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子
伊里亚·格里戈利耶维奇·爱伦堡（1891——1967）是苏联著名作家、诗人、社会活动家。他一生经历的思想和创作道路十分曲折和复杂。在苏联作家当中，爱伦堡是一个颇为引人注目而又常常引起争议的作家。
犹太顽童
一八九一年，这是俄国历史上令人难忘的一年。俄罗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亚历山大三世在粉碎民意党之后，颇有点踌躇满志了。他正自鸣得意地计划着：西伯利亚大铁路已经修成，不久就可以坐着火车由伊尔库茨克直达莫斯科了……然而，就在这一年，俄罗斯人民遭受了巨大灾荒，俄罗斯大地哀鸿遍野。负有盛名的大作家列夫·托尔斯泰、契诃夫、柯罗连柯等人，征募捐款，开设粥厂，企图赈济灾民，就在这一年的一月二十七日，在基辅的一条从克列夏齐克直上里普基的陡峭的学院街上，一个未来的作家诞生了。他就是爱伦堡。爱伦堡五岁时，全家由基辅迁居莫斯科。爱伦堡的父亲是一个富有的犹太工程师，在哈莫夫啤酒厂任厂长。父亲白天工作，晚上也很少在家。他常常到“猎人俱乐部”去玩牌。爱伦堡十岁那年，父亲领他到涅格林大街的饭店去。他们坐在单间里，但爱伦堡不时地跑到大厅里，看到那些普普通通的人正在大口地嚼着肉饼。爱伦堡原以为父亲在工作之余过着一种有趣的生活，可从那次以后，爱伦堡不再对父亲的生活抱有好奇心了。
爱伦堡的母亲是一个善良、多病而又信奉上帝的人。外公也是一个笃信宗教的老头儿。他家里严格地遵守着所有宗教的戒规。按犹太人的教规，礼拜六是休息日。在这一天，大人不准抽烟，孩子不准胡闹。爱伦堡呆在外公家里感到寂寞无聊，便想出一些花点子调皮捣蛋。有一年夏天，全家住在博亚尔卡的别墅里。爱伦堡想出种种恶作剧，扰得全家人心神不安。爱伦堡被关进了一间堆煤的储藏室里。他脱光衣服，在煤堆上打滚。等到厨娘来开门时，见他浑身煤黑，吓得大声尖叫起来。爱伦堡为了报复，甚至夜里拿了一瓶煤油，打算放火烧掉这座别墅。
小时候，爱伦堡经常和俄罗斯孩子们一起玩耍。他的父亲是一个无神论者，所以，幼小的爱伦堡既不向犹太人的上帝祈祷，也不对俄罗斯人的上帝祷告。他的自尊心很强，对社会上歧视犹太人的风气愤愤不平。列夫叔叔告诉他，耶稣就是犹太人。保姆对他说，耶稣教导人们，当有人打左脸时，就把右脸也伸给他打。爱伦堡听了很是反感。当他第一次走进莫斯科第一中学的时候，一个预备班的学生挑衅地唱道：“犹太人坐在小铺里，我们把犹太佬放在大头针上。”爱伦堡立刻冲上去，照着他的脸就是一拳。从此，再也没人敢欺侮他了。那个学生很快就成了他的好朋友。
中学头两年，爱伦堡的学习成绩还不错。后来，他对数学感到厌烦了，常常不及格。有时候，他把家藏的古典作家的精装本选集拿出去卖掉，用得来的钱买一些什么打喷嚏的药面、令人发痒的粉末，或是一些从其中会跳出橡皮制的耗子、蛇和小丑的小匣子——他经常用这些东西在中学老师面前闹出种种恶作剧来。
在中学课程中，爱伦堡最喜欢的是俄语和历史。语文老师常常夸奖他的作文。有一次，他在一篇作文中谈到农民的解放不应该自上而下，而应从下面发动起来，结果，校长把他父亲找去警告了一番。
没进预备班之前，爱伦堡喜欢莱蒙托夫的诗，能把诗人的《恶魔》背得滚瓜烂熟。不过，那时他还没想到要成为莱蒙托夫那样的诗人。他称自己为“放逐的精灵”，一心只想做一个飞旋在他父亲的哈莫夫工厂上空的恶魔。不久以后，诗又使他厌烦了，他又开始醉心于化学、植物学和动物学。他饲养了一大堆青蛙、蜥蜴、蝾螈，爬得满屋都是。可他还是兴致勃勃地坐在显微镜旁边做实验。
爱伦堡家的客厅布置得很讲究。一棵棕榈树栽种在木桶里。墙壁上悬挂着一幅复制的油画，画的是赴莫斯科求学的罗蒙诺索夫。客人来来往往，谈论着克莉丝蔓姊妹有一副惊人的花腔嗓子；说什么莫斯科开设了一家设有雅座的摩尔式建筑的饭店；有一位马丽勃兰夫人从巴黎带来了女帽的新式样。可这一切却使爱伦堡感到无聊。他觉得工厂的庭院要比客厅有趣得多。他常跑到庭院的马厩去玩，那里散发出一股奇妙的气息。时间长了，他摸透了每一匹马的脾气。
爱伦堡来到工人们闷热而昏暗的棚舍里，只见许多人挤在一个长长的铺板上，盖着皮袄；他们喝的是发酸的坏啤酒，屋子里老鼠成患。他在这里看到了另一种生活：穷困、愚昧、肮脏。一面是有产者高谈什么花腔女高音的客厅，一面是无产者臭气熏天的棚舍——两个截然相反的世界在他幼小的心灵里引起了强烈的震动：人世间是多么不平等啊！
列夫·托尔斯泰的家就住在他父亲工厂的旁边。托尔斯泰喜欢在这一带的巷子里散步。爱伦堡自从认识托尔斯泰以后，便从家里的小储藏室里搬出了《田地》杂志连载《复活》的那几期，母亲对他说：“你读这样的书还早。”可他一口气读完了《复活》，他越发敬佩托尔斯泰了，觉得他懂得人世间的全部真理。父亲让他抄写一份被书报检查机关查禁的托尔斯泰的呼吁书，他工整地用印刷体抄写了一遍，感到很自豪。
有一次，托尔斯泰来到了哈莫夫啤酒厂。他让爱伦堡的父亲领他看看啤酒的酿造过程。他们走遍了车间，爱伦堡也紧跟在后边。有人递给托尔斯泰一杯热啤酒，托尔斯泰大口地喝了进去，说道：“真香”，然后用手擦擦大胡子，对爱伦堡父亲说，啤酒可以代替烈性的伏特卡酒，这有助于禁戒伏特卡。当时爱伦堡还不理解，这个文学巨人也在时时关心社会问题，关心普通人的生活和命运，所以才对酗酒这一社会普遍现象提出禁戒的办法。在爱伦堡读书期间，他在旧书摊上读到了高尔基、列昂尼德·安德列耶夫和库普林的作品。他每天都到图书馆去换书。他渴望理解生活，一本书拿到手总是一口气读完。他贪婪地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又一次想到哈莫夫工厂工人们的棚舍，他感到，这一切都必须翻转过来。
暴风雨般的一九○五年来临了，他的童年时代结束了。不久以前，爱伦堡还是一个不知世事的顽童，而在两三个月之后，他一下子长大了。
流亡巴黎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欧洲的经济危机迅速波及到俄国。俄国的工业危机又直接促成了俄国工人阶级的觉醒和成长，引起了革命运动的高涨。一九○三年俄国社会民主党正式成立，一九○五年爆发了第一次俄国革命。正在中学读书的爱伦堡被这场革命风暴卷了进去。爱伦堡时常到大学生集会的神学讲堂去。那里坐着工人和学生，他们高唱《马赛曲》和《华沙革命之歌》。有一次爱伦堡也随着人群冲进院子里，开始筑起防御街垒，准备同前来镇压的沙皇警察决一死战。
这一时期，他读了列宁的文章，心中充满革命的热情。第二年，他被中学开除了，因为他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地下党。当时他只有十五岁。最初，他给地下组织传递文件，后来又在莫斯科河南区担任领导人。一九○八年秋，爱伦堡接受任务去沙皇兵营，要在士兵中间建立组织。由于缺少经验，他身上带着社会民主党莫斯科市委会军事组织的胶印章，就在当天夜里，警察闯进了他的家。爱伦堡被捕了，他刚满十七岁。不久，由他家设法保释候审。但他没有出庭，于同年十二月流亡巴黎。爱伦堡在登菲尔——洛歇洛广场上租下了一间带家具的房间，摆出了随身带来的书籍，他一下子明白了：他将要在这里长期居住下去。
巴黎，人称“世界的都会”，果然名不虚传。这里聚集着一群群各国的流亡者、流浪汉，他们之中有左倾的，也有一些思想颓废或反动的人。起初，爱伦堡参加了布尔什维克在这里的一些政治集会，他还见到过列宁。后来他渐渐同活跃在巴黎文艺界的俄国现代派诗人巴尔蒙特、布柳索夫以及马利涅蒂、阿波里奈等人接近，埋头于图书馆里，留连在美术博物馆中，时常出入巴黎资产阶级文人的文艺沙龙，醉心于“为艺术而艺术”，并在这些现代派文艺思潮影响下开始了诗歌创作，从而渐渐脱离了党的组织。
一九一○年，爱伦堡自费在巴黎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诗集》。象征派诗人布柳索夫在《俄罗斯公报》上发表评论文章，预言“爱伦堡有希望成为一名优秀的诗人”。接着，又出版了《我生活》（1911）、《日常生活》（1913）、《童心》（1914）等诗集。在这些诗集中，爱伦堡写他自己的绝望心情，写他过去的生活，写没有喇叭的号手，写陌生而冷酷的巴黎，写缠绵的爱情。他断言诗歌是一个化装舞会：“我身穿高傲的绅士衣服，期待着登上舞台的时刻，但由于导演的错误，我迟到了五个世纪。”在《蒲公英》这本诗集里，他用幻想抒情的笔调，缅怀自己不久前的过去：“没有任何人会在课堂上对我说‘听着’，没有任何人会在吃午饭的时候对我说‘吃吧’，没有任何人会叫我伊留沙，也没有任何人会给我一番温存，像母亲爱抚他的孩子。”或者：“孤零零一个人多么无聊，漫长的傍晚，无书可读。但我是个男子汉，我已十七岁了。”这些诗表达了一个远离祖国的俄罗斯青年的苦闷彷徨的心情，透露出他要在艺术中忘却苦恼，自我陶醉。这些诗在艺术上没有什么特色，大多是模仿当时流行的象征派诗人的沙龙式的抒情诗。
在回忆这一时期的创作时，爱伦堡写道：“神的概念正是我处于迷惘的那些年代进入我头脑中的：‘神’是一个假冒的名称，在它后面隐藏着正义……我总想信仰点什么，因为我每天早上醒来，不知道这一天该怎样度过！我读过弗朗西斯·雅姆的诗。在雅姆的诗中，不仅有鸽子，而且有鹞鹰替自己辩护……有几年我想方设法想要弄明白，恶究竟是从哪里来的。我无法接受世界的两重性。我之喜欢弗朗索·魏尔仑，是因为他赋予人类的弱点以崇高的意义……”显然，这一时期正是爱伦堡处于极度苦闷的时期，他由于脱离革命斗争而痛苦忧郁，他企图替自己的消极和软弱寻找辩护的理由，替充溢于世界的恶寻找辩护的理由。作为一个译者，爱伦堡对待魏尔仑的态度带有他那自发的反抗性和悲观情绪，这并非偶然。同样，爱伦堡对自己同时代人——弗朗西斯·雅姆的态度也是合乎规律的。在雅姆的创作中体现出他那惟一的原则：“我的诗歌形式是由我的内心体验决定的。”这是企图避开解决生活提出的那些令人苦恼的问题。然而，残酷的现实却是无法逃避，也无法与之妥协的。
记者生涯
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战火使爱伦堡的头脑清醒了，他从资产阶级艺术的象牙塔中走出来。横在他面前的是令人不安而可怕的现实。战争使爱伦堡的社会政治观点起了很大变化。他在思想上同资产阶级的现实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因而在他的创作中，流露出对现实的怀疑和批判的倾向。在一九一五——一九一七年间，他担任莫斯科《俄国晨报》和彼得堡《市场报》的军事记者，曾到德、法前线去采访。这就是他作为一个新闻记者生涯的开端。在前线，他目睹了战争的残酷性和破坏性，他看到了战争对一部分人是苦难的深渊，而对另一部分人则是发财致富的好机会。他憎恨这场帝国主义战争，认为旧世界即将灭亡，整个世界要发生巨变，可是，他看不到改变社会和制止这场战争的社会力量。爱伦堡后来在《写给成年人的书》（1936）中曾回忆了他这一时期的心情：“在我十五岁的时候，听人家说，我流露过仇恨的情绪；在我二十五岁的时候，我由于仇恨而变得成熟了。但我看不到前面，我像一头野兽一样顺着脚印追踪……”这种迷惘的心情突出地表现在他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中。爱伦堡说：“我们想要消灭那掩盖世界上骇人听闻的谎言的美。我的理想是用诗歌破坏诗歌。”诗集《前夜之歌》（1914——1916）就是他这种美学思想的产物。爱伦堡模模糊糊地预感到，这是世界发生大变动的前夜，这是世界上那些罪恶势力的终结，这是世界末日的到来：
苍穹下，人们东奔西窜。
梦沉沉，似醒非醒——
抖落了，又引来一串串……
一切都将同归于尽——
操着呓语，衰微，枯干。
（《在车厢里》，1915年4月）
村子里，狗在哀叫，
使人想到这里还有生灵。
狗为那失去的东西哀叫，
而此刻，一切都云散烟消。
一切……
（《暮色》，1915年5月）
显然，这里流露出来的是一种悲观主义的情调。在这本写于法国的诗集中，也可以找到不少献给祖国的诗行：俄国土兵、俄罗斯田野和村庄、失掉丈夫和儿子的俄罗斯农妇……但在爱伦堡笔下，俄国——这是一个愚昧无知并充满泥泞的国家，这是一个笃信宗教而停滞不前的国家，它默默忍受着眼前的一切灾难和痛苦。
一九一七年二月，俄国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爱伦堡这个在异邦、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祖国的游子，带着朦胧的希望，于七月间随同一批政治流亡者回到了俄国。
十月革命胜利后，爱伦堡参加了苏维埃政府机关工作，在社会保障部、学龄前教育组、剧场管理处等单位工作。但在回国后的最初几年，他看到国内尖锐而复杂的阶级斗争形势，对十月革命感到不可理解，在他头脑中产生了怀疑、犹豫、动摇的情绪。这种思想倾向在《为俄罗斯祈祷》（1918）、《沉思》（1922）等诗集中都有所反映。后来，在革命现实的教育下，他对于创造合理的新社会必须经过残酷的斗争开始有了认识。在一九○二年一月至三月所写的组诗《克里米亚之夜》里，爱伦堡仰望长空，唱出了他的心底的歌儿：这就是我，一个盲人……而现在，我要歌颂动乱的时代。他表示要跟自己的祖国一起经受考验：
我们决不离开温暖的母体，
我们决不离开苦难的大地。
谁离去——他终要归来，
但那时——两腿将沾满稀泥。
一九一八——一九二三年，爱伦堡还出版了几本诗集：《火》（1919）、《前夜》（1921）、《随想》（1921）、《毁灭性的爱》（1922）、《兽性的温暖》（1923）等。这些诗仍然流露出他那种左右摇摆的思想情绪。他一方面热烈而真诚地欢呼十月革命的胜利和苏维埃政权的建立，赞扬这是“另一个伟大的世纪”的诞生；另一方面却又感到“既欣喜又恐惧”。因此，他把革命比作“血腥的风”、“清洗的篝火”，“毁灭性的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