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肩负朝廷希望的李鸿章，在用人上，老乡观念极重，“安徽帮”一度占据淮军各个军中要位。当时流传着这样一个顺口溜：“只要会说合肥话，马上就把长枪挎；只要认识李鸿章，长枪马上换短枪。”甲午海战中，在北洋海军的实力比日军海军还强的情况下，居然落得个大败而归、全军覆亡的命运，这其中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淮军“董事长”李鸿章任人唯亲的用人政策上。当时，凡想要做官，或已经做官而想升官的人，大都要走李的门路。如果不是甲午战争的一声炮响，这种局面很可能还会维持下去。
1894年，日本侵略者的隆隆炮声，打破了清政府和李鸿章的黄粱美梦。在这场战争中，一向为人瞧不起的蕞尔小国日本，迅速占领了大清帝国的藩属国朝鲜，并将战火燃烧到中国的领土上。在与日军的较量中，陆路方面，湘军、淮军溃败千里；海洋方面，自以为不可一世的北洋海军全军覆灭。一时，湘淮同悲，除了同日本议和，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外，清政府已经没有了任何砝码。
时局的发展，急需一个新的强人出来重建国家的军队。这个机遇真是千古难寻。谁抓住这个机遇，谁就会取代李鸿章成为清政府日后重要的领军人物。
谁会有这样操纵机遇的本领？
谁会成为这个机遇的幸运儿？
举朝上下，一切野心家都在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机不可失
胡奉旨建军
湘淮军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使朝野上下一致认识到，勇营制度已经不可复用，只有与西方接轨，赶紧编练出一支具有近代化水平的作战部队，或许才可挽救危机于一二。
出于迎合形势，两江总督张之洞、时任顺天府尹胡燏棻，先后上书，要求朝廷弃旧练新，重建中国的军事力量；德国军官汉纳根也向督办军务处递上他的《练兵节略》，建议清政府甩开旧军，编练一支西式化的新军，直接隶属于中央政府。在这种形势下，一个前所未有的机遇已经开始降临。
起初，清政府把选练新式陆军重任委托给了此时已经担任广西按察使兼长芦运司的胡燏棻。
胡燏棻，字芸楣，素以谈洋务闻名于晚清政界，曾向朝廷上疏论变法自强之事，是李鸿章十分赏识的一个淮系官僚。据丁士源《梅楞章京笔记》一书记载，胡燏棻曾托好友王修植代拟练兵条陈。王修植是浙江定海人，光绪十六年（1890年）进士，翰林院编修，时任直隶候补道，受李鸿章委托办理北洋水师学堂，后任北洋大学堂总办、定武军营务处帮办等职。他为人文思敏捷，对用西法练兵颇有研究。当胡燏棻向他索要新式练兵计划报告书时，他曾写有两稿，一稿以英国公使的练兵说帖为蓝本，一稿则在前稿基础上加以文字润色而成；最终，王修植对后一稿更为满意，就将它交给了胡燏棻，胡燏棻则以此呈递督办军务处王大臣，因此才有了朝廷委任他编练新军之事。
1894年冬，胡燏棻选择旧日淮系盛军驻地天津马厂作为练兵的基地，会同德国教练汉纳根筹建新式陆军。1895年，练兵的基地又从马厂转移到小站，开始了所谓的“小站练兵”。
小站位于天津东南70里的新农镇。淮军曾在该地驻军20多年。胡燏棻在小站自行招募兵员，从组织、训练到武器装备全部仿照西法，建立了10个营，号称定武军，其中包括步队、炮队、马队、工程队4个兵种，共4750人，形成了一支与往日淮军不同的军队。可是，胡燏棻虽然喜谈洋务，并且得到了建立新军的权力，但他毕竟是一介书生，在朝中也并无根基，实践证明，他没有能力和运气来充分地享受这个重大机遇给他带来的短暂快感。
袁世凯盯上了这个项目
在胡燏棻开始组建新军的前后，袁世凯也盯上了这个练兵的项目。
在朝鲜前线连续摸爬滚打了12年的袁世凯，凭借他在一线成功失败的经验阅历，早就深深地懂得了抓军权、拥有属于自己军事力量的重要性。
袁世凯深知，他早年在朝鲜之所以做事顺心如意，全在于他身后有吴长庆的军队在做他的坚强后盾。后来他虽然得到李鸿章和清政府的加官晋爵，甚至将朝鲜事务完全托付给他，但因为中法战争西南前线战事吃紧，庆军主力被调回国，袁世凯虽然豪气干云，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了军队做他的后盾，他在此后朝鲜的外交斗争中就时时感到捉襟见肘，力不从心。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湘、淮军退出了国家的政治舞台，清政府正需要新的军事支柱来支撑，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袁世凯凭借他的眼光和敏锐的第六感觉，嗅到这个机会对他此后仕途通达的重要性。对于喜爱军事、雄心勃勃、正要捕捉时机大干一场的袁世凯，这个机会他焉能不全力夺取？
袁世凯以他在朝鲜的练兵经历深知，甲午战争中国之所以惨败于日本，其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没有一支强大的现代化陆军。湘、淮军暮气沉沉，距离世界一流军事水平相差太远。要想振兴中国的军事，走西方的道路，建立一种新式军队已成为大势所趋。可是，环顾国内四周，懂得西式练兵的人才寥寥无几。真正认识到这个重要性的官僚重臣也不多，更不要说懂得编练新式军队的难度和复杂的程度了。要不，胡燏棻也不可能如此容易就得到了清政府编练新军的授权。
对于清廷已经将编练新军授权给胡燏棻一事，袁世凯并不担心，也没有感到气馁。胡燏棻虽然获得了建立新军的特权，但袁世凯了解到，胡燏棻这个老官僚，虽然口头上奢谈洋务，但基本上对洋务一窍不通，对于编练新式军队，并没有任何实际的经验，不是一个能成大事的人物，何况，清廷还意存观望，督办军务处也没有多大实际上的步骤。
不过，对于能否将新建陆军的创建权攘夺到手，袁世凯一开始并没有多大的把握。他自从卸职朝鲜交涉通商大臣回国后，就只剩下了一个浙江温州道员的身份，充其量也就是一个具有厅局级身份的投闲官僚。此时赏识他的李鸿章也已经落魄赋闲，而督办军务处也并没有自己的靠山，要想夺得这个重大项目，看来前途荆棘丛生。但是，袁世凯并没有感到绝望，这个年轻人似乎不是轻易就认输的人。
先前，甲午战争爆发前夕，袁世凯奉调回国，清廷原打算要他尽快进京觐见，以便了解中日这次战争前的一些细节情况，但为李鸿章所阻。李鸿章将他派往前线，负责办理转运军需粮秣事宜。战争结束后，袁世凯销差回到天津，已经过去了一年。此时，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已经是王文韶，李鸿章则仍在天津办理《马关条约》的善后，其幕府也尚未遣散。袁世凯此时的身份是实授的道员，拥有浙江温处道的职衔。战时的差使既已结束，他如果愿意，即可申请赴任，去浙江做个安稳太平的地方官，完全可以置身于大败后的残局之外，落得个逍遥自在。但袁世凯如果前去浙江赴任就不是他袁世凯了。此时，他满脑子想的都是如何取得这个清政府眼下十分重视的西法练兵的权力，所以，他宁可在天津闲待着，也无意去浙江赴任道台之职。常言道，性格决定命运。袁世凯骨子里是一个不安分的人，况且，以他的心胸抱负，一个小小的地方芝麻官，他也许根本就没有看在眼里。退一万步讲，即使他最终没有成功，没能从胡燏棻手中夺取新建陆军的创建权，他这个厅局级别的身份不是照样没丢吗？
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
既然决心已定，袁世凯说干就干。剩下的事情，就是如何精心筹划进行这件大事了。
这一时期的袁世凯，表面上无所事事，其实他正在为实现自己的计划做着积极的准备工作。
袁世凯深知，要想得到西法练兵权，首先就要懂得西方兵典，起码要成为一个西方军事学的半吊子专家。袁世凯虽然精通兵书，但那都是中国古代军事家的著作，他对用西法练兵虽然有些感性上的认识，可由于不通外语，对于书本上系统的西方军事学理论、条例、操典等知识，还是十分的欠缺。
但这难不倒袁世凯。
当时，清廷已委派胡燏棻在天津小站以西法编练新军十营，称为定武军。胡的编练方法取自前面提到过的汉纳根，还吸收王修植总结的英国方面的经验。袁世凯在关外办理后勤期间，就已认识到抓取西法练兵权力对于他此后前途的重要性。他没有科举及第之名，朝中也无引荐的大臣。要想前途辉煌，自己就要做命运的主人。但当时因为战事，他既无时间，也无条件钻研西法兵典。回到天津后，听说王修植搞过这么一份东西，胡燏棻就是因为拥有它才得到这项美差，也就千方百计想得到它。恰好，王修植此时正在北洋王文韶幕府供职，袁世凯遂想方设法，下力气结交，向王请教，努力弥补自己对西法兵操了解的不足。
袁世凯在朝鲜外交界折冲樽俎已经有12年之久，对官场上各种人物的心理自然有着透彻的了解。他没有科举功名，在当时尽管已是三品的高官，但因不是正途出身，在王修植这类翰林、进士的眼中仍然受到轻视；甲午战争后的舆论也对他不利，清流派中不少人认为他对战争的爆发负有责任，更有人认为他临战脱逃，是个胆小鬼，王修植就持这样的观点。对他人的轻视、疏远，袁世凯并不在意，因为他有着自己的想法，反而加倍谨慎和大气。
当时的晚清官场，腐败成风，达官贵人们显摆自己的一种休闲方式，就是到妓院吃花酒冶游。王修植虽是一介文人，也少不了这个缺点。但他官职不高，收入有限，不能常请朋友吃花酒，不免渐渐就有自卑之感。袁世凯就从他的这一弱点下手，利用他从朝鲜聚敛来的银子，放手施展其拉拢逢迎的本领，使出挥金如土的手段，很快就摆平了这个高傲的文人。为了让王修植全心尽力为他做事，袁世凯还与他结为拜把子兄弟，常常在钱财上接济他，在生活上关心他。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短。时间一长，王修植就渐渐感到过意不去。这也印证了人心是肉长的，文人的脸皮太薄的道理。待王修植与袁世凯的交情渐入佳境的时候，袁世凯就求王修植也为他代拟一份练兵条陈。
王修植答应后，就把以前所著的关于英国军队的编练一稿拿来给了袁世凯。袁世凯得到后，奉若至宝，朝夕诵读，仔细揣摩，所以很快就了解和掌握了西法练兵的一些要点。结合自己在朝鲜为朝鲜王室编练新军的经验，他总结出了一些心得体会，决定仿效当时世界上陆军最强的德国，结合湘、淮军的建军经验，建立中国自己的军队。
接下来，第二步，袁世凯所需要的就是进京游说主持朝政的政要，使其关于创建新式军队的见解能够上达并被朝廷接纳，以实现自己编练新建陆军的愿望。
袁世凯西法练兵的计划能否实现的关键，取决于他的建议和计划能否得到督办军务处王大臣们的重视和采纳。
督办军务处的成立缘于甲午战争。
1894年11月2日，鉴于清军对日作战不利，光绪皇帝下旨命恭亲王奕訢、庆亲王奕劻、翁同龢、李鸿藻、荣禄、长麟等人组成督办军务处，其作用相当于今天的总参谋部。这表明，光绪皇帝对李鸿章十分不满，他想亲自过问战事。此后一段时间，督办军务处就成为清政府决定军事事务的最高权力机关。
在督办军务处，恭亲王奕訢已经赋闲10年，暮气已深。庆亲王奕劻虽然是慈禧太后的人，但是不懂军事。真正起重要作用的主要是翁、李、荣三人。翁同龢是光绪皇帝的老师，最受光绪皇帝的信任和倚重；李鸿藻是三朝老臣，清流派的领袖，有影响舆论的力量；荣禄则是慈禧太后的亲信，当时虽只是个步军统领，却是慈禧派在督办军务处的心腹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