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水浒传》是一部男人的戏。在《水浒传》故事里，女性只是起了一个穿针引线的作用。而《水浒传》里稍费笔墨描写的女性，又大多是“淫妇”、“荡妇”或其他不良的形象。这既与作者对女性的态度有很大的关系，也与作者所处的封建统治时代有关。在男权社会中，女人是没有什么社会地位的。我们在《水浒传》中可以看到女性有时候就像是物品一样被男人轻易处理掉了。这一点，恐怕连作者本人都没有意识到。尽管如此，《水浒传》中还是出现了少数几个具有正面形象的女性。本章主要用现代的眼光，以全新的视角，重新审视这些女性。另外，水浒一百零八将中也有三位女将，但她们已被男性化了，并且上文也有论述，故不再述及。
潘金莲是“淫妇”吗？
潘金莲是《水浒传》为数不多的女性中用笔墨最多的一个人物，由于在《水浒传》中对潘金莲偷情杀夫等情节淋漓尽致的刻画，潘金莲也在后世读者心目中树立起了“淫妇”这一形象，时至今日，人们仍爱用“潘金莲”来喻指那些对丈夫不忠的女人。潘金莲真的就是一个“淫妇”吗？也许，是到了为潘金莲翻案的时候了。
小说中，潘金莲一出场，作者便给她涂抹上了十分光彩的一笔。潘金莲原是清河县一大户人家的使女，年方二十出头，颇有些颜色。老而好色的大户要收她做通房丫头，潘金莲不肯，大户不放，又要纠缠她，所以潘金莲只好告诉了主人婆，意下不肯依从。寥寥数笔，却写出了一个有尊严、有性格的女性形象。
大户不能如愿，遂记恨于心，出于报复将她嫁给了一个身不满五尺，面目丑陋，头脑可笑的“三寸丁谷树皮”武大郎。而且不要武大一文钱，反倒赔了些嫁妆，就白白的嫁给他了。武大与潘金莲，真是乌鸡配上了金凤凰，这种强烈的反差会令所有的人都感到不适。就连西门庆得知潘金莲是武大的娘子时，也笑得前仰后合，还十分痛心地说：“好一块羊肉，怎地落到狗口里！”
那么藩金莲到底是一块怎样的“好羊肉”呢？原著第二十四回“王婆贪贿说风情，郓哥不忿闹茶肆”是这样描述潘金莲的：“眉似初春柳叶，常含着雨恨云愁：脸如三月桃花，暗藏着风情月意。纤腰袅娜，拘束得燕懒莺慵；檀口轻盈，勾引得蜂狂蝶乱。玉貌妖娆花解语，芳容窈窕玉生香。”
不管作者以怎样的笔调、语气进行描绘，都不能否认潘金莲是个貌美如花的女子。而武大郎呢？却是一个身不满五尺，面目丑陋，头脑可笑的“三寸丁谷树皮”。潘金莲嫁给武大郎，这种婚烟本身就是不协调、不般配的。潘金莲的内心感受注定是痛苦的、哀伤的，可又无法抗拒和诉说。试想一下，如果潘金莲嫁的不是武大郎而只是一个平常的人，她的生活也应该是幸福的，她也会知足的，她也绝不会到外面去招蜂引蝶。说不定潘金莲还会成为一名贞妇烈女，这从她反抗大户的威逼中就可以看出。
在那个封建社会，潘金莲也许只能“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可潘金莲偏不，她不是一个向命运低头的女性，她显然不会满足于这种没有爱情基础的婚姻，她一定有过许多“非份”的想法，所以书里说“这婆娘倒诸般好，为头的爱偷汉子。”正因为如此，才引得一班狂蜂浪蝶在她家门前挑逗。武大在清河县安身不牢，只好把家搬到了阳谷县。家是搬走了，可是潘金莲的思春之心会因为换了一个环境而归于沉寂吗？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女子，感情世界绝对不会单调、贫乏，对爱情的渴望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果然在遇到英气逼人的武松后，她的心扉又被撞击开了。当她得知武松未曾婚配时，当时就想：“不想一段因缘却在这里！”但武松不是轻薄之人，更嫌她是自己的嫂嫂，又怎可动非份之想？在挑逗武松被拒绝后，爱心涌动的她不愿压抑自己的感情和欲望，这时西门庆又乘隙而入，这才有了和西门庆的奸情。当风流倜傥的西门大官人向她大献殷勤、表情达意时，潘金莲焉能无动于衷？对爱的渴望，使她很自然地投进了西门庆这个情场老手的怀抱，使自己的渴望之情得到些许满足。
潘金莲和西门庆通奸，应当属于道德范畴，应该受到道德的谴责。但她并没有犯罪！但是，当她和西门庆、王婆合谋，下砒霜毒死武大郎，“骑在武大身上，把手紧紧地按住被角，那里肯放松宽”时，就完全质变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杀人犯，最后落了个身首异处的可悲结局。
所以说，从生命质量考虑，从人性本身着眼，潘金莲悲惨的命运的确令人同情。从今天的观点看，除了杀夫这一刑事犯罪行为，潘金莲的作为似乎无可厚非。因此，潘金莲所谓的“淫妇”形象也该一洗了之了。
阎婆惜为何敲诈宋江？
阎婆惜的父亲是个卖唱的，属于社会三教九流中最卑贱的一层。《水浒传》第二十一回“虔婆醉打唐牛儿，宋江怒杀阎婆惜”中是这样介绍的：“从东京来，不是这里人家”。“他那女儿婆惜也会唱诸般耍令。年方一十八岁，颇有些颜色”，“在东京时，只去行院人家串，那一个行院不爱他”。对阎婆惜的出身、长相、从事的职业都做了简单的介绍。
也是阎婆惜命苦，跟随父亲在山东投亲不着，“不想这里的人不喜风流宴乐，因此不能过活”。日子本来就艰难，不想阎父又染时疫而亡，得到宋江资助后，将他认作恩人，“做驴做马报答押司”。于是，经母亲撮合婆惜便做了宋江的外室。
尽管出身微贱，阎婆惜毕竟是从东京妓院出来的，是见过世面的人。她对宋江并不满意，这才有了和张文远的苟合。为什么这样说呢？原因其实也很简单。
第一，阎婆惜和宋江在一起，除了被宋江养活糊口外，别无所得。她根本进不了宋家，成不了宋江的妻子，甚至连妾也算不上。阎婆惜在无名无分的情况下，没必要死心塌地地守着宋江。她还得有个依靠，有个最后的归宿。
第二，宋江其貌不扬，甚至有些杀风景。“黑三郎”宋江貌不出众，有几分颜色的阎婆惜怎么可能看得上这么一个人，并与之长期厮守呢？
第三，宋江人在郓城却心系江湖，有他的奋斗目标和人生追求。也许刚开始时，宋江对阎婆惜还有激情，但时间一长，难免失去热情，甚至厌倦，于是宋江“只爱学使枪棒，于女色上不十分要紧”，“向后渐渐来得慢了”，从而冷落了阎婆惜。总之，宋江不能给阎婆惜的太多，而张文远的出现，让失落的阎婆惜有了些许安慰。也许，在阎婆惜的心里早就有了脱离宋江束缚的念头。然而，虽有此想法，却苦于现实无情，离开了宋江，阎婆惜又能去哪里呢？
然而，机会终于出现了，她无意中获得了晁盖等人写给宋江的感谢信，阎婆惜立刻看出这是摆脱宋江的束缚和安定以后生活的最好机会。于是，她鼓起勇气做出了大胆的决定：敲诈宋江。
敲诈一点金子不要紧，还扬言要立马给钱，不然拿着书信去公厅告官。从阎婆惜的话中可以看出她很有些小聪明。看惯了曲本的小女子知道“公人见钱，如蝇子见血”，没有将送来的金子退回的一般规律，也知道“歇三日却问你讨金子，正是‘棺材出了讨挽歌钱’”，要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她害怕退回书信宋江再也不会承认，因为在郓城县，宋江的话更容易被人相信。或许，此时的阎婆惜正在憧憬，等拿到金子，立刻回到东京，盘个店铺，招个郎君过小日子呢！可惜，她对宋江一点也不了解，她以为宋江是什么人，和反贼相通是什么罪，其中的分量她不知道吗？以此要挟，打中的正是宋江的要害。她偏要以报官逼迫，宋江能忍受得了吗？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宋江已经到了无路可退之地，要么你死，要么我亡。实际上是她逼宋江杀了自己的。特别是她那声“黑三郎杀人也”更加不明智，正好“提起宋江这个念头来，那一肚皮气正没处出。”结果落了个“七魄悠悠，已赴森罗殿上；三魂渺渺，应归枉死城中。”
潘巧云罪该至死吗？
和潘金莲、阎婆惜一样，潘巧云也出身低微，第四十四回“锦豹子小径逢戴宗，病关索长街遇石秀”中，潘巧云之父潘公云：“老汉原是屠户出身，只因年老做不得了。只有这个女婿，他又自一身入官府差遣，因此撇下这行衣饭。”潘巧云呢？“先嫁了一个吏员，是蓟州人，唤作王押司，两年前身故了，方才晚嫁得杨雄，未及一年夫妻。”
出身低微的潘巧云个人命运更苦，初嫁丧夫，再嫁仍未享受到爱情的幸福。杨雄是“两院押狱，兼充市曹行刑刽子手”，公务繁冗，“一个月倒有二十来日当牢上宿”，尤其是杨雄其人“心思亦不在女人身上”。嫁个这样的丈夫，拥有这样的家庭，对潘巧云而言，哪有幸福可言。她心里的苦衷，不难想象。在这种情况下，潘巧云主动勾搭和尚裴如海，主动设定计策，寻找感情依托似乎也是不难理解的。
身处封建礼法的重重制约下，潘巧云不可能东走西窜，有机会结识其他异性。在她的活动范围里，所能认识的便是“结拜潘公做干爷”的花心和尚裴如海。恰好这裴如海又对她倾慕已久，诚如裴如海所言：“我把娘子十分爱幕，我为你下了两年心路。今日娘子难得到此，这个机会作成小僧则个！”一个干柴，一个烈火，相撞怎能不燃？两人私通之后。潘巧云自觉行事，安排和裴如海约会，“因此快活偷养和尚戏耍。自此往来，将近一月有余。这和尚也来了十数遍。”
石秀发现了奸情，告诉了杨雄，潘巧云为了自保，假惺惺在杨雄面前诬陷石秀。且看她是怎样对杨雄说的：“自从你认义了这个石秀家来，初时也好，身后看看放出刺来。见你不归时，时常看了我说道：‘哥哥今日又不来，嫂嫂自睡也好冷落。’我只不睬他，不是一日了。这个且休说。昨日早晨，我在厨房洗脖颈，这厮从后走出来，看见没人，从背后伸只手来摸索我胸前道：‘嫂嫂，你有孕也无？’被我打脱了手。”潘巧云这一说，杨雄能不火冒三丈吗？第二天，就把石秀赶走了。
石秀被杨雄赶走，心里的愤恨自然难消，下决心要把事情搞个水落石出，一方面洗刷自己，另一方面为了结义之情。果然，他弄清了事情真相，先杀了报讯的头陀。再杀了淫僧裴如海。裴如海作为出家之人，应绝七情，灭六欲，可他却淫心不死，以色情之事为乐，结果被发现奸情的“拼命三郎”石秀给宰了。裴如海终被石秀所杀，亦合情理。只是也搭上了那个报讯头陀的性命。
事情到此本该就了结了，可石秀却不依不饶非要设计将潘巧云哄骗到翠屏山上，让潘巧云自己说出奸情，然后怂恿杨雄杀了潘巧云。杨雄杀潘巧云的确够狠毒，够残忍，如书中所云：“杨雄指着骂道：‘你这贼贱人，我一时间误听不明，险些被你瞒过了！一者坏了我兄弟情分，二乃久后必然被你害了性命。不如我今日先下手为强。我想你这婆娘心肝五脏怎地生着，我且看一看！’”杨雄骂完，随即“一刀从心窝里直割到小肚子下，取出心肝五脏，挂在松树上。杨雄又将这妇人七事件分开了，却将头面衣服都拴在包裹里了。”
潘巧云之死，来自三方面的原因。
其一是在石秀。在石秀看来，潘巧云与裴如海私通，就已是罪不容恕，更何况还对自己诬陷，更是罪该万死。为了一泄心头之恨，他先杀了裴如海，进而唆使杨雄杀了潘巧云。
其二是在自己本身。作为有夫之妇，岂可与和尚通奸？何况自己的丈夫“十分豪杰，却又好汉”，比不得潘金莲的武大郎，没有半点男人味，所以才与人勾搭成奸。更何况她也十分清楚，自己的丈夫不是好惹的，绝不是武大这样的懦弱之辈，这无异于“大虫口里倒涎”。事情迟早是会暴露的，为了贪得一时之欢，却害了自家性命，也不值得。
其三是在杨雄。上面说了杨雄乃是一豪杰，岂可容忍自己的老婆去偷人？在江湖上混是很注重名节的，既然自己老婆的事已被人知晓，如果视而不见，岂不是成了缩头乌龟，这只会被江湖豪杰们耻笑，以后还有什么脸面在江湖上行走？只有一刀杀之，而且要杀得酣畅淋漓，手段残忍狠毒，才能挽回一点江湖豪杰的脸面，才能不失“做个好男子”。
但是，潘巧云也有可恕之处，罪不至死。
其一也是在石秀。有句话叫“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对于潘巧云为了自保而对自己的诬陷，石秀完全可以拍拍屁股走人，事实总归是事实，总有真相大白的那一天。到时候，杨雄自然会心知肚明，和自己重续兄弟之情。况且已杀裴如海，连伤两命，既洗刷了自己的清白，又对潘巧云是个警醒，事情到此也该结束了，何必要对一个妇人，穷追不舍，还要下此毒手，方泄心头之恨？既使有仇恨，也罪不至死，何况她还是自己的嫂嫂。做人总得要有点怜悯之心，观其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仗义行为，绝不是一个无情无义之人，而且起初他也只是要杨雄将潘巧云诱至翠屏山对质，“把这是非都对得明白了，许与一纸休书，弃了这妇人。”怎么后来反倒还要怂恿杨雄对一个妇人去下毒手？
其二也在潘巧云。潘巧云毕竟是一年青女子，虽然嫁得一个豪杰般的丈夫，表面光鲜，实际却少有夫妻之事，当她看到和尚时就欲火难抑，她对情欲的饥渴是可想而知的。她的本性受到了压抑，而和尚的出现为她的发泄找到了出口。但当她闻知和尚被杀，自不敢说，只是心里暗暗叫苦，是谁杀了和尚，她心里想必也是十分清楚的。此时，她应该是既后悔又害怕，既然奸夫已被杀，对潘巧云也是一个严重警告，她今后也断不敢有半点非份之想了，恪守妇道才是份内之事。如果杨雄对她一纸休书，她也不会为自己有半点辩护，毕竟问心有愧，这总比丢掉自家性命要强。
其三也在杨雄。自己不爱潘巧云，却又把她当作自己的私有财产、附属品来对待，不允许任何人来侵犯。他认为这样是对自己尊严的伤害，是有损脸面的丑事。所以，当潘巧云诬陷石秀时，他一气之下赶走了石秀：当得知事情真相后，手刃并肢解了潘巧云。杨雄此举，也许解了心中的怒气，但他却忽视了一点，他忽视了潘巧云也是一个独立的、有感情的人。他不会想到自己对妻子付出了多少，更想不到妻子背叛自己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潘巧云红杏出墙，自然有悖道德，但杨雄就没有责任吗？不该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吗？不应该自责吗？也许是人物所处的时代不同，有其认识的局限吧。从今天的角度看，杨雄是该反思的，是该负一定责任的。
悲情娘子贾氏
卢俊义之妻贾氏是一个多情而又胆小怕事的人。
说贾氏多情，是她和管家李固的私通；说她胆小怕事，是她安于平稳的生活，怕出现意外。对于一个女人来说，希望平平安安地生活这并没有错。卢俊义准备去泰安州时，贾氏就说过这样的话：“自古道：出外一里，不如屋里。休听那算命的胡说，撇下海阔一个家业，担惊受怕，去虎穴龙潭里做买卖。你且只在家内，清心寡欲，高居静坐，自然无事。”从这番话中，不难看出她的心思。卢俊义被梁中书擒拿，受审的时候，贾氏又说：“不是我们要害你，只怕你连累我。常言道：一人造反，九族全诛！……虚事难入公门，实事难以抵对。你若做出事来，送了我的性命。自古丈夫造反，妻子不首，不奈有情皮肉，无情杖子。”这几段话，更把贾氏的这种心思坦露无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