千青年聚集后发生了什么。场地租借人接到了威胁电话，人们开始声称，要向第一个踏过城镇边线的嬉皮士开枪。7月15日，区域委员会击退了即将攻击他们的恶魔，宣布公共厕所的使用属于非法。他们不得不另找个地方演出。他们已经从支持者那里筹集了两百万，把演出费提高到了之前的2倍，集合了最好的节目。尽管他们的举办地不在伍德斯托克的那座著名的艺术村，演出还是用了原本的名字，因为那个名字太完美了：伍德斯托克有鲍勃·迪伦的一套房子。他们把拍摄权卖给了华纳兄弟，向他们推销说这是个风险行当：“投入十万美元，可能收回一百万。如果最后暴动了，你就搞到了迄今最好的一部纪录片。”他们找到了沙利文县的一处苜蓿地，土地所有人马克斯·雅思格持同情态度，对75000美元的入账也很热衷。他们在FM收音机和地下媒体做了广告，宣传他们“不只是摇滚”的音乐会。8月15日周五，音乐开始之时，参加人多得票都收不过来。纽约州立公路成了停车场。被丢下的车在路边如同稻草般杂乱地躺着。开始下雨了。强风威胁到了巨大的广播塔。人群开始骚动，《纽约时报》牢骚说人群中的99%都在吸毒，在社论里下了判决：“能制造出如此大规模混乱的文化是怎样一种文化？”
另一方面，《时代周刊》声称看到了年轻人的视角。这是一条分水岭，标志着中层的美国人也开始接受伍德斯托克了。
8月29日刊的封面人物是国防部长莱尔德。33页是一张伍德斯托克拍摄的全彩照片，说明文字是“附近河流中的相关男女”；这些相关男女都没穿衣服。配文“历史最大演出的启示”指出，尽管《时代周刊》关注的通常是“胜利的战役、签订的协约、获选或废黜的领导人”，但伍德斯托克也应该被视作“这一时代里重要的政治文化事件之一”。这是“60年代美国年轻人中的特殊文化公开展示实力、魅力和影响力的时刻”。杂志把参与者称作“朝圣客”，引用了学者西奥多·罗扎克在纪念性新书《反正统文化的制造》里的话：“这些摇滚革命家和早期的基督徒有相似之处”；同时，杂志反对“声称‘所有麻醉剂都有害，要立法禁用’的过度简化的观点”，称此观点“和禁酒令一样虚伪荒谬”。《时代周刊》还称赞《纽约时报》最终改变立场——一篇次级社论中，《时报》再次称伍德斯托克“现象从本质上说是单纯无辜的”。
《时代周刊》承认，伍德斯托克的有些事情需要谴责：3起死亡，其中之一是吸毒过量；“几百年轻人……经历了吸毒后的恐怖幻觉”。（杂志之后借消费者报告辩解：罪责是在“劣等迷幻药”制造商身上。）尽管如此，“如同友爱餐会一般，素不相识的人分享食物和处所；在令人恐惧惊慌的情况下，却没有公然的敌意……尽管成人对事件怀有疑虑恐惧，这片圣地却激发了友情、同志情谊以及现场人群之中的爱。”《时代周刊》引用了两个25岁年轻明星的话来支持自己的结论——“这一事件会产生政治上神秘而跨时代的后果”：“我们不需要领导，”詹尼斯·乔普林说，“我们有彼此。我们要做的就是昂起头，这样，国家在十年间就可能变得很好。”以一首摇滚版“星条旗”为演出收场的吉米·亨德里克告诉《时代》：“我们会从那里开始，开始建造，开始改变。全世界都需要清理一下。”《时代周刊》的姊妹刊物《生活》走得更远。它给了伍德斯托克整整一本的专刊报道，这种情况在它36年的历史上只出现过两次。
赞誉一片，但《时代周刊》的许多读者并没接受伍德斯托克。事实上，有些人怀疑他们判断正误的这一指向标失控了。
北卡罗莱纳的一封来信：“既然‘全世界都需要清理，需要大清洗’——为什么不从那些疯子身上开始？他们在圣地‘美丽的’泥巴、废物和垃圾里滚了这么多天。你给这一青年文化洗白，会促发洪水，把我们全都淹没。”北达科他来信：“主旨是，世界上这么多种不同的爱，没有一种比得上两个混饭的；另一个主旨，他们会照例死在阴沟里。”《时代周刊》两周后依然刊载着来信：“在推动全国道德堕落上成就卓著”；“他们会建设，不管他们毁了什么；他们会教人去爱，不管他们伤害了什么；他们会成为有用的人，通过保持没用的状态……他们不生产，只占着别人的生产成果。现在我理解我为什么不理解了。”
来信的口吻都很受伤：为什么四面八方的声音都要他们忍下这些蠢事？这种“大同时代”和“性解放”不正是正派人士应该谴责的吗？部分媒体集团好像在说，如果你想“跟上时代”，就不要谴责。激进文化对主流文化的侵入过程一向起伏不定，不甚平稳，1969年更是如此，毋庸置疑。《时代》杂志想要制造和平。有些则挥着橄榄枝，里面藏的却是开战宣言。
8月29日，《时代周刊》登了一则特别的广告。杂志内封上，一位年轻美丽的裸女以艺术家模特的姿势坐着。扉页的大字标题写着：“联合企业，和裸体一样，都不是粗话。”文章写道：
“西格诺公司一向被称为‘联合企业’。”
“如果‘联合企业’指的就是通过秘密收购手段将毫无戒心的企业吞入腹中、以此赢利的魔鬼的话，我们不做评论。”
“‘联合企业’一词的主要问题是，一直以来它都被用来暗示一些不吉利的、邪恶的事情。”
“我们认为，在‘联合企业’中，同裸体中一样，心有邪念的人才看得到邪恶。”
百亿资产的公司只有在长时间的认真考虑后，才会登几百万的广告来提高他们的公众形象。公司的结论是，看了广告后，《时代周刊》的一般读者会心领神会地点点头，发现美国文化的裸体身上反射出的荒唐、虚伪和歧视——或许，从心理等价的角度出发，也会扔掉对百亿资产公司的偏见。
但宣传这种被评论家称为“新道德”的东西没这么简单。《新闻周刊》试着在新道德的报道中解开这一谜题：“数字最能说明问题。明目张胆的色情电影、内容露骨的小说和舞台上的裸露更多了。”他们的结论相当保守：“我们从未如此需要成熟领袖的指引。”他们通过封面上一张两人全裸的图片做了自己的指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