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静雪在《我的父亲袁世凯》一文中曾经这样写道：
《顺天时报》是当时在北京销行数量比较多的日本人所办的汉文报纸。我父亲平时在公余之暇，总是专门看它。这大概由于它是日本人办的报。可是，也就是因为这个缘由，才使他受了假版《顺天时报》的欺骗而毫不自知。假版《顺天时报》，是大哥纠合一班人……搞出来的。不但我父亲看的是假版，就是我们家里别人所看的，也同样都是假版。大哥使我们一家人和真实的消息隔绝了开来。有一天，我的一个丫头要回家去探望她的父亲，我当时是最爱吃黑皮的五香酥蚕豆的，便让她买一些带回来吃。第二天，这个丫头买来了一大包。是用整张的《顺天时报》包着带回来的。我在吃蚕豆的时候，无意中看到这张前几天的报纸，竟然和我们平时所看到的《顺天时报》的论调不同，就赶忙寻着同一天的报纸来查对，结果发现日期相同，而内容很多都不一样。我当时觉得非常奇怪，便找二哥。问是怎么回事？二哥说，他在外边早已看见和府里不同的《顺天时报》了，只是不敢对我父亲说明。他接着便问我：“你敢不敢说？”我说：“我敢。”等到当天晚上，我便把这张真的《顺天时报》拿给了我父亲。我父亲看了之后，便问从哪里弄来的，我便照实说了。我父亲当时眉头紧皱，没有任何表示，只说了一句：“去玩去吧。”第二天早晨，他把大哥找了来，及至问明是他捣的鬼，我父亲气愤已极，就在大哥跪着求饶的声音中，用皮鞭子把大哥打了一顿，一边打，一边还骂他“欺父误国”。大哥给人的印象是，平素最能孝顺父母，所以他在我父亲面前的信用也最好。我父亲时常让他代表自己和各方面联系。可是从这以后，我父亲见着他就有气，无论他说些什么，我父亲总是面孔一板，从鼻子里发出“哼”的一声，不再和他多说什么话，以表示对他的不信任。
自己的儿子尚且如此，手下官员的欺蒙之事就更可想而知了，更难得向他讲真话。所以，袁世凯满耳朵听到的都是想要听到的话，在这种错误信息基础上所做出的决策，偏离了实际情况，当然会导致失败。
第三，袁世凯之所以要复辟帝制，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受到群小包围的缘故。其中，影响袁世凯最大的人当属杨度。杨度曾留学日本，学习政法，为袁世凯、张之洞所器重，被保荐到宪政编查馆，官职四品。杨度扬扬得意，但不久袁世凯被贬，张之洞去世，他的仕途前景也就暗淡下来。杨度主张君主立宪，但辛亥革命后中国走上了民主共和道路，他自恃虽满腹经纶，才华横溢，却无处施展。杨度极为关注中国政治走向，袁世凯以果敢手段扼杀共和制度，确立起专制集权政治，他从中嗅到了帝王的气息，心想自己从老师王闿运那里学到的帝王之术将有用武之地了。他慧眼独识，很早就把目标锁定在了袁世凯之子袁克定身上。若能够帮助袁克定开创基业，自己就成了房玄龄、杜如晦一类的人物，青史留名，有多好啊！有了这样的想法，杨度就开始阿谀袁克定，称他是“当代秦王李世民”，他怂恿袁世凯称帝，为的是袁克定，而不是袁世凯。杨度在民初一直没有受到袁世凯的重用，他是不甘心的，于是他把赌注投向了袁克定，梦想以辅佐之功做一朝宰辅。有了杨度的怂恿，袁克定促父亲反水的步伐当然大大加快。
第四，袁世凯所以决心帝制，显然也是上了列强欺骗的大当。袁世凯在儿子愚弄、群小包围下滋生了帝制的念头。但是，他敢于将这个念头付诸实施，显然，是得到了列强的鼓励。正如阎锡山所分析的，列强之所以鼓动袁世凯称帝，其“意在促中国于分崩离析，永陷贫弱落后之境地，以保持其在中国之利益与东亚之霸权及瓜分中国的阴谋”。最初，德、英、日、美诸国皆积极向袁世凯抛去橄榄枝，声言支持他的帝制事业。可是，当袁世凯帝制行动的锣鼓敲响之后，列强看到中国内乱将起，可能会危及他们在中国的利益，立刻联合加以警告。以日本为例，在帝制运动进入高潮时，日本内阁指示驻华领事馆静观发展，不予表态；而在内里，大隈首相则密告中国公使陆宗舆给袁世凯带话：如果袁诚意联日，日本会努力予以援助。由于没能得到袁的回应，日本内阁遂于10月内阁会议中议决干涉袁世凯的帝制活动。在袁世凯接受皇帝推戴书后的第三天，日本联络英、俄、法、意五国公使联合向中国外交部提出警告，要求暂缓改行帝制，但袁世凯未予理会。护国战争爆发后，日本自1916年1月起，由参谋本部次长田中义一、第二部部长福田稚太郎少将和外务省政务局长小池张造每周聚会一次，研究对华政策。同时，派出参谋本部高级特务青木宣纯中将，以“考察时政”的名义前往上海，实际上是日本联络策动中国各派反袁势力的总情报官和总联络官。他于1月26日抵沪后，次日即会见了梁启超，商讨反袁事宜。护国战争爆发前后，蔡锷、梁启超及海外流亡的孙文、岑春煊、黄兴等人的活动均有日本人的参与，如蔡锷假道日本南下赴滇，一路上就有多名日本特务跟随保护；又如协助梁启超南下策动广西独立，也是青木宣纯一手做出的安排，用随同梁启超赴广西的黄溯初的话说，此行“因事前与日本当道预有接洽，故到处得到日本人的帮助，否则会被香港或海防政府捉将官里去了”。
在外交层面上，日本先是拒绝袁世凯的特使周自齐赴日参加天皇加冕典礼，故意羞辱袁世凯。随后又以内阁名义“严重警告”袁政府，再次要求延缓帝制，否则实力干涉。3月7日，日本内阁会议决定乘中国内乱之机，确立对华霸权，推翻袁世凯；承认中国南北两军为交战团体，默许日本国民援助南军。开始公开与袁为敌了。
至于流亡海外的原国民党人，除黄兴一派的李烈钧、李根源等先期潜回云南，附庸蔡锷，参与了护国战争而外，困处日本的中华革命党人，虽然看到这是倒袁的大好机会，但限于财力，难有作为。中山其时焦灼不已，每日奔走于日本朝野政要之门，奋力告帮，但收效甚微。面对国内党人纷纷来电要求接济饷械的电文，孙中山曾于云南发难之初致电上海机关，告以“吾党当力图万全而后动”。直到日本内阁做出支持倒袁的决策，孙中山的窘境才有了转机。3月7日，日本阁议倒袁。3月8日，孙中山就从日本财阀久原房之助那里得到了第一笔20万元的借款，此后两个月内，久原陆续向中山提供了总计140万元。此外，久原还借给袁世凯的老对头岑春煊100万元，让他招兵买马拉队伍。还资助北方的肃亲王等宗社党人搞满蒙独立等。好在护国战争的主流出自进步党和立宪派，并非日本之阴谋主使，否则这场战争在历史上就难逃负面的评价与责难了。
第五，袁世凯之所以敢在帝制的道路上走下去，与他的迷信及传子思想，也有着一定的关系。
袁静雪说：
我父亲是有迷信思想的，他既相信批八字，也相信风水之说。有人给我父亲批过八字，说他的命“贵不可言”。还听得说，我们项城老家的坟地，一边是龙，一边是凤。龙凤相配，主我家应该出一代帝王。这些说法，无疑地会使我父亲的思想受到影响。他之所以“洪宪称帝”，未始不是想借此来“应天承运”吧。
但是，光有帝王思想仍不足以解释袁世凯何以敢行险侥幸，其实，最终的病根还是出在袁世凯的迷信心理上。正是这种迷信心理，促成了他的失败和死亡。袁世凯晚年最常念叨的话就是：我家几代人没有长寿的，我年近五旬，没有几年活头了，当皇帝对我没有什么意义，云云。一般史家常常把这当作袁世凯的欺人之谈而加以忽略，殊不知这恰恰是索解袁世凯帝制自为的钥匙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