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读史书，这是曾国藩修身养性第五法。
读史：丙申年购《二十三史》，大人曰：“尔借钱买书，吾不惮极力为尔弥缝，尔能圈点一遍，则不负我矣。”嗣后每日圈点十页，间断不孝。
攻读史书：我在丙申年购置了一套《二十三史》，家父对我训诫道：“你为了买书而向别人借钱，我不惜一切地替你赔补还账，你若是能够仔仔细细地圈点阅读一便，才算不辜负我的一番苦心啊。”从此以后，我每天都仔细读上十页，如果稍有间断，就是对父母不孝。
攻读史书，是曾国藩为了避免前车之鉴，吸取古人教训。
读书有方，身心兼治
曾国藩生平处世的成功，可以说是读书的成功。他治学有方，通过读书，走上了仕宦之途，广交了益友，领会了行军打仗之术，树立并实践了报效国家、明道经世的远大志向。
在读书的同时，曾国藩还精于养身，他的养心法是身心兼治。他举《易经》乾坤两卦比喻养心与事业的关系：“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要想有健全的精神，应当先有健康的身体。要有健康的身体，就需要对养身之道十分留意。他认为：“养身之道，以‘君逸臣劳’四字为要。减少思虑，排除烦恼，二者用来清心，就是说‘君逸’。常常行步走动，筋骨常动弹，‘臣劳’说的就是这个。”一个人只有身体与心理都健康，干大事才有足够的资本。起居饮食，既有规律，又有定时，这是现代的卫生学非常强调的。至于爱好运动与节制少怒，则是健身与养心的根本。所以，身心兼治，确实是一种达到人生最佳境界的途径。曾国藩一生以儒家为本，杂以百家为用。他一生多变：早年在京城时信奉儒家；治理湘军时采用法家；晚年功成名就后则转向了老庄的道家。
曾国藩扎实的儒学功底是在做京官那段时期打下的。他用程朱理学这块敲门砖敲开了做官的大门之后，并没有把它丢在一边，而是对它进行了深入研讨。这种身心修养在儒家是一种“内圣”的功夫，通过这种克己的“内圣”功夫，最终达到治国平天下之目的。他还发挥了儒家的“外王”之道，主张经世致用。他对儒学，尤其是程朱理学的深入研究，是他这个时期的重要思想特点，而对于这一套理论、方法的运用，则贯穿于他整个一生。
太平天国起义，曾国藩临危受命组织湘军。在这个时期他对法家严刑峻法思想主张非常推崇。他提出要“纯用重典”，认为非采取烈火般的手段不能为治。
曾国藩的道家思想始终都有所表露。他认为于名利之外，须存退让之心。自太平天国败局已定，曾国藩即将大功告成之时，这种思想愈益强烈，一种兔死狗烹的危机感时常萦绕在心头。天京攻陷之后，曾国藩便立即遣散湘军，并作功成身退的打算，以免除清政府的猜忌。曾国藩一生多变，随时调整自己的人生策略。
曾国藩从刚方有余到懂得藏锋和圆通处世，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其间经过了炼狱般的砥砺。他人仕途，以孔孟为宗旨积极人世，对自身的修养严厉酷冷，一丝不苟，对社会抱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坚定胸怀。持身严谨，奋发向上，关心国事，留心民情，因而赢得朝廷的信任和同僚的尊崇，十年京官春风得意。正是抱有这种信念，以一文官而白手建军、治军，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出生人死。但是，后来为什么皇上反而不信任自己呢？而且许多人都忌恨自己？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他又日夜苦读，重阅史书，希望能从这些历史书中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然而，这些书他已读得烂熟了，重新翻读，只能找到自己过去的思维印迹，并未发现新东西。
在百思不得其解时，曾国藩试图绕开儒家经典，到道家那里寻求“真经”。为此，他认真阅读了以前看过，但并不相信的《道德经》、《南华经》等老庄的著述。这些书名为出世之学，但曾国藩这次重读，却为他的立身处世指点了迷津。同样为人处世，孔孟主张直率、诚实；而申韩等法家却主张以强碰强，以硬对硬；老庄则主张以柔克刚，以弱胜强。曾国藩用道家的思维对比自己过去的行事，他发觉自己处处直截了当，用的是儒家的至诚和法家的强权，表面上痛快干脆，似乎是强者，结果处处碰壁，实质上是失败，是弱者。到头来弄得上上下下到处是敌人，前前后后处处是障碍。过去也知道“大方无隅”、“大象无形”、“大巧若拙”，但一直没有真懂，所以自己的行事恰好是有隅之方，有形之象，似巧实拙。而真正的大方、大象、大巧是无形无象、鬼斧神工的。“大柔非柔，至刚无刚”，太妙了！读到这里，想到这里，曾国藩如同从黑夜里一下子走进了光明世界，顿时豁然开朗。
自此之后，曾国藩行动做事，由以前的方正变为后来的圆通。他大彻大悟后的巨大改变，使他的朋友都有所感觉，胡林翼就说他“无复刚方之气”。出山之前，他对清廷上下的官场习气很是非常反感，而再次出山之后“改弦易辙，稍觉相安”。1858年6月，曾国藩再次出山，品味了“大柔非柔，以屈求伸”这一处世哲学的妙处。他再次出山，由于经历了一番自我改造，懂得了圆通处世，终于完全改变了家居前的困守地位，走向了他的成功人生！
学有所用，用中又学
学，不见得有所成，但不学，必无所成。
学有所用，用中又学。如此循环往复，才会学有所成，终有所用。
曾国藩是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和林则徐“官办船炮局”设想的忠实继承者和切实践履者，是中国近代史上以自己的行动突破清廷的闭关锁国政策，认真向西方学习而卓有成效的第一人，是19世纪60年代在中国勃然兴起的“洋务运动”的先行者和开拓者。
19世纪60年代，地方以曾国藩为首、中央以奕为首发起的洋务运动，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那就是“内忧外患”。“内忧”即太平天国运动，“外患”即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这就决定了洋务运动的双重目的性——对内镇压农民革命，对外御侮自强。洋务运动作为近代化运动，其进步意义不可低估。
曾国藩是有名的实务家，他拥有救世的务实态度。这也是他筹办洋务的思想基础。近代中国，外患频仍，国难日深，凡有血性的中国人，无不心存忧患意识。林、魏如此，曾国藩也不例外。这种忧患意识，成为他筹办洋务的内在驱动力。
因为鸦片战争，曾国藩开始对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有了最初步的认识。咸丰七年（1857年），英法联军进逼北京，朝野有识人士才如梦初醒，认定国势已处于积弱之下，藩篱既撤，门户洞开，戈矛武器远不及外人枪炮的锋利。在疆吏之中，则有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开始极力提倡自强运动。
李鸿章组织淮军，参与上海保卫战。新募淮军，一艘船用英国兵舰，由安庆运输经过南京，太平军却对它接连夹攻。上海之战、苏州之战，李鸿章所部原有英人戈登统带的常胜军“洋枪军”，与太平军作战，屡战屡胜，故有“常胜军”之誉。常胜军的洋枪洋炮，杀伤力大、射击力远，戈登以少击多，不在话下。曾国藩、李鸿章等人耳闻目睹这些事实，怎能没有奋发自强之念？
同治元年1862年五月，曾氏就形成了成熟的洋务思想。他在日记中写道：“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舟等具为下手工夫。但使彼之长技我皆有之，顺则报德，逆则报怨，亦有其具，若在我者挟持无具，则曲固罪也，直亦罪也。怨之，罪也；德之，亦罪也。内地之人，人人媚夷，吾固无能制之；人人仇夷，吾亦不能用也。”
他主张“危急之际，不要靠别人，专靠自己，才是稳着”。因此他十分重视“自强”，自强又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舟”为下手功夫。认为中国的落后，只是武器装备和科学技术的落后，他说：“外国技术之精，为中国所未逮。如舆图、算法、步天测海、制造机器等事，无一不与造船练兵相表里……精通其法，仿效其意，使西人擅长之事，中国皆能究知，然后可以徐图自强。”他又说：“列强乃数千年未有之强敌，夷情有损于国体，师其智，有得轮船机器，（列强）仍可驯服。”“有此成物，各处仿而行之，渐推渐广，以为中国自强之本。”最终达到“庶几有事可以御侮，无事可以示威”御侮自强之目的。
曾国藩因为洋务运动而多次成为中国破记录的人，做的很多事情都是“前无古人”的。
一是筹设了中国第一家近代军事工业——安庆军械所，试制出中国第一台蒸汽发动机和第一艘木壳轮船“黄鹄”号；二是派容闳赴美国购办“制造机器之机器”，是近代中国向西方直接购办进口的第一批机器；三是1865年同李鸿章共同筹设上海江南制造局，这是中国自办的第一家使用机器的近代军用工业和近代机器工业；四是1868年设立翻译馆，大量翻译西方科技书籍，传播西方科技知识；五是会同李鸿章奏请清廷选送一批幼童赴美国学习，这是中国最早派选出国的官费留学生。
曾国藩于咸丰十一年（1861年）十一月在刚夺取的安庆城内，设立了中国第一家生产近代化武器的军械所。徐珂在《清稗类钞》中说：“文正尝愤西人专揽制机之利，谋所以抵制之，遂邀雪村（徐寿的字）创建军械所于安庆。”安庆军械所吸引了当时中国最优秀的科技人才：徐寿和华蘅芳。不仅如此，军火生产引起“工作母机”的输入与仿造，进而逐渐形成机械工业，推动整个近代化的进程。曾氏后来派容闳出国采购“制器之器”，正是他从军火生产需要出发而迈出的近代化步伐。
军械所的重要成就是造出了中国第一台蒸汽机，并进一步造出小火轮，负责这项工作的是徐寿父子、华蘅芳等人。他们凭借自己的数学物理知识，根据书上的一张轮机简图，和对在长江上游弋的外国轮船的观察，克服军械所设备简陋的重重困难，“潜心研究，造器制机，一切事宜，皆由手造，不假于外”，由华蘅芳负责计算，徐寿主持设计、建造，徐寿次子徐建寅“出奇思以佐之”，终于在同治元年（1862年）七月，成功地制造出了中国第一台蒸汽机。曾氏亲自观看了轮机试验的情况，他在日记中描述道：“窃喜洋人智巧，我中国人亦能为之，彼不能傲我不知矣厂在此基础上，华、徐等人又陆续完成了船体的设计和制造，于同治二年（1863年）正月初，造出我国第一只木壳小火轮，交水师蔡国祥营使用。”这年的十二月二十日，曾氏“出门至河下看蔡国祥新造之小火轮”，给它取名为“黄鹄”，曾氏登上轮船，行了八九里。他在日记中写道：“该船长二丈八九尺，约计一个时辰可行二十五六里”，速度相当于每小时六公里，比人步行快不了多少。但这是光明的起点，曾氏要求“试造此船，将以次放大，续造多只”。
当然，曾国藩的倡办洋务还主要是模仿，还未能脱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框架；但他开办技术学校，设翻译馆传播西学，派出留学生等，为西方进步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奠定了相当的基础，对于以后的民主、政治改革实在也起到了开风气的作用。对于曾国藩倡办洋务、冀图自强的良苦用心，世人的看法却是褒贬不一的。曾国藩深知时局的艰难，凡事都谨慎小心，事无巨细。
曾国藩自谓不习洋务，前岁天津之事，论者于责望之余，加以诋议，曾国藩亦深自引咎，不稍置辩。然其所持大纲，自不可易。薛福成在曾国藩去世后评论道：“居恒以隐患方长为虑，谓自强之道，贵于寸铢积累，一步不可蹈空，一语不可矜张。其讲求之术有三：曰制器，曰学校，曰操兵。故于沪局之造轮船，方言馆之翻译洋学，未尝不反复致意，其他如操练洋船、演习军队、挑选幼童出洋肄业，无非为自强张本，盖其心兢兢于所谓绸缪未雨之谋，未尝一日忘也。”
洋务运动始终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原则，推行者勤力躬行，少说实干，这无疑是一种进步。运动虽然最终还是以失败结尾了，但其与时俱进、学以致用的精神还是应该获得肯定和赞扬的。
脚踏实地，学自有得
自立于世，严于律己，始终努力不弃，方能终有所成。
机关算尽的琢磨不如脚踏实地地生活，这是成功者的警言。
曾国藩出身贫穷，一生为官清廉，深知财可帮人也可害人的道理，所以从不利用手中职权为子孙后代敛集财富。他常常告诫自己的子侄，让他们不要有依靠父辈、继承万贯家业之心，要学会自立。
他为官一生，虽然没有很多遗产，但绝不是没有遗产的人。还远远未到临终前，他就在思考如何处理遗产的问题，他希望自己留给后人的都是有益无害的。
这也是曾家的传统。所谓穷则思俭，俭以善德，俭以养廉，有德有廉可谓君子，于此外又何所求耶？曾国藩认为，给子孙留下万贯家财，不如教子孙走正道，让子孙学会一些谋生的技能，自食其力。正所谓“处贵而骄，败之端也；处富而奢，哀之始也”，这就是告诉我们人如果骄奢淫逸，即使身处富贵，也注定失败。
正是出于这种认识，曾国藩平时对自己的子侄总是严加训诫，要他们学会谋生的一技之长，并告诉他们：在家业兴旺之时，要想到衰败时的光景；人处在高位之时，要想到处于低位时的光景。富贵显赫的人家，更不能忘记这个道理。
曾国藩认为富贵不可长久，不可以官为生。常训诫子侄要以种田作为永远的家业命脉，只要这根命脉不断，曾家的人就不会受穷、受苦。家族的兴旺与发达，不能倚仗一时的官爵，如果子孙后代不思进取，懒惰懈怠，再大的家业也会化为乌有。
曾国藩的为人思想与左宗棠不谋而合，左宗棠的教子思想也是以德性为本。左宗棠说：“尔曹能谨慎齐家，不致困饿。若任意花销，以豪华为体面；恣情流荡，以沈（同沉）澜为欢娱，则吾多积金，尔曹但多积过，所损不已大哉！”意思是说如果你们任意花销，我积的钱越多，你们犯的错误就越多、越大。左宗棠的话虽严厉，却能警醒后人。
曾国藩一生为官，阅历丰富，且看多了官宦子弟骄奢淫逸，然后四处流浪，最终落个饿死沟壑的下场。基于这种认识，他要求弟弟国潢设法将自己在家乡的田产出手，或捐作元吉公的祭田，或捐作星冈公的祭田，或转售他人，所得的钱银供家中日需之用。在曾国藩看来，官宦之家不蓄积银两，子弟就会明白，自己如不努力上进，将来父亲不再为官，便有饥寒之患。懂得此中道理，子弟也就会以自强自立勉励自己，学会谋生的技能。
曾国藩认为家族的兴旺发达取决于家庭贤人的出现，曾国藩眼中的“贤人”是指能够自立之人，他常说：“家中要得兴旺，全靠出贤子弟。若子弟不贤不才，虽多积银积钱积谷积产积衣积书，总是枉然。子弟之贤否，六分本于天生，四分由于家教。”又说：“所贵乎世家者，不在多置良田美宅，亦不在多蓄书籍字画，在乎能自树立子孙。”而这种“自树立”之人，是指具有维护家风、兴旺家族能力的子弟。
曾国藩一生崇尚自立于世，从他的成长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历经艰辛，但始终努力不弃，终有所成。他严于律己，对自己的子弟也是同样要求。他做官不贪，不爱钱，更不为后代积财，在今天也是令人感叹不已的！
1854年2月上旬，曾国藩的父亲命令他写一副对联挂在大厅之上，他写道：
有子孙有田园家风半读半耕，但以箕裘承祖泽；
无官守无言责世事不闻不问，且将艰巨付儿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