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说维州在西川边境，地当岷山西北，一面倚山，三面濒江，本是唐朝故壤，为吐蕃所夺，号为无忧城，遣将悉怛谋居守。悉怛谋闻蜀帅得人，有志内附，即率众投奔成都。西川节度使李德裕，喜得悉怛谋，欣然迎纳，即遣兵据维州城，奏称：“维州为西川保障，自维州陷没，川境随在可虞，今幸故土重归，内足屏藩全蜀，外足抵制吐蕃，就使吐蕃来争，维州可战可守，亦足控御”云云。文宗览奏，即召百官集议，大众皆请从德裕言，独牛僧孺发言道：“吐蕃全境，四面各万里，失一维州，亦无大损，近来与我修好，约罢戍兵，我国对待外夷，总以守信为上，若纳彼叛人，彼必责我失信，驱马蔚茹川，直上平凉阪，万骑遥来，怒气直达，不三日可到咸阳桥，京城且守备不暇。就令得百维州，亦远在西南数千里外，有何用处？”文宗本来懦弱，被僧孺说得如此危险，禁不住胆怯起来，便应声道：“如卿言，不如遣还悉怛谋罢！”僧孺道：“陛下圣明，臣很敬佩。”维州一案，后儒聚讼甚多，实则僧孺欲倾轧德裕，是非且不必计，居心已不可问。文宗乃饬德裕归还维州，并执悉怛谋畀吐蕃。德裕大为不忍，因恐僧孺再加谗构，没奈何依旨施行。吐蕃得悉怛谋，立刻诛夷，备极惨酷，事为德裕所闻，不胜叹息。
西川监军王践言，亦谓朝廷失计，代为扼腕。可巧践言奉召入京，令知枢密，乘便与文宗谈及，谓缚送悉怛谋，既快虏心，尤绝外望。文宗闻言知悔，亦咎僧孺失策。僧孺内不自安，累表请罢，乃出为淮南节度使，另征德裕入朝，授同平章事。
德裕一入，李宗闵与他有隙，当然不安。工部侍郎郑覃，与德裕亲厚，素为牛、李所忌，德裕引为御史大夫，从中宣诏。宗闵语枢密使崔潭峻道：
“黜陟俱由内旨，何用中书？”潭峻微哂道：“八年天子，听令自行，亦属何妨。”宗闵愀然而止。给事中杨虞卿等，均由牛、李进阶，德裕复请出为刺史。文宗尝与德裕、宗闵等，论朋党通弊，宗闵道：“臣素恨朋党，所以杨虞卿等具有美才，臣不给他美官。”德裕笑语道：“给事中尚不算美官吗？”
宗闵不禁失色，自请卸职，遂罢为山南西道节度使。调李载义移镇河东，另任盐铁转运使王涯，兼同平章事。卢龙节度使杨志诚。既逐去李载义，骄恣不法，屡遣使求兼仆射，朝廷但授吏部尚书兼衔。志诚愤怒，竟留住朝使魏宝义。文宗不得已命为右仆射，别遣使臣慰谕。殿中侍御史杜牧，见朝廷专事姑息，慨然论河朔大势，名为《罪言》，略云：
天宝末，燕盗起，出入成皋、函、潼间，若涉无人地。郭、李辈兵五十万，不能过邺，人望之若回鹘、吐蕃，无敢窥者。国家因之畦河修漳，戍塞其街蹊。齐、鲁、梁、蔡，传染余风，因以为寇。以里拓表，以表撑里，浑□回转，颠倒横邪，天子因之幸陕、幸汉中，焦焦然七十余年。宪宗皇帝浣衣一肉，不畋不乐，自卑冗中拔取将相，凡十三年，乃能尽得河南、山西地。惟山东未服。今天子圣明，超出古昔，志于平治，若欲悉使生人无事，应先去兵。不得山东，兵不可去。窃谓上策莫如自治，何者！当贞元时，山东有燕、赵、魏叛，河南有齐、蔡叛，梁、徐、陈、汝、白马津、盟津、襄、邓、安、黄、寿春，皆戍厚兵十余所，才足自护，不能他顾，遂使我力解势弛，熟视不轨者无可如何，因此蜀亦叛，吴亦叛，其他未叛者，迎时上下，不可保信。自元和初，至今二十九年间，得蜀得吴，得蔡得齐，收郡县二百余城，所未能得者，唯山东百城耳。土地人户，财物甲兵，较之往年，岂不绰绰乎？亦足自以为治也。法令制度，品式条章，果自治乎，贤才奸恶，搜选置舍，果自治乎？障戍镇守，干戈车马，果自治乎？井闾阡陌，仓廪财赋，果自治乎？
如不果自治，是助虏为虏，环土三千里，植根七十年，复有天下阴为之助，则安可以取？
故曰上策莫如自治。中策莫如取魏，魏于山东最重，于河南亦最重，魏在山东，以其能遮赵也，既不可越魏以取赵，尤不可越赵以取燕，是燕、赵常常取重于魏。魏常操燕、赵之命，故魏在山东最重。黎阳距白马津三十里，新郑距盟津一百五十里，陴垒相望，朝驾暮战，是二津虏能溃一，则驰入成皋，不数日间耳。故魏于河南亦最重。元和中举天下兵诛蔡、诛齐，顿之五年，无山东忧者，以能得魏也。昨日诛沧，顿之三年，无山东忧，亦以能得魏也。长庆初诛赵，一日五诸侯兵，四出溃解，以失魏也。昨日诛赵，罢敝如长庆时，亦以失魏也。故河南、山东之轻重在魏，非魏强大，地形使然也。故曰取魏为中策。最下策为浪战，不计形势，不审攻守是也。兵多粟多，驱人使战者便于守，兵少粟少，人不驱自战者便于战，故我尝失于战，虏常困于守。自十余年来，凡三收赵，食尽且下，郗士美败，赵复振，杜叔良败，赵复振，李听败，赵复振，故曰不计地势，不审攻守，为浪战，最下策也。
此外如伤府兵废坏，作《原十六卫》，更作《战论》、《守论》，亦颇中肯綮。李德裕素奇牧才，很为赏鉴，牧因得累迁左补阙，及史馆修撰，并改膳部员外郎，惟素性好游，更兼渔色。牛僧孺出镇淮南时，牧尝随为书记，供职以外，专以游宴为事。扬州为烟花渊薮，六朝金粉，传播古今，十里歌楼，名娼似鲫，牧出入往来，殆无虚夕，留诗裙带，成为常事。及入居台省，议论风生，压倒四座，所陈利病，切实不虚。嗣复出守外郡，历任黄州、池州、睦州、湖州各刺史，豪游畅咏，不减少年，时人以才同杜甫，号为小杜。
后仕至中书舍人，感怀迟暮，不获大用，竟抑郁而终。其实是才不胜德，非必果胜大任。晚唐诗才，除元稹、白居易外，如孟浩然、卢纶、李益、司空曙、韩翃、钱起、李端、李商隐等，均负盛名。宗人李贺，字长吉，七岁能诗，韩愈、皇甫湜疑为讹传，亲往贺家，面加试验，果然援笔立就，一鸣惊人，愈与湜叹为奇才。后著乐府数十篇，被入管纮，音韵悉合，因入为协律郎，年二十七岁，自言见绯衣使者，召他作白玉楼记，因即去世。总之才气有余，德量未足，或自悲落魄，致促天年，或不顾细行，终累大德，这也是文人缺憾，可叹，可叹。总括一段，得将晚唐文人，约略叙过。
惟白居易自入谏穆宗，不见信用，见第七十八回。求出为杭州刺史，每当公暇，辄至西湖游赏，因筑堤湖中，蓄水溉田，可润千顷，世称白堤。又复浚李泌所开六井，民得汲饮，均沾惠泽。旋受命为左庶子，分司东都，更调为苏州刺史。文宗即位，召为刑部侍郎，封晋阳县男。嗣见二李党争，不愿留京，乞病仍还东都，除太子宾客分司。自思随俗浮沉，忽进忽退，所蕴终不能施，乃与弟行简，及从祖弟敏中，流连诗酒，乐叙天伦，且就东都所居，疏沼种树，凿八节滩，傍香山麓构一石楼，暇辄游览，自号醉吟先生，亦称香山居士。尝与胡杲、吉旼、郑据、刘真、卢真、张浑、狄兼谟、卢贞宴集，年皆七十左右，时称香山九老，至绘图传真，播为韵事。却是一朝特色。居易初生，才七月，即识‘之无’两字，九岁能识声律，善属文，尤工诗歌。初与元稹酬咏，故号元、白，继与刘禹锡齐名，又号刘、白，每出一诗，时人争诵。鸡林朝鲜地名。行贾，录居易诗售与国相，每篇得一金，国相尚以未窥全豹，引为深恨。至开成初年，开成亦文宗年号，见后文。起为同州刺史，固辞不拜，乃改授太子太傅，进冯翊县侯。武宗初年乃殁，年七十五，得谥曰文。刘禹锡亦于是时病终，禹锡自贬所起复，迭任诸州刺史，进为集贤殿学士，寻加检校礼部尚书，凡连坐王叔文党案，还算禹锡得全晚节，但也因阅历已多，诗酒韬晦，所以得终享天年。刘、白生平，借此毕叙，亦寓爱才深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