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解放以后，武汉已岌岌可危。4月24日蒋介石又发出所谓“告全国同胞书”，重申对中共作战的决心，叫嚷什么“愿以在野之身，拥护李代总统领导作战，奋斗到底”。白崇禧也越来越急于把湖南置于桂系的直接控制之下，便亲自到了长沙，首先对程潜以种种威胁，企图逼其自动辞职。程潜无法抵挡，很多场合只好忍气吞声。一天，唐伯球约刘公武、蔡杞材、周君南、杨盛嘉、杨任严和陈云章到他家商讨问题，对大家说，在前一天下午的会议上，白崇禧对颂公凌辱备至，搞得程非常难堪，大家要想个办法才好。当时大家认为，眼下能制服白的，只有唐生智，应尽快把孟公迎到长沙来才对。可是，用什么名义去迎唐为好？唐伯球表示，如用省参议会名义，必会遭到一些人的反对，恐难通过，要陈云章最好以人民团体名义出面。次日上午，陈云章邀请6团体负责人及51个人民团体和平促进会常委周翊襄等开会，大家一致同意此举，并推陈云章为代表亲赴东安迎唐。陈云章把情况通过陈采夫向地下省工委作了汇报，得到了省工委的同意和支持。
陈云章邀席楚霖带路，周翊襄自愿陪同前往。一行人于4月25日到达东安唐生智家，彼此相见甚欢。陈云章说明来意之后；唐生智当即表态：“如果是去为程颂云保驾，我是决不去的；为湖南三千万人民，我是可以去的。”孟公这一句话，说得既含蓄而又明了，表明了他对和平运动的态度，也流露出他与颂公几十年来的恩恩怨怨，至此仍尚未完全冰消雪溶。周翊襄也回答得好：“孟公，我们来接您，就是要您去当民众领袖的。”
第三趟“专列”
孟公好客，一定要留陈云章一行在东安住上两天。所以，直到28日他们才启程离东安赴长沙。
因粤汉铁路湘粤段护路司令蒋锄欧是唐的旧部，蒋锄欧特为唐生智备好了一趟专列。这是继程潜、陈明仁之后的第三趟开往长沙的专列。毕竟人不在朝了，虽然都为专列，但后者已不能和前二者相提并论了，不可能是一样的八面威风，也不可能是一样的风光排场，更不可能是一样的前呼后拥、浩浩荡荡。不过，路途本来就不远，孟公到底还是有不少的旧部，沿途也不可能会有什么寂寞。他一路约了刘兴、周斓、冯天柱等随同来长，并电约在香港的胞弟唐生明返湘。车过衡阳时，蒋伏生、蒋锄欧等设宴招待，黄杰也凑上来作陪，又是接风又是送行，同样是热热闹闹，轰轰烈烈。陈云章由于自己不宜在那几位“天子门生”面前露脸，开始时留在车上就没有下来，后来悄悄跑到车站给长沙打了个电话。电话先是直接打给颂公的，他在电话里提醒颂公明天一定要亲自到车站去迎接。颂公不傻，当然能听出陈云章是话中有话。陈云章还给省工业会常务理事张灏通了电话，要张通知各人民团体，组织一定数量的欢迎队伍。
4月29日上午8时，专列北上驶离衡阳站。来的途中，陈云章等人就曾研究用什么名义，以便把省参议会及各人民团体组成一个整体，由孟公来领导，久议未决。从衡阳到长沙，车上还有一些时间，孟公突然想出用“湖南人民自救会”的名义，并说，“白崇禧总不能反对湖南人民自救吧”。专列快到长沙时，看到窗外正值风雨交加，孟公不无幽默地对大伙说；“我们今天算是风雨同车了。”
10时，专列抵达长沙。程颂云亲率绥署和省署文武大员及人民团体代表，共约300多人，冒雨在车站等侯，场面之热烈真不亚于当初迎接颂公和子良时的情景。
照例孟公下车后是要对欢迎的人们讲几句话的。孟公很看重这个讲话，他早让秘书唐春林、吉百熙和周翊襄三人根据自己的意思先起了个稿子，稿子写得热情洋溢，孟公念得也情绪激昂，给欢迎的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中还讲到“愿与天下人做朋友”之语，明白人一听就明白，他是在暗示自己愿作国共和谈的斡旋人。
5月2日下午，由省参议会及“6团体”召集各界人士，在省参议会礼堂举行盛大欢迎会。大会由唐伯球主持。会上，由左益斋、彭国钧带头提议成立“湖南人民自救会”，当获通过，并推唐生智为主任，仇鳌、陈渠珍为副主任，刘公武为总干事。下分自卫、宣传等组，胡达等分任组长，搞得声势颇大。唐生智即席发表演说：“现在湖南人应该站起来了，在目前情形之下，不必多说，除了团结自救，没有第二个办法。”“湖南人为救命而由结，才可对得起革命先烈不死的精神，本人一定以全副之精神拥护各位完成这一使命。”他的演说，博得了热烈的掌声。
随后，唐生智等确定将“自救会”执行总部设邵阳，委员会设长沙，同时着手征求、通融各方意见以团结全省力量，求得各地的支持与响应。5月7日，益阳县参议会、长沙市参议会、市商会、教育会即纷纷致电致函“自救会”或唐生智，表示拥护，誓为后盾。
“自救会”的成立，标志着湖南各界争取和平运动达到一个新的高潮。
五、排列与组合之三
唐生智到了长沙，与程潜、陈明仁三人以各自的职权、威望和号召力，分别代表着政权机构、军队、民众团体三个方面，在争取和平的运动中，形成了稳固的三角支撑点。
湘军“二元老”分久必合
有人说，咱们中国人有个要命的弱点，就是只可以共患难，不能够共享乐。也就是说，越在困难的时候越能够拧到一块，一旦困难没有了，这种团结也没有了。是不是这样，自有历史来见证。国民党也不是一开始就像后来那样派系纷争、四分五裂的，要早就这个熊样，不可能打败北洋军阀，也不可能成为中国长期封建帝制以后的第一个执政党。应该说在北伐之初，无论是在国民党内还是在国民革命军内，真是具有全党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的气概。但一当取得了长江流域的胜利以后，事就多了。互相之间你看我不顺眼，我看你也有点恶心了。于是，一个政治集团利用军事力量夺取了胜利的第一天，也便预示了他日后必然走向灭亡的总趋势。在这中间，起了这种坏头的不是别人，就是蒋公中正。他那些个在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内部培植个人势力和排斥异己的做法，就令一大批刚不久前还在枪林弹雨中冲锋陷阵、出生入死，和他同生死共患难的高级将领们心中不舒服。只不过当时大部分人羽毛还尚未丰满，翅膀还尚未长硬，不便轻举妄动。所以，第一个起兵讨蒋的“重任”，便历史地落在了唐生智的双肩上了。因为在那时，能够单独站出来和蒋“总司令”一试高低的，尚无旁人，只有他这个唐“总指挥”了。然而，唐生智是单单为了反蒋还是想取蒋而代之？当时其他将领是宁可信其后的。大家看他东征那副杀气腾腾的样子，简直比蒋介石还要凶恶十分。其结果是，他东征不成，别人联合一起，来了个西征，把他给“倒”了。
湘军在这时错过一次历史的机遇。不知孟公日后思考过这个问题没有。宁汉分裂之时，汉方是唐生智的天下，像汪精卫等人，虽然官都当得不小，说废了他，那是唐生智一句话就能做成的活；在宁方面，虽然蒋介石高居于众人之上，但还没有到独霸的程度，起码有两股势力，蒋公尚不能完全左右，一是新桂系，另一个便是程颂云。先把桂系撇一边，这个时候孟公如果脑子里稍稍有点同乡的概念，与颂公“联络联络感情”，看在老祖宗都在三湘大地上埋着的面子上，拉起手来，很可能整个华夏都是湘军的天下了。可惜当时孟公眼中根本没有颂公。同时，在颂公眼中，唐生智比蒋介石还要不可爱得多。所以，在宁汉初争时，有人叫程潜把蒋介石给押起来，程潜没有听，而当时要想弄蒋一下子，就像笼里抓鸡，机会多的是，他每次都手下留情，把蒋放走了。可是到后来，南京方面决心“倒唐”时，程潜积极得不能再积极了，而且捧起了西征总指挥的帅印。
南京国民政府为什么会委任程潜西征拜帅，当时任军事委员会常委的白健生后来回忆说：“以程潜一向立场，何以委他为西征军总指挥？龙潭战役爆发前，程潜第6军共党份子的阴谋，确曾脱离革命军投向武汉方面。但是清党以后，程察觉国内革命之趋势，加以龙潭之胜利，程于是又重回革命军之阵营。程是三湘人士，而唐生智之根据地又在两湖，所以军事委员会任命程为西征军总指挥。”其实，颂公当时想的也完全不是像白所说的那样，是因为“清党”（作者注：指四·一二国民党政变）以后，他“觉悟”了。程潜确实是从国民革命的大局和根本利益出发坚决主张讨唐的。他曾多次对他的亲侄儿、曾任他的少将高参程博能如是表述过他对讨唐的看法：一，孙先生开府广州，屡次北伐，目的有二，一曰内除军阀，二日打倒列强。广东出师北伐之前，各军长之间，密议多次，鉴于太平天国北征，军事上虽然节节胜利，而政治上则着着失败，主要原因在于没有在军事胜利的基础上，巩固地方政权，太平天国的弃地不守，实一大失策，以致苦战取得之地，转瞬之间，又沦敌手，敌之兵源粮源财源永无枯竭，而太平天国的“三源”积日已久，反而捉襟见肘，最后剩下南京孤城一座，坐困多年，终至灭国。从而认为这次北伐，人忧既除，外多呼应，势在必胜，吸取太平天国失败的教训，应在军事胜利声中建立各级地方政权，在建立地方各级政权的基础上，源源供应大军的兵源粮源财源。为了鼓舞士气，巩固战果，支援大军，当时有一个互相默契的君子协定，即，哪一个军攻下那一省时即由该军主持该省军政，既可以防止军阀势力的死灰复燃，又可以保障军事胜利继续发展。可是北伐军进展之神速，出人意料，北伐大军攻下南京之前，前项默契，无暇考虑，迄少执行。可是唐生智因利乘便，先据湖南，再占湖北，现又进军安徽，擅委所属35军军长何键主持皖政，一人独居三省，而战功卓著的4、6、7、2等军，反无尺寸之地，不啻前门打虎，后门进狼，打倒了一批旧军阀，又产生了唐生智这个新军阀；不趁他羽翼来丰、根基未固之时，及时剪除，北伐胡为哉？打倒北洋军阀胡为哉？二，汪唐合作，志不在小，汪与武汉国民政府大员联袂东下，到达南京之日，出现反汪标语一事，如果以大局为重，和解为先，大事且可化小，此等小事何必扩大。然而汪出以一怒而去上海，二怒拒绝出席宁汉合作会议，三怒赴武汉与唐生智、张发奎另组政治分会，各方苦心撮合的合作，几毁于一旦。汪唐居心叵测，昭然在目。但南京方面仍以大局为重，希望汪唐不为已甚；适可而止，由李宗仁赴汉调停，希望唐军止于安庆后与南京共商大局。唐因与孙传芳暗中有约，由孙军在南京下游渡江，配合唐军夹击南京。如此则大江以南，全是汪唐天下。因此坚持不到芜湖其军不止，到了芜湖，是否不饮马金陵呢？南京国民政府处在这样形势下，不西征讨唐，即将无以生存。三，汪唐大军东进，实质目的何在？1927年9月的唐生智已不是1926年7月被吴佩孚击败退走衡阳、哭求桂粤以谋自保的“申包胥”了。由于形势的发展；他由赵恒惕手下的一个师长，转瞬之间，一跃而为国民革命军第8军军长，再跃为前敌总指挥。他抓住大军忙于追奔逐北的机会，一举囊括了两湖，后又利用蒋介石已经先行扩大了第1军的空子，向蒋请求扩编。蒋因私心自用，正与国民政府不睦，遂埋下一颗定时炸弹于武汉国民政府内部，以等待时机，作不时之用。因此，先其他各军，独批准将唐生智的8军扩编为3个军。论资格，唐参加国民政府为时不一年，论战功，既不如4、7两军打败吴佩孚大军的卓越，也不如老牌2、6两军打败孙传芳大军的战果辉煌。唐虽然有三个军，但实际有兵无望，声望一时无法超过其他老将元老之上。因此，在武汉国民政府中自然无法一言九鼎，但唐水涨船高，忘乎所以，方面之任，难填欲壑，总揽全军之心，与日俱增，虽然一时无法猎取，但觊觎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一职，已非一日。
孰是孰非乎？二位湘军元老，看来是绝对不可能尿到一个壶里去的。后来唐、程分别被蒋各个击破，便毫不奇怪了。而且，不是击破一次就算了，十几二十年中？连续地多次地击破，啥时候想击破就啥时候击破，两个人几乎都没有了还手之力，连桂系势力都在日日见长了，湘军却再也没有了出头的机会。
如果说不论唐的东征或是程的西征，都能从国民革命的大局找出自己并非出于个人利益之道理，但是其中有一件事情，却是加深了两者之间的家仇私恨。唐的8军副军长兼第1师师长张国威，是程潜的醴陵同乡，而且当年在程手下当过文书，很受程的赏识，后由程把他保送到保定军校深造。张以此起家，对程的感情自然非同一般。8军的第1师又是唐部主力中的精锐，所以西征一开始，程潜便暗中对张国威进行策反，并把第8军军长的委任状，派人秘密送到了张国威的手中。事情被唐生智察觉后，当然不会客气。孟公借一次开会的机会，把张国威逮了起来，而且对其不惜用以极刑；让手下人当即把他勒死。就单凭这一件事情，日后要想让这两位湘军元老消除前嫌携起手来，也是不那么容易的。不难想到，在1949年之初，唐孟潇和程颂云的分久必合，在湘人心中的份量会有多重，可以说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这当然是湘江大潮的力量，也是两位老人为拯救三千万湖南人民出苦难的共同理想的力量。
新幡招旧部
孟公虽几经大起大落，老部队也早已为蒋介石和新桂系分化与瓦解，但总有一些同过生死共过患难的旧部，“赶不走，撵不散”。不论是孟公闲居期间还是准备在湘南另拉武装、或奔走长沙呼吁和平，可谓是只要登高一呼，立即就会应者云集。
关于孟公的号召力，蒋介石和白崇禧早就有所领教。在唐生智被西征军逼迫下野而远逃日本之后；他的部队基本上被新桂系给收容和消化了。可是后来，一当听说唐要复出，部队内部马上出现了“打倒桂系”、“打倒白崇禧”、“欢迎唐总司令东山再起”的标语。连白崇禧的同乡廖磊，也要再三去求见孟公，孟公拒而不见后，廖还向人哭诉曰：“我是始终拥护老长官的，我保住团体，没有动一个人，总算对得起老长官。我对白健生，碍于同乡情面，不能不应付他一下，我原想向老长官说明我的苦衷，今既不见谅，只得离开。”以后，不管孟公闲居在东安还是重庆，蒋介石从没有放松过对他的警惕，始终不给他“登高一呼”的机会。最后白崇禧也是一样，他一听说唐生智到了长沙，顿时多了几分紧张。
在孟公为湖南和平运动奔走呼号时，他身边的几位旧部也是很值得一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