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480年，波斯国王薛西斯一世率领50万大军再次进攻希腊，以完成父王大流士一世的遗愿。希腊各城邦同仇敌忾，共御强敌。希腊联军的陆军以斯巴达人为主力，海军则以雅典舰队为主。希腊陆军在温泉关阻击波斯陆军，虽然兵败，但为希腊海军的集结赢得了时间。波斯人攻入雅典，将全城焚毁，但希腊海军在萨拉米海战中一举击溃波斯海军，波斯人面临补给被切断的危险，不得不撤退。希腊人乘胜追击，解放了小亚细亚的希腊诸邦，第三次希波战争同样以希腊的胜利而告终。
战争是血腥的，但希波战争却让古希腊文明得以复兴。我们应该看到，战争有时是解决文明之间“冲突”的必要手段。通过希波战争，希腊人维护了国家的独立，并为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战争的结局对雅典城邦制度的发展和雅典走上对外扩张的道路尤为重要，促进了雅典民主政治制度和奴隶制的发展。
经过希波战争的洗涤，希腊的政治格局对后来希腊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希腊的胜利，使得西方世界的历史重心由两河流域向地中海地区推移，希腊文明得以保存并发扬光大，成为日后西方文明的基础。
伯罗奔尼撒战争
如果说希波战争成就了雅典在希腊的霸主地位，那么伯罗奔尼撒战争意外地成就了一个名垂青史的帝国——亚历山大帝国。雅典在希波战争之后成为最大的赢家，拥有希腊各城邦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在政治上，民主制在伯利克里执政时进入黄金时代。在战争中，希腊各城邦建立了以雅典为首的“提洛同盟”，战后逐渐成为雅典实现其霸权的工具。这引起了以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的不满，并且多次发生摩擦。公元前431年，伯罗奔尼撒战争被点燃。
雅典依靠其强大的海军进行全面封锁，按兵不动，斯巴达攻入雅典，试图强迫其决一死战。双方发生战争，但各有胜负，都没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在这种情况下，双方握手言和，在公元前421年缔结了合约。这种和平并没有维持多久，合约被撕毁。公元前415年，雅典发动了对西西里岛，斯巴达的盟邦叙拉古大规模远征，结果雅典惨败收场。西西里远征使雅典元气大伤，在这种情况下，斯巴达趁虚而入，在斯巴达士兵的强烈攻占下，雅典无力抵御。公元前405年，斯巴达全歼了雅典海军，就在第二年，雅典向斯巴达投降，斯巴达成了希腊的新霸主。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斯巴达虽然打败了雅典，但战争没有最终成就斯巴达成为希腊霸主的美梦。战后不久，希腊各城邦又陷入了混战。
亚历山大东征
马其顿由于地处希腊边缘，一直被希腊人瞧不起，视为蛮族。从历史来看，马其顿和希腊人应该同属多利亚人。马其顿人也自认为自己是希腊人，马其顿宫廷里用的都是雅典人的阿提卡本土语言。
腓力二世是国王阿明塔斯二世最小的儿子，其经历很特殊，在15岁的时候就被送到底比斯当人质。在底比斯，他住在希腊天才军事家伊帕密南达的家里，他在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这段经历使他成为富有才干的军事家和政务家。真可谓是“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18岁时，他单枪匹马回到马其顿，召集军队，招揽人才，他的实力逐步壮大，经过一番战争，统一了马其顿。公元前359年，他继承王位，历史上史称腓力二世。他在位期间，实施了多项改革，如巩固王权、消除部族首领的军事割据，为了壮大国家势力，推行富国强兵的改革。最值得称道的是，在军事上的改进。他在底比斯军队阵形的原有基础上，创立了以长矛盾牌为主兵器、攻防兼备的马其顿方阵。腓力二世进行完内部整顿后，瞄准战机，利用希腊城邦彼此倾轧削弱之时开始向希腊扩张，先后征服了伊利利亚、色雷斯，在壮大自己势力的同时，还稳定了后方。公元前349年，他挥师南下，攻打奥林托斯，开始把目标对准了希腊。他的这种野心已是路人皆知。
尽管有希腊城邦的援助，奥伦托斯沦陷的命运并未改变，希腊被迫与马其顿签订了《菲洛克拉底合约》，奥伦托斯正式归马其顿所有。
公元前340年，希腊为了阻止马其顿的疯狂行为，免于被沦为阶下囚的下场，以雅典为首的一些城邦联合起来，形成了反马其顿联盟。公元前338年，希腊盟军与马其顿大军交火于碦罗尼亚，希腊盟军没有挡住马其顿的疯狂进攻的步伐，马其顿大军挥师南下，直奔伯罗奔尼撒，希腊几乎被马其顿的铁蹄踏遍。第二年，马其顿大军开往科林斯，在那举行了“希腊会议”，当时除了斯巴达城邦，所有城邦都参加了，最终，马其顿与希腊签订了永久性同盟协议，保留了希腊本地的法律和秩序，并联合攻打波斯，最大的领导者自然是马其顿。
一个处于文化边缘，荒蛮、落后的小城邦，能够经过20多年的征战，成为希腊的霸主，证明腓力二世确实是个天才。可惜，公元前336年，腓力二世参加女儿婚礼的时候，被手下杀害了，享年46岁。无疑，腓力二世是一位有能力的卓越君主，这还体现在他对儿子亚历山大的培养上。他不惜排除万难，聘请亚里士多德为亚历山大的老师，教他哲学、科学、医学、艺术等方面的知识。为了让儿子能够驰骋沙场，他让亚历山大带兵打仗，年纪轻轻时就在军中树立了极高的威信，还在战争中培养了他的勇气和智慧，从而为地跨欧亚非的大帝国的诞生和威名远扬、光辉于世的亚历山大帝的出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腓力二世去世后，20岁的亚历山大即位。他很快平定了希腊城邦的起义，整合了希腊各邦的力量，为东征做好准备。
在东征之初，亚历山大做了这样一件事，当时让人匪夷所思，他把所有的土地、奴隶、畜群分给了其他人，部下不解问道：“陛下，您把所有的东西分光，把什么留给自己呢？”“希望！”亚历山大干脆利落地答道，“我把希望留给自己！它将给我带来无穷的财富！”随后，亚历山大怀着征服世界的希望，离开故土，踏上了千里迢迢的征程。
亚历山大为远征波斯找到了很好的借口：波斯人曾践踏过希腊圣地，又参与过对腓力二世的谋杀。公元前334年春天，亚历山大渡过达达尼尔海峡，开始了漫长的东征之战。这场战争持续了长达10年。
在东征过程中，亚历山大充分分析现状，看到了波斯帝国内部的腐败及国王大流士三世怯懦无能的弱点，果断下达命令，攻打波斯。在格拉尼科斯河畔击败波斯大军，迅速占领了广大地域。公元前333年，在伊苏斯战役中，亚历山大率军彻底击溃波斯军队，一鼓作气，继而向北非进攻。公元前332年，亚历山大率领部队到达埃及，不久就被拥立为法老（国王），在此蓄精养锐，最终在公元前330年摧毁波斯帝国。公元前327年至公元前325年，亚历山大企图吞占印度，占领印度西北部，士兵此时出现厌战，抵抗、不满情绪，没有办法，只好被迫回师。公元前323年命丧巴比伦。
通过多年征战，年轻的亚历山大凭借自己的政治才能和军事才能，建立了一个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庞大帝国，领土大体包括巴尔干半岛、埃及、印度西北部、中亚和西亚。他采用波斯中央集权的专制体制，起用波斯贵族，推行种族融合，鼓励将士与东方女子结婚，沿用波斯的宫廷礼仪，并在战略要地建立了一批以马其顿人和希腊人为主的要塞和城市（包括今埃及的亚历山大城）。亚历山大的东侵给当地人民造成了灾难，但也促进了希腊与亚非诸国的经济和文化交流。
亚历山大大帝病逝后，帝国立刻陷入分崩离析之中。从公元前323年亚历山大病逝到公元前30年，希腊化王朝托勒密王朝被罗马消灭，这期间的历史被称为希腊化时代。希腊化时代的结束，标志着古希腊文明史落下了帷幕。
秦始皇统一六国
春秋时期，秦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远不及其他的大国。公元前594年，鲁国完成“初税亩”改革，而秦国在186年后才开始施行“初租禾”改革。这就表明秦国的耕地管理和使用体制，落后先进国家将近200年。因为实力不够，秦国从来没有主持过任何盟会，所谓“春秋五霸”之一的秦穆公名不符实。
公元前359年，商鞅来到秦国，指导秦国实行变法，国力日益强盛的秦国已经不满足自己的版图，开始向中原扩张，只用了短短20年的时间就变成了数一数二的泱泱大国。自秦孝公开始，国君们都以“法”治国，对法家思想的治国理念深信不疑。依靠法家思想治国，几代秦王立下辉煌的武功，一次次印证着法家思想的强大。历代君王为此深感骄傲，他们只看到了法家思想为其奠定的疆土，全然不顾它的先天不足和后天缺陷，他们没有想到的是：法家治国理念是一柄难以控制的双刃剑，在拿着它走向胜利的同时也伤到了自己。
到了秦始皇统治的时期，他眼里只看到法治家思想治国的辉煌，而忽视那些同时存在的隐患。他将法家思想的功利目地发挥到极致，同时，也将其致命的缺陷发挥到极致，最后终于酿成了一场不可调和的社会矛盾和阶级矛盾。始皇一统天下，自称功德无量，业在千秋，但他永远都不会想到，自己打下来的天下只到了秦二世，就灰飞烟灭了，这完全是因为他太贪图功力，利用法家思想制造出的巨大恶果。
实际上，秦朝不是亡于二世，也不全是秦始皇一个人的过错，早在秦孝公和商鞅决定变法时，这一场灭国的恶果就种下了，商鞅的棺材被钉上了一枚铁钉，秦国的坟冢也就被钉死在那个朝代。纵观历史全局，人们对商鞅变法提出了客观公正的评价。多数人认为商鞅变法既为秦国带来了光明，也埋下了隐患。
秦国公元前356年开始施行改革。政治上废除“世卿世禄”，以功定爵，建立郡县，实行什伍制度，并借以国家政治和法令的手段实行土地私有，废井田、开阡陌，鼓励生产，统一度量衡。16年后，秦国大败魏国，赢取了其西河之地，从那时候起，秦国一步登天，变成了超级大国。这种翻天覆地的变化不异于今天一个非洲小国在很短的时间内极速成长为一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这也就难过秦国历代君主会将法家思想当作其国家的根本思想，同时，也奠定了法家思想的局限在秦国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主导地位。
此后的历代君王不会正视法家思想的弊端，反而将它的缺陷变本加厉地加以运用，于是一代代这样恶化下去，终于形成今天那个万恶如炮灰一般的秦始皇时期。
秦国君主权本就缺乏君主上的道义，而商鞅改革并没有有效改进君主制，而是将君主权变得更加绝对化。根据司马迁所写的《史记》中记述的事情：变法以来，有一次太子触犯了刑罚，商鞅为了惩处太子，找了他的老师来当替罪羊，最后在这位老师的脸上刺了字，后来又割下了另一个老师的鼻子。表面上看起来这是秦孝公为表改革决心的体现，实则掩藏了一个十分危险的讯号。
太子并没有实质性的触犯国君却仍然得到了惩罚，太子的老师又是贵族，古人常说：“刑不上大夫”，但却还是被施行暴行。这就可见，在秦朝国君的眼里，只有自己和自己的天下才是最金贵的，任何人都不能惹怒自己，否则等待他的就只能是残酷的刑罚。究其原因，完全是因为因为君主的权利膨胀，利欲熏心。
“得民心者得天下”一个国家只有有了万众民众的拥护和爱戴才有可能存在于这个世界，而其中民智是任何社会制度都无法控制住的，所谓的愚民政策到最后只能害了别人，也害了自己。当愚钝人民的目的达到时，秦国君主早已变成一个凡事自以为是的昏君；而一旦他们发现这目标还未实现，就会向百姓施压重刑，这就是为什么后来会有焚书坑儒这样丧尽天良的无耻行为。
商鞅从一开始就为秦朝的政治改革确立了基调，那就是以法施政。这里的法专指刑法，具体指的是轻罪重刑，重罪酷刑。
商鞅改革之所以能够帮助秦国迅速变得强大，主要是因为它的经济制度改革适时调整了生产关系，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但是用重刑酷刑作为贯彻政令的根本手段来进行改革，只适用于当前的社会环境，秦国错就错在竟然将这一项改革法则运用了百年之久。
秦国历代君主急功近利，根本无法将法家思想与当前的社会形势紧密结合起来，反而，他们把这项改革看成万世之法，一代又一代的缪传下去。
而这跟秦始皇本人分不开。始皇贪恋权势，时刻想着吞霸一方，别说是一个外人干政，就是自己的亲人犯错，他也一概不会饶恕。
总之，法家思想对秦朝强大和迅速消亡起着举重若轻的关键作用。不置可否，它的先进性直接带动秦国的速兴，但也因此更加使得历代君主只看到它的好处，忽视了它的消极作用，最终导致秦朝彻底的消亡。
高卢战争
公元前57年，恺撒率兵打败了居住在高卢北部的比尔及人，并从此进入纳尔维人地区，又同纳尔维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这时候，罗马的军队已经拥有了8个军团，两方在萨比斯河对峙起来。乘着罗马军队还没有及时立稳脚跟，纳尔维人首先发起了强烈地进攻，并且很快就将罗马人快速歼灭了。但是，罗马军队毕竟是经过训练的，所以面对拥有强烈攻势的敌人他们迅速进行了反击。最终，勇敢的纳尔维人由于没有作战策略，还是失败了，他们的军队损失惨重，死了500多个长老，5万多个小兵。就连匆匆赶来支援他们的战友，看到纳尔维人败局已定，就急忙撤退回去了。但是恺撒仍然率领众将士攻破他们的城池，俘虏了5万多的奴隶。
公元前56年，恺撒的副帅小克拉苏率领军队攻打阿奎丹地区，大获全胜，彻底将高卢这块最富饶的地区并入罗马版图。
公元前55年，恺撒又对两支日耳曼人马西彼得斯人和登克德里人发功了战争，原因是这两支军队侵入高卢门比奈人的地区。
至于为什么这两支日耳曼人会被迫来到高卢地区，原因则是因为他们受到了苏威皮人的侵扰。原本，门比奈人常年居住在莱茵河的两岸，但由于日耳曼人的入侵，他们只好来到河西驻防，想要阻止日耳曼人过河。在经过多次渡河失败以后，日耳曼人佯装退却，3天之后突然调转了方向，朝着莱茵河岸扑来。由于这次出击十分迅速且出人意料，他们很快就将束手无策地门比奈人杀了个精光，获得成果是夺得了他们的船只和粮食，并抢占了他们的家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