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幼承家训，对上一辈所订的俭朴家规，信守不渝，并以此来教育自己的子女。自至他官居极品，位至爵相，仍然节俭自守，并严勉家人保持寒素家风。他在给长子曾纪洋的信中说：“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此君子也。余服官三十年，不敢稍染官宦气息，饮食起居，尚守寒素家风，极俭可也，略丰亦可，大丰则我不敢也。凡仕宦之家，由俭人奢易，由奢返俭难。尔年尚，切不可贪爱奢华，不可习惯懒惰，不论大家小家，仕农工商，俭苦守约，未有不兴，骄奢倦怠，未有不败。”他为家中子弟能达到尚勤俭劳苦，戒骄奢倦怠的目的，曾为家人制订一套尚俭课目，规定男子要“看、读、写、作”，女子要“绣、食、粗、细”，即织麻纺纱，烧茶煮饭，打扫房舍，缝制衣服等。他在南京总督府任内，其夫人和儿媳们，每天还坚持织麻纺纱。
相传曾国藩为官三十年着布衣布袜。30岁时曾制青绒马褂一件，家居不轻着，惟遇庆贺及年节之时才穿上。故藏之三十年，衣犹如新。他每日吃饭，亦很简单，以一荤为主，有客略增加，被时人称为“一品”宰相。
曾国藩任总督、三弟任巡抚后，家中人看子孙增多，旧居不够应用，他的九弟就花了3000串钱新建了一房舍，他听后大怒，写书指责九弟说：“新屋搬进容易搬出难，吾此生誓不住新屋！”他到病故时，仍住在两江总督旧居。
曾氏家族久盛不衰，得益于家训严谨，恪守道德。兴时莫忘道德，衰时莫忘从底层做起，因为吃苦是良图。
相传商朝的第二十二代君王武丁，就是一个在社会底层长大的人。武丁是商朝著名贤能君王盘庚的侄子，盘庚弟弟小乙的儿子。商朝的制度王位传弟。大弟死了传小弟，武丁的父亲小乙，没有当君王的奢望，更没有想到自己的儿子能够成为王位继承人。他为了让武丁有实在的生存本领，不让他在京城里养尊处优，从小就把武丁放到平民与奴隶中去。
武丁在平民与奴隶中，日子没有白过。他和苦孩子们一起玩耍，一起干活。稍大一点，他头顶烈日，和农民一起在田里耕种；冬天，冒着漫天风雪，他和樵夫一道上山打柴。生活虽然苦，但他学会做农活，养成了简朴的生活习惯，尤其认识了奴隶们生活的苦楚。更难得的是武丁结识了一个博学多才的奴隶傅说。傅说见武丁朴实、勤奋，不是一个王家的花花公子，也愿意和他交朋友。
由于武丁早年在民间所经受的磨炼，与培养起来的简朴、务实的作风，他当了商王以后，又请傅说当宰相，不几年，天下大治，商王朝又获得了振兴。
这样说，不是说经历艰难困苦，一定有大作为；但任何成功，那怕是微小的收获，都须经过艰难的努力。而所有的兴盛都是点滴成功的积累。所以，从衰到兴，必须有顽强的忍苦意志，这是必然的。“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成为万万千千的有志之士奋斗的座右铭。而这样一副对联更明白无误的警醒世人：
吃苦是良图，做苦事，用苦心，费苦劲，苦境终成乐境；
偷闲非善策，说闲话，好闲游，贪闲乐，闲人就是废人。
五 消与长
君子尚消、息、盈、虚。
消与长相反却又相成。你为了消除某一种东西，必先助长另一种东西。反过来，你要助长某一种东西，必先消除另一种东西。正如扬善必先惩恶，扬清必先激浊。所以，此消彼长，此长彼消，乃是必然现象。
王阳明认为：口头上对荣华富贵表示厌恶的人，可能在荣华富贵面前眉开眼笑；言谈中对清淡寡欲表示羡慕者，一旦身处淡泊又会悲观消沉。所以，只有消除浓与淡、厌与喜的分辨心，才能忘却世俗的荣华而甘于淡泊。
庄子曾提出这样一连串的设问：大道是怎么隐匿起来而有了真与假的呢？言论是怎么隐匿起来而有了事与非呢？大道被小小的成功所隐蔽，言论被浮华词藻所掩盖。
孔子曾说：对于异端邪说敢于批判，就是消除祸患。
黄帝在位十五年，值得高兴的是自己深得天下百姓的爱戴，于是就保养生命，听美好的音乐，着漂亮的颜色，闻嗅香气，吃着精美食品。这样反而肤色焦黄，面容憔悴，头昏眼花。再经过十五年，却担忧天下不能治理好，就绝尽听力视力，用尽智慧体力来管理好百姓，却依然是肤色焦黄，面容憔悴，头昏眼花。于是黄帝长声叹息说：“我的过错太大了。只顾自身的享受而有这样的毛病，想治理好百姓也有这样的毛病。”因此抛开繁琐的政务，离开宫殿寝堂，解除侍卫人员，撤去所有的乐器，减少膳食种类及厨工，退下后就安闲地居在大庭的宾馆中。
内心不受俗物污染，全身诚服，三个月不问政事。在午睡时做了个梦，梦游华胥氏国。华胥氏国在弁州的地方，台州的北方，距离中原国家不知有几千万里；不是靠车船步行所能到达的，不过是神游而已。此国没有首领和长官，一切任其自然罢了；此国的人民没有嗜好、欲望，也是任其自然。他们不知道以生为欢乐，以死为憎恶，所以没有夭折与短命；不晓得对自己爱护，对他人疏远，所以没有亲爱与憎恨；不晓得违逆与顺和，所以没有利益与祸害；一切都没有爱憎，一切都没有顾忌。到水里去淹不死，到火里去烧不伤。鞭抽刀砍没有伤痛的感觉，刺激皮肤也不发痒。腾空就像脚踏实地，睡在虚无之处就像安卧在床上似的。云雾遮挡不住视线，雷霆震乱不了听力，好的、丑的扰乱不了心志，高山深谷阻止不了步伐，这一切只不是凭借着精神而已。
黄帝醒后，怡然有所悟解。于是将天老、力牧、太山稽召集起来，对他们说：“我在这安闲居处之中，内心纯静，全身诚服，专心于保养自身和治理百姓的好方法，然而没有得到好方法。疲倦地睡着了，所梦见的情景就是那样。今日我才知道，上好的方法是不能够以五情来祈求获得的。我知道了这种方法，我掌握了这样方法。然而我却不可以对你们讲。”这样又经过了28年，国家大治，跟华胥氏国相差无几，在黄帝逝世后，百姓为他恸哭，二百多年不断。
黄帝一梦，悟解了消与长的道理，但只能意会，不可言传。照梦中所悟去做了28年，国家果然得到了大治。所以，掌握了消长之道理，并认真去操行，终会获益的。
齐国的孟尝君，姓田名文，父亲是靖郭君之子田婴，也是齐宣王的异母兄弟。孟尝君欢喜招揽宾客，常常有数千人，不论贵贱，待遇和他平等，曾经有一回招待宾客，在吃晚饭时有一个人被遮住了灯光，这人发起了怒，误认为饭菜不一致，就停下不吃，准备走，孟尝君端着自己的饭碗去和他比较一下，这人非常惭愧，自杀了。当时有个人，穷得无法活下去，听说孟尝君好客，就来见他，孟尝君将他安置在传舍。住了不久，冯罐一面弹着佩剑一面唱着：“长剑啊，我们回去吧，吃饭时没有鱼啊！”孟尝君就把他迁移到幸舍，他吃饭时就有鱼了。冯罐又唱起歌来了：“长剑啊，我们回去吧，出门时没有车坐啊！”孟尝君听后就把他转到代舍，他出门就有车坐了。但是冯罐还唱歌：“长剑啊，我们回去吧，没有东西照顾家人啊！”其他人都很讨厌他，以为他太穷而不知足。孟尝君问他：“你家里还有亲人吗？”冯罐回答说：“还有个年老的母亲。”孟尝君就派人送去了粮食，并要使他家不缺少日常用品。于是冯罐不再唱了。有一回，孟尝君问他家里这些宾客，有哪一个能够为他到薛去收债，冯罐报名说：“我能去。”孟尝君请他到房里相见，并向他道歉：“我因事情太繁忙，昏乱烦躁，得罪了先生，您不但不见怪，还愿意去为我收取债务吗？”冯罐说：“愿意。”在刚要出发时对孟尝君说：“收完了债务，回来时买点什么东西？”孟尝君说：“买点我家没有的东西。”冯罐到薛地后，看到那些贫穷还不起债的人，就把债券全都烧掉。驱车一直回到齐国。很早就来求见。孟尝君奇怪他怎么回来得这样快，连忙穿好衣服来见他，说：“您回来得这样快，买了什么东西回来？”冯罐回答说：“你宫中堆满了金银财宝，狗马充满了狗马栏，美女是各房间里都有，所缺乏的只有仁义。我为您买了仁义，宣传了您的好名声了。”孟尝君拍手称谢他。第二年，孟尝君到薛地去，还有百把里路，老百姓扶老携幼在道路上迎接。孟尝君对冯罐说：“您给我买的仁义，现在看见了。”
什么是仁？仁是看不见摸不到的，但孟尝君消了债，长了仁，从百里相迎的百姓那里，深深地体会到了。
元朝至正十五年夏，朱元璋率领农民起义军抵达太平（今安徽当涂），受到当地群众的夹道欢迎。在欢迎的队伍中，有位须眉皆白的老儒，恭立于人群的前头，引起了朱元璋的注意。这位老儒就是明道书院山长陶安。
朱元璋十分尊敬地召见了陶安，向他请教天下大事。陶安说：“当今形势，豪杰并起，但他们大多意在争夺财物美女，毫无拨乱救民，安定天下之心。惟有您率军南渡长江，惜民不杀，应天顺人，大得老百姓拥戴，看来天下太平有望了。”
朱元璋之所以深得百姓拥戴，在于他惜民不杀。换言之，消除了杀民之心，才深得民心。朱元璋似乎很懂得消与长的道理。
至正二十八年，朱元璋在应天府即皇帝位，建国大明。不久即下诏让陶安兼修国史。有一天，他又召见陶安、章溢等人，在一起讨论元朝的兴亡得失。在元朝统治下度过了大半辈子的陶安，亲眼目睹了元朝统治者的腐败，于是他不无意味地对朱元璋说：“元朝丧乱之源，当在统治集团的骄侈淫逸之中。”
朱元璋表示赞同：“你说得对。居高位者易骄，处安乐者易侈；骄则听不进忠言，无从了解自己的过失，侈则缺乏正确的统治方式，因而不能长治久安。一个统治者不思励精图治，而是成天沉湎于享乐之中，那他就离亡国之日不远了。”
接着，大家的论题又转到学术上。有着深厚的儒家文化功底的陶安建言说：“历代统治之术，皆在乎一‘道’字。道不明，则行不远。道不明的原因，是由于邪说公行，故而统治之道，要在避邪说。”
朱元璋问：“您的意思是不是讲邪说外道，犹如美味之害胃口，美色之害眼力。邪说不避则正道不兴；正道不兴，则天下无从治罪。您的意思是这样吗？”
陶安慌忙顿首，说：“陛下所言，可谓是深入到问题的本源了！”
这次讨论，对朱元璋施政影响很大。此后，朱元璋一方面以身作则，提倡节俭，打击奢侈；另一方面大力提倡儒家文化，使明朝初年的社会风气较为俭约、朴素，社会恢复较快。
人活于世，许多方面应努力使之长，许多方面应努力使之消。但具体说消何长何？如何消如何长？真的是“法无完法”，可意会不可言传。但只要用心参悟，终有其解。
六 因与果
种瓜得瓜，故进退须计因果。
因果相续是事物发展变化的必然规律，这正如种瓜不能得豆，种豆不能得瓜一样。所以，人生在世，言淡行事，不能不计前因后果。
邹国同鲁国发生了战争。邹穆公问道：“这次战斗，我的官员死了三十三人，而人民一个都不为长官卖命，想杀掉他们，又不可能杀绝；不杀掉他们，又恼恨他们看到长官被杀而不救护，对待他们怎么做才好？”
孟子回答说：“有凶灾的年成，您的人民中老弱死了都无葬身之地，尸体被抛弃在山沟中；壮年人离乡背井奔逃在四方的，有几千人了。然而您的粮仓满满，府库里财物充盈，官员却不向您报告，这是居高位的人骄慢，而残害下面的人民。曾子说：‘警戒呀警戒！你是怎样对待他人，他人也会怎样对待你了。’人民现在才有机会报复这些官员。您不能责怪他们啊！只要您施行仁政，这些人民就会亲近他们的长官，拼命来保护长官的。”
孟子一番话阐述了邹国人民为什么在战斗中不帮助地方官的原因。那么，地方官若是早能料到这样的“果”，也早该在“因”上下些功夫——多施仁政。
秦代李斯，他的祖先是楚国上蔡人。后来他归顺，了秦始皇，当作客卿。起初做廷尉，后来做丞相。他上书要求焚书；稍有议论《诗》《书》的人都杀头示众，于是又活埋了儒生，经书、数术书等书籍都烧掉了。并与宦官赵高同谋伪造诏书杀害了太子扶苏。后来他和赵高闹起了矛盾。赵高对二世挑拨道：“李斯的长子李由是三川守将，和盗贼陈胜私通。而且丞相身居在你以下，权势还大于您。”二世也认为是这样的，就把李斯关进牢房，施用五刑，并要在咸阳市把他腰斩。李斯在出狱时回过头对他的二儿子说：“我想和你再牵着黄狗，一同到上蔡东门去追野兔，哪里能做得到呢？”于是父子二人相对而哭，他的三族也灭掉了。所以胡曾诗说：“功成不解谋身退，直待云阳血染衣。”
李斯因为滥施刑，终遭恶报。
西汉霍去病，武帝时做骠骑将军。抗击匈奴立下战功。他弟弟霍光做了大司马、大将军，接受武帝遗书辅佐太子。遗诏说：“只有霍光忠厚可任大事。”指使黄门画周公辅助成王，朝见诸侯的图像赏赐给他。辅助昭帝执政十四年，昭帝死后，霍光迎昌邑王刘贺入朝即位，刘贺无节制地淫戏，霍光请奏废除了他，再迎立武帝曾孙即位，立为孝宣帝，所有政事都归霍光管理，封了霍光一万七千户人家，前前后后受赐赏的黄金七千斤，金钺六十万，杂缯三万匹，甲等宅区一片。待霍光死后，孝宣帝开始亲自执政，以后霍光的夫人显与她的儿子霍云、霍山、霍禹等谋反计划废除孝宣帝，事情被发现了，霍云、霍山自杀，霍禹被腰斩。以及她的女儿、兄弟全被杀了，宗族遭连株坐牢，被杀的有几千家。
霍光家族被杀戮，究其原因，是他当年越权所致。
中国人很讲究因果报应，成语“多行不义必自毙”，讲的也是因果相续的道理。
春秋时，郑国国君郑庄公的弟弟共叔段，深得母亲姜氏的溺爱。姜氏为他向庄公讨封京地，庄公同意了。共叔段就在京地练兵屯粮，修筑城池，准备发动叛乱。
郑国大夫祭仲看到这种情况，感到很不安，便劝庄公赶快动手，趁早把共叔段除掉。可是庄公不听，他对祭仲说：“共叔段既然做了许多不义的事情，就一定会自取灭亡，这就叫‘多行不义必自毙’。你等着瞧吧！”
原来郑庄公不是不想采取断然措施，只是时机未到，条件不成熟，所以不肯轻举妄动。直到打听清楚了共叔段打算进攻国都，姜氏到时开城门做内应的确实日期，庄公才叫大将公子吕出兵进击。公子吕率领二百辆兵车包围了京地，京地的军民不愿跟随叛乱，便反过来攻打共叔段。共叔段遭到惨败，到处逃窜。最后走投无路，终于自杀。
上述这些故事其实是重复了古典小说中老掉牙的一个主题，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因果报应。其实在现实生活中，因果关系不仅仅体现在是行善还是作恶上。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是：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外因、内因的“果”，就是事物的变化。正因为有这样的因果关系，我们在处理事情，解决问题，作出决策时，就应充分考虑到什么样的“因”，会出现什么样的“果”，或者是，为了“果”，该制造什么样的“因”。
20世纪20年代，美国一个糖果商罗宾，拥有一家糖果小厂和几家小店，销售状况不理想。在众多大厂的竞争之下，他虽然使出浑身解数，但都收效甚微。而对销量越来越少的销售局面，他整天都在想：怎样让小孩都来买我的“香甜”牌糖果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