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良俯身向刘邦说了一番话：“目前形势危急，得信则胜，失信则亡，得给韩信一点甜头，免得他被项羽拉拢。封王后他便没理由不为你卖命了。”刘邦心领神会，笑着骂道：“大丈夫平定诸候，就该封真王，何以假为？”于是张良便随韩信使者来到韩营，举行了加封仪式。有感于刘邦的“诚意”，韩信出兵救援，很快解了刘邦之围。
韩信又怎会知道这是张良为刘邦精心设计的一场政治游戏，他不过是这场游戏中的一个道具而已！
这个比较著名的“真王假王”故事，从另一个方面说明，“骄敌”不仅可以用于敌对双方，也可以用于自家阵营之中。当一个管理者需要下属为其出力甚至卖命时，往往使用“小恩小惠”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因为中国是一个礼仪之邦，“报恩意识”根深蒂固，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的“投桃报李”思想有很普遍的体现。上下级之间，朋友之间，往往会利用这一点，如想不为人所用，必须对这一点有清醒的认识。请看下面这个小故事：
公孙修是鲁国的宰相，天生喜欢吃鱼。鲁国人知道了都争先恐后送鱼给他，可是他一概拒收。他弟弟就问：“哥哥，你不是喜欢吃鱼吗？为什么不接受呢？”
公孙修回答：“正因为我很喜欢吃鱼才不接受。一旦收了某一个人的鱼，那就会感到亏欠于他，如此一来很可能会因此枉法，一旦枉法便会失去宰相的职位，到了那种地步就算我再喜欢吃鱼也没有人会送了，就连自己也无力购买！只要我不接受此物也就不会枉法，更不会被免职，爱吃鱼时，随时都可以去买。”
这故事，公孙修讲得很实在，他是说，与其仰赖他人给予的好处，不如通过自己的努力去争取。受人恩惠同时也要受人约束，既然如此，还不如抛弃眼前的恩惠而求长久的安逸。
一个古代宰相，能有此种认识是极其明智并富有远见卓识的。虽然这之中有些拙愚，却也透着几分人生真正的洒脱。
为人部下者，碰到上司的知遇或者好意时，切勿得意忘形，因为它们随时会变成冷漠以及恶意，你只能冷静地观察上司，考虑可能发生的变化。这时周围环境的变化也应格外重视，它所起的作用许多时候也至关重要。
西汉末年汉哀帝时，有个权倾朝野的弄臣名叫董贤，因为他美貌而又“性柔和，善为媚以自固”，所以宠贵愈盛。
一时，他弄权忘形，“父子专朝，兄弟并宠”，其父亲、弟弟、岳父都位列公卿。
他之所以被宠，除年轻、美貌、柔媚的男色外，更重要的是当时四家外戚争权夺利被哀帝厌恶所致。对此，董贤显然并无自知，到王莽东山再起，他和妻子惊恐不安仓皇自杀而死。
董贤邀宠的手段为人所不齿是显而易见的，他之得宠弄权不可一世，也是不察时势的愚蠢和浅见。在古代政治的权力争斗中，这种浅薄的得意忘形，常会因失去警惕而招致失败。
越国的文种在吴越之战失败后，去求见伯嚭时，吹捧他是吴王的亲信，有大功劳、贤明无比。伯嚭得意之余便促成了越国的请和，使越王勾践来到吴国而埋下了祸根。伯嚭最终也因吴国败亡而被杀，可谓是个自食其果。
魏晋时的司马懿也是利用对方的此种弱点。他故意装疯卖傻，曹爽等人便以为心病已去，于是得意忘形，终日吃喝玩乐，饮食车行一如皇帝规格，甚至把宫中的嫔妃、乐师也带回家中充作乐伎。
司马懿暗中窥测时机以求一逞，终于击败曹爽兄弟，为后来的晋取代曹魏奠定了基础。
人总是免不了有得意之时，但在权谋之争中得意忘形却是为人之大忌。所以一定切记：得意时，万不可忘形。焉知这不是对方骄敌之计呢？
十、不傲不恭，不骄不媚
献媚取宠即通过进献媚态来博取主子的宠爱和骄纵。由于我国是一个有着漫长的封建统治时期的农业大国，环境封闭，物产丰富，历史上的帝王大多不思进取，坐享其成，便造成了国家机构的运转总是围绕着帝王的个人喜好为动因。特别是宦官制度的沿袭，和腐朽奢侈的宫廷生活，在相当的程度上导致了献媚取宠的风行。即使是历史上最昌明的时候，谄媚之风都无好转。投其所好，曲意奉承，被识为是升官发财，立身仕途的重要途径。于是，搞人际关系成了第一位，尽职尽责成了第二位。难怪萨孟武先生讽刺说：“在中国做官，最要紧的不在‘做事’，而在‘对待人’。你能够应酬周到对上拍马，对下吹牛，则大家将推许你，你的官运也亨通了。”献媚取宠，中国文明的顽症。
倚仗势力欺压别人，称为仗势欺人。仗势欺人者，自己也是奴才，却偏要借着他人的威风，作威作福，欺压众人。这种人不懂得做人的道理，不懂得这样做会有什么后果，往往只看一点近利，得到非分的一些好处，即不知他们这样做失掉的东西更多。仗势欺人者由于过于嚣张跋扈，无法无天，有时甚至欺到自己主子头上来，这样，他们的下场往往是可悲的。
唐朝中后期，宦官专权愈演愈烈。其中唐代宗时期深受代宗宠幸的鱼朝恩便是典型一例。
当时，由于“安史之乱”给人民带来的痛苦，人们希望在佛国得到某种解脱，一时全国大兴佛教。鱼朝恩为了讨好皇上，表示要为皇太后修建“章敬寺”，代宗照准了。于是，鱼朝恩借此机会，大兴土木，工程规模不断扩大，使得原有庙宇不敷所用。他又奏请将邻近的曲江和华清两座离宫的地皮，拨入寺中，一并改造。他滥行职权，肆无忌惮地拆房建寺，甚至将各级官僚办事的衙署以及将相府第都尽数拆毁，将拆来的各种材料，用以修建寺庵。鱼朝恩出于对郭子仪的嫉恨，暗中派人把郭子仪的祖坟给盗掘了。郭子仪为了避免同他发生冲突，只好忍耐，甚至还特意编造了一些理由去消释众人的疑虑和忿恨。
由于皇帝的宠幸，在平时上朝，群臣议事时，鱼朝恩常常自恃功高，肆意专横，摆出一副文武官百之师的架子，动辄训斥文武。宰相元载及其他大臣无不屏息静听，默不作声。只有相里造、李衍时常与他顶撞、辩论。鱼朝恩怀恨在心，便寻找了一个莫须有的罪名，把李衍罢了官，并借机整治了相里造一番。
他在所统领的神策军中私设监狱，暗中唆使一些恶少随意抓捕富人，抄家，判刑，把抄没的家产攫为已有。后来，甚至对进京应考的读书人也不放过，只要探明哪个人带有大量钱物进京，就从旅店中将其抓来，严刑拷打，定成死罪，将钱财没收。一时之间，京城之中，人人畏惧，称被鱼朝恩抓去的人为“入地牢”。
鱼朝恩手下有一个专门捕人的小吏，叫作贾明观。他依仗着鱼朝恩的权势，横行霸道，到处敲诈勒索，“积财巨万”。至于鱼朝恩本人的所得，就更难以计数了，而且没有人敢对其所为说长道短。
一时之间，朝野上下，高官百姓，都对鱼朝恩倚仗主宠，飞扬跋扈的行径深恶痛绝，连皇上本人对此也有所察觉。鉴于鱼朝恩的专横不法对皇权构成了威胁，代宗决心降去鱼朝恩。在宰相元载协助下，终于将鱼朝恩抓获，鱼朝恩不服罪，竟与代宗顶撞起来，代宗勃然大怒，处死了鱼朝恩。
鱼朝恩以一名宦官的身份，本是代宗驾前的一个奴才。但他自恃皇恩，蛮横不法，坏事做尽，惹得天怒人怨，以至于其主子代宗皇帝也对他不能容忍了，终将其勒死。可见仗势欺人者若遭其主子的唾弃，将会变得不堪一击。
公元前209年，匈奴单于的儿子冒顿（音墨毒）通过谋杀其父登上单于宝座。当时匈奴族还是一个“干有余岁，时大时小，别离分散”（《史记·匈奴列传》）的部落联盟。在其东面的东胡很是强盛，得知匈奴内部发生政变，派人向冒顿单于索取他父亲骑过的千里马。冒顿召集群臣商议，群臣都说：“千里马是匈奴的珍宝，不能送给他们。”冒顿看到匈奴的力量尚不强大，自己的统治也不稳固，于是说服君臣将千里马送给东胡。不久，东胡以为冒顿畏惧他们，又派人向冒顿索取一妻妾，冒顿又向群臣征求意见，群臣都发怒说：“东胡无道，强求美女，应发兵攻打他。”冒顿又不顾群臣的反对，将自己的爱妻送给了东胡。与此同时，冒顿积极采取措施，巩固内部，壮大力量，准备反击。
东胡王几次向冒顿索取东西都如愿以偿，便益发骄横，准备向西扩张。东胡与匈奴接壤的地方，有一片荒芜之地干余里，无人居住。东胡又向匈奴提出占领这片土地的要求。匈奴大臣们认为这些都是荒无人烟的地方，给他们可以，不给他们也可以。冒顿力排众议，主张借此机会向东胡开战。东胡因匈奴一向卑屈，没有作防备，在匈奴突然袭击下惨遭大败，大批人和畜产被匈奴掳去。强盛的东胡从此衰落，反过来成了匈奴的附庸。
冒顿单于用的是一种“韬晦”谋略，也可称“谦逊玩敌”。冒顿单于在自己力量弱小的情况下，故作谦卑、麻痹敌人，使敌人放松戒备，以便等待时机，在适当时候出其不意地攻击敌人。这种谋略往往能取得制胜敌人的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