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曼·罗兰在接到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的正式通知时的思想状况与两年前他发表政论文章《超乎混战之上》时的思想状况，已有所不同了。他原来主张，首先法国要在精神上、文化上超越其他欧洲国家，后来这种狭隘的爱国主义有了改变。他说：“一切受苦的人就是我的祖国，一切使别人受苦的人就是我的仇敌。”可见罗曼·罗兰对祖国一词已有了新的概念。他原来主张欧洲人不打欧洲人，后来对这种“欧洲中心”的观点也作了纠正。他说：“我不喜欢‘欧洲人’这个称号了，欧洲已经充分表现出它的自暴自弃。别再管我叫‘欧洲人’！”罗兰这个阶段的思想是前进了，超阶级、超党派的态度在逐渐地发生变化。一九一六年十一月写了《致受屠杀的各族人民》，从中看出反战思想开始有了新的内容。他把自己的活动同群众的命运联系起来了。他愤怒地斥责战争的操纵者，对中国、东欧和犹太等被压迫民族表示了深切的同情。他已经开始认识到要消灭战争，只有根除产生战争的制度。他认为资本主义制度就是战争的根源。罗曼·罗兰在后来写的《自传》中提到这篇文章在他思想演变过程中的地位时说：“这样一篇论文，在当时具有宣告全面决裂的性质，不仅和战争决裂，而且和旧的社会决裂，和作为旧社会中心的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秩序决裂。”
一九一七年二月俄国爆发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消息传到瑞士，罗兰为之振奋。他托卢那察尔斯基转给俄国一封贺信，贺信以激动人心的词句写道：“俄罗斯的弟兄们，你们粉碎了身上的锁链，并一跃而赶上了大革命的法国。超越它自己，完成你们和我们的共同事业，为西方做出榜样，指给西方看：伟大的，自由的，团结一致的人民，是能够击退帝国主义势力从内外所发动的进攻的。”（见《战时日记》）这就是五月一日发表在《明日》杂志上闻名于世的论文《给自由的和使世界获得自由的俄国》的初稿。
帝国主义战争使年老的人失去依靠，幼小的孩子失去照应，鳏寡孤独，啼饥号寒的现实使罗曼·罗兰夜不成眠。一九一七年六月，罗兰收到了寄自瑞典的诺贝尔奖汇款后，毫不犹豫地全部捐赠给了法国救济战争难民的几个民间组织和在日内瓦的国际红十字会。他希望通过它们，救济那些由于可恶的帝国主义战争而陷入苦难中的人们。
“精神独立宣言”
星光闪烁，春风徐徐，在日内瓦湖边的别墅里，《明日》杂志主编吉尔波闪动着一双机智、明亮的眼睛，悄声地告诉罗曼·罗兰：列宁要回国了，同去的还有不少人，列宁问罗曼·罗兰想不想同去。罗兰凝神片刻，他觉得目前对他来说还没有这个必要，于是婉言回绝了。隔了几天，罗曼·罗兰在一个俄国侨民家里见到了卢那察尔斯基，才知道列宁已于三天前乘密封的国际列车车厢横穿德国，取道丹麦，回俄国去了，同去的有四十人。一个月以后，罗曼·罗兰知道卢那察尔斯基和一百多名革命者也一起潜回俄国了。罗兰知道以后比较兴奋，激动，当时，他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同情者、支持者，但还不是革命的直接参加者。
不久，瑞士传来了俄国发生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消息，罗兰对这划时代的革命仍然是热情支持的，但他对革命的暴力心怀戒心。可是当英国、法国、德国，甚至瑞士的报纸疯狂地攻击新生的无产阶级政权的时候，罗曼·罗兰挺身而出，他义正辞严地对他们说：“我再说一遍，我不是布尔什维克。然而我认为布尔什维克的领袖们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雅各宾，他们正在从事于宏伟的社会实验。”这声音像响亮的洪钟在暗夜中回荡，使一些陷入恶梦中的人们为之一惊。
一九一八年八月，伟大的无产阶级的领袖列宁在莫斯科遇刺，罗兰得知伟大文学家高尔基为继承列宁的革命事业而毅然参加布尔什维克党的消息后，罗兰十分赞赏高尔基的这个态度，他称许这个行动是“高尚的行动”。同年十月，苏联驻瑞士大使馆通知罗曼·罗兰被选为苏联科学院普通院士，罗兰含着微笑接受了这个荣誉。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历时四年多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终于结束了。战后，欧洲知识界由于战争造成物质上的重大损失和精神上的巨大创伤，知识分子中普遍出现一种对战争的惊恐和对人生持否定态度的悲观消极情绪；哲学界出现了唯心主义、神秘主义、直觉论，唯意志论等；文艺界则出现了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未来主义、表现主义等等。罗曼·罗兰始终坚持现实主义的文艺观，提倡为人生的艺术，反对为艺术而艺术。但在社会观上，罗兰这时也出现了思想矛盾，他支持社会主义革命，但又缺乏必胜的信心。他把暴力同人道对立，把革命同博爱对立，他注重精神力量，甚至想从印度哲学中寻找一条社会和谐的新路。一九一九年三月，他起草《精神独立宣言》，企图将知识分子组织起来抵制未来的战争。他提出精神优于物质，个人优于群众，宣传以个人英雄主义为核心的泛爱人类和非暴力等思想。
一九一九年五月，罗曼·罗兰得到母亲病危的消息，从瑞士赶回巴黎。不久，母亲病逝，罗兰也病倒在巴黎。这年六月，凡尔赛和约签字，同年同月，罗兰在巴黎《人道报》上正式发表《精神独立宣言》。当时罗兰感到世界大战有再次爆发的可能，他号召各国知识分子对本国反动政府采取不合作的态度以防止新的战争发生。各国知识分子所代表的阶级利益不同，很难从政治思想上联合起来。宣言中所提倡的人类大团结的思想也只是空谈。事实上在宣言上签名的人除了巴比塞、罗素、爱因斯坦、泰戈尔、高尔基等国际闻名之士外寥寥无几，有的还提出了反驳意见。
巴比塞组织了“光明社”，创办了“光明报”，几次约罗曼·罗兰参加，但都遭到了拒绝。巴比塞写文章批评对革命持保留态度的“罗兰主义”，巴比塞并不否认罗兰是拥护革命的，但认为一个革命者不应当保留“精神独立”的立场而不参加任何党派、团体。论战继续了两年，最后巴比塞问罗兰：“你说你拥护革命，那很好，可是，革命总不能停留在口头上，你打算采取什么行动呢？”罗兰回答了两点：一是对掌政者施加精神压力，二是良心反抗，对于犯罪的政府，个人拒绝表示同意，拒绝给予协助。罗兰还说：“这种良心反抗是最了不起的革命战斗武器，最卑微的人们和最显贵的人们都能使用，甘地在印度使用这个武器挖大不列颠的墙角。”
罗曼·罗兰这时的思想矛盾不仅表现在他和巴比塞的争论中，还表现在二十年代他所写的几部“革命戏剧”和“传记文学”中。罗曼·罗兰肯定了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的正义性和必要性，又赞同吉伦特党而指责雅各宾党，把革命写成自发暴乱行为，既表现了罗兰对历史的前进性的肯定，又反映了他的历史唯心主义。
罗曼·罗兰于一九二二年四月告别巴黎回到瑞士，在维尔纳芙镇租了一所楼房，取名奥尔迦别墅。他在这里住了十多年。
罗曼·罗兰居住巴黎的三年，日夜深索今后世界发展的方向，由于在巴黎接触了印度的一些思想家和文学家，他对印度兴起的不抵抗运动感到兴趣，表示今后要把人类的希望，寄托在印度与亚洲方面。
泰戈尔和甘地
罗曼·罗兰从一九一五年开始接触印度政治思潮。侨居在伦敦的印度学者戈马拉斯瓦弥寄画册、图片和文章给罗兰。罗兰不禁对之神往，他感到印度这个东方世界太丰富、太饱满了！他想，如果还能活十年、二十年，他就要引导法国人的思想，到他们从未窥见过的世界高原上去。罗曼·罗兰用了十年时间研究印度，发表了三部介绍印度的精神世界的专著：《马哈德马·甘地》、《拉马克里希那传》和《维弗迦南达传》。
一九一六年夏天，罗曼·罗兰翻阅一本美国杂志时，偶然读到印度大诗人泰戈尔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讲演全文，中心意思是说“西方物质文明”和“东方精神文明”融合，以实现其人类友爱和睦的大家庭的理想。罗曼·罗兰连声叫好，他说这篇讲演标志着人类历史的转折点。泰戈尔提出建立一个国际性的文化组织的主张正符合罗兰长期想要成立国际大学的幻想。
一九二一年四月，泰戈尔在他儿子的伴同下访问了住在巴黎的罗曼·罗兰。罗曼·罗兰喜欢泰戈尔的非凡仪表和他那洋溢着诗情画意的谈吐。五年之后，泰戈尔到欧洲出访，在日内瓦停留的半个多月时间里，几乎每天都到罗兰的奥尔迦别墅做客，两人喁喁细语，手携手地漫步在日内瓦湖畔，泰戈尔离开日内瓦那天，两人依依惜别，不愿分手。四年之后，泰戈尔又一次到日内瓦造访罗曼·罗兰。罗曼·罗兰这时已越来越多地接受了苏联革命的影响，对法西斯的斗争越来越勇敢坚决，因此，在他同泰戈尔晤谈时已感到格格不入了。罗兰在日记中写道：“我热爱他，敬仰他。然而没有一次和他晤谈时，我不感到一种不可抑制的怒火，我恨不得忿然离座，置之不顾而去，恨不得将他那庄严的外表，那种令人难以忍受的矜持，砸得粉碎。”
罗曼·罗兰在一九二○年同一位印度朋友的谈话中，第一次听到马哈德马·甘地的名字，后来泰戈尔讲到甘地高尚的人格，使罗兰非常敬佩。这以后，罗兰致力于甘地的“非暴力主义”的研究。因为罗兰当时感觉到欧洲的狂风暴雨就要来到，他在寻求一个藏身洞，一堵垣墙，借以抵御风暴。
罗曼·罗兰研究甘地思想的过程中，他的妹妹玛特兰·罗兰精通英语，是罗曼·罗兰查阅英语资料的得力助手。一年多时间，兄妹二人几乎每天晚上都一起在灯下阅读有关甘地的资料。一九二三年春，罗曼·罗兰写成《甘地传》之后不久，又出版了甘地的政论集《年轻的印度》（法文版），罗兰给甘地的政论集写了序言。
甘地是主张“非暴力”的。甘地说：“非暴力并不是对凶恶的人卑躬屈节。非暴力是用灵魂的全部力量对抗暴君的意志。这样，一个单独的人就能向一个帝国主义挑战而使之崩溃。”甘地在南非和印度的政治活动中只要求殖民主义者大发慈悲，给殖民地人民以生存的条件和适量的自由，从不反对殖民主义者的统治，甘地的行动方式就是演讲、绝食、静坐甚至坐牢，以不流血的非暴力方式进行斗争。罗曼·罗兰赞许甘地的人格和精神。在罗兰看来，甘地是托尔斯泰主义的实践者，罗兰当时对甘地主义是颇有兴趣的。
甘地从印度监狱里出来治病，他写信给罗曼·罗兰，说他很想到欧洲旅行，并希望能够有机会见到他。甘地的行动是受监视的，甘地想要到欧洲旅行的计划一直到八年后才得以实现。一九三一年十二月甘地由英国到法国，再由法国到瑞士。这时罗曼·罗兰早已由巴黎回瑞士，住在日内瓦。甘地到日内瓦与罗兰促膝长谈了六天。罗兰发现他这时的思想同甘地的思想有较大的距离，他已经感觉到把甘地的思想搬到欧洲来不合适了。罗曼·罗兰在十二月九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今晚，我感觉到甘地的道路已经清楚地划定了。而且在许多问题上，他的道路和我的道路迥然不同。我觉得，我们在一起没有什么可讨论的：各人都明白往何处去。对甘地和他的伙伴来说，甘地的道路是很好的。我并不愿意他采取另一条道路。我钦佩和热爱他的道路。但是我们两人有什么可谈呢？除非，如同第一天和他见面时我们所做的那样，执着他的双手，互相注视，相对微笑。”罗兰这时对甘地主义原有的兴趣已消失了。
反法西斯的斗士
二十年代末，各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新的经济危机，德、意、日法西斯势力重新抬头。法国的执政者为摆脱危机成立“火十字团”，准备入侵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法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积极进行反法西斯的斗争。当时坚决反对法西斯的知名人士有巴比塞、瓦扬—古久里、布洛克、郎之万等人。罗曼·罗兰在反法西斯风暴中坚定不移地斗争着，他同法国无产阶级革命作家巴比塞密切合作，成立了“国际反法西斯委员会”，并于一九二七年二月在巴黎召开第一次反法西斯群众大会。罗曼·罗兰、巴比塞、爱因斯坦担任了大会的名誉主席，担任执行主席的是世界著名物理学家、共产党员郎之万。这次反法西斯群众大会给战后正在欧洲日益抬头的法西斯势力以迎头痛击。
罗曼·罗兰熟悉意大利，热爱意大利人民，他热情支持意大利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他对意大利的反法西斯力量不争取共产党人支持的作法很不满意。有一个流亡在外的意大利反法西斯组织：“意大利自由之友的国际民主同盟”，这个组织以反法西斯为名进行反共活动。他们争取罗兰参加这个所谓的“第三运动”，遭到罗曼·罗兰断然拒绝。罗兰回答他们说：“虽然我不是共产党人……我理解共产主义是一股新的力量，它是形成反法西斯的最强劲的战斗队之一。意大利的反法西斯力量不争取共产党人的支持，我觉得十分遗憾。”
罗曼·罗兰义正词严地写文章谴责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文章写道：“建立在意大利法西斯原则上的任何制度，对人类的良心而言，都是一种堕落。它藐视最神圣的自由权，强迫人们接受谎言，制造恐怖，靠这一切来实行统治。企图将法西斯引入法国的任何行动，都是犯罪。”
一九三二年夏天，身患重病的巴比塞竭尽全力筹备了在荷兰阿姆斯特丹召开的反战大会。这次大会规模宏大，出席大会的代表有二千二百人，代表了三万个反战组织的三十万人，这是一次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力量的大检阅。罗曼·罗兰被推选为大会主席。他在发言中号召全世界不同信仰，不同政见的党派、团体以及无党派人士团结起来一致反对法西斯，反对侵略战争。他强调捍卫苏联的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他说“苏联的存在，这个事实本身，就是向剥削者的旧世界挑战，对被剥削的各国人民，苏联是他们的典范和希望。我们的共同责任就是保卫苏联。反对勾结在一起的各国帝国主义，反对指向苏联的一切威胁。”由于荷兰政府不给苏联代表以入境签证，苏联代表未能参加大会，但罗兰认为，苏联在道义方面的声援非常有力地支持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苏联在世界人民的支持下，一九三四年终于进入了国际联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