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想一下这种人的生活吧！我们假定，他有一套华丽的住宅，一个美丽的妻子，几个可爱的儿女。清早，全家尚在睡梦中的时候，他就得醒来，匆匆赶到办公室。在此，他的职责就是展示自己作为一个大经理的风度和才干；他咬紧牙床，说话显得极有决断，脸上装得又机警又庄重，使每个人都肃然起敬。他念着信稿叫人用打字机打印出来，和各种重要人物在电话中洽谈，研究商情，接着陪着和他有买卖或他希望谈判一件买卖的人用午餐。同类的事情在下午继续进行。他疲倦不堪地回到家，又赶着换好衣服去赴晚宴。饭桌上，他和另一些同样疲乏的男人，不得不装作感到有妇女作伴的乐趣，她们还不曾有机会使自己疲倦呢！谁也说不准要过几个小时，这个可怜的男人才能摆脱这种场面。直到最后，他才得以入睡，让紧张的神经得以几个小时的松弛。
这样的人的工作生活，其状态恰似一场百米赛跑，但是，这场赛跑的惟一目标却是坟墓。那种适合于百米赛跑的全神贯注，在这里最终达到了极点。对于儿女，他有多少了解？他平时呆在办公室里，星期天则在高尔夫球场上。对于妻子，他又有多少了解？他早晨离开的时候，她仍在睡梦中，整个晚上，他和她都忙着交际应酬，无法作亲密的交流。大概他也没有一个真正可信的朋友，虽然他对许多人装着非常亲热。他所知的春夏秋冬，只有在它们对市场带来影响时才有所感觉。他或许去过许多国家，但眼神中却流露出倦怠之情。对他而言，书本是废物，音乐则是故弄玄虚。随着时间的流逝，他变得越来越孤独，他全神贯注于事业，业余生活变得极其枯燥。
这样的人如果要过得快乐一些，首先要改变自己的信念。只要他在追求成功的同时，还完全相信，追求成功是一个男人的职责，否则就是一个可怜虫；只要他的生活依旧如此紧张，如此令人焦躁不安，他就不可能得到快乐。
一切问题的根源在于，人们过于重视竞争的成功，以致于把它变成了幸福的主要源泉。我们不否认，成功的感觉容易使人领会到人生快乐。比如说，一个青年时期一直默默无闻的画家，一旦他的才华得到公认，似乎要快乐得多。我们也不否认，金钱在某种程度上能增进幸福，但一旦超过了那个程度则截然不同。总之，我们坚信，成功只能是构成幸福的因素之一，如果不惜牺牲其他一切因素去赢取成功，那么，这个代价实在是太大了。
罗素指出，问题并不仅仅在于个人方面，个人在他孤立的情况下并不能阻止它。归根结底，在于为人们所普遍接受的生活哲学——生活就是一场斗争，在这场斗争中，荣誉属于胜利者。这种观点导致了对意志培养的过分强调，却强行压制自己的感觉和才智，因此他们把竞争学当成最恰当的自然的哲学。无论如何，这些现代恐龙，像他们史前原型一样，他们巨大的成功就在于不要智慧而要权力。这种成功使他们到处被人模仿，结果成了全世界人的榜样。或许，在今后的几百年里，这种情况会日盛一日，但是，那些不迎合潮流的人大可放心，因为远古恐龙最终并未获得胜利，结果让聪明的旁观者占据了它们的王国。我们的 现代恐龙正在毁灭自己。通常情况下，他们每次婚姻，都只生下两个不到的子女。那些对生活感到如此缺乏乐趣，以致于不再关心生儿育女问题的人，在生物上注定要灭亡。用不了多久，他们就会被更为快乐幸福的新一代所替代。
把竞争看成是生活中的主要事情，这种观点太可怕、太执拗，使人肌肉太紧张，意志太专注；如果把它作为人生基础的话，连一二代人都难以延续。经过这样的一段时间，它一定会引起神经衰弱，各种形式的逃避，对快乐的追求同对工作的追求一样紧张、艰难——因为松弛已经不可能了——最后，因为没有生育的缘故，导致整个家族的灭亡。竞争哲学所毒害的，不止是工作，休息也受到同样深的毒害。那种安逸、闲适的生活令人感到厌烦和无聊。这一切必然导致连续的加速运动，其自然的结局便是停滞与崩溃。求治的方法是，承认在一种平衡的生活中，理智的、安适的快乐享受是必要的。
厌烦与兴奋
按语：
厌烦的本质之一是：把目前的状况同别的、更易于被人接受的、顽强地进入到人的想象中的状况相比。厌烦的另一本质是：人的官能不能长期地处于繁忙紧张的状态。希望摆脱厌烦的愿望，是很自然的。厌烦的对立面是兴奋。一定量的兴奋是有益身心的，但是，数量太少会引起人强烈的渴望，数量太多则会使人疲惫不堪。因此，要得到生活的幸福，一定程度的厌烦忍受力是必要的。幸福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必定是一种宁静安逸的生活，因为只有在宁静的气氛中，真正的快乐幸福才能得以存在。
在罗素看来，厌烦作为人类行为的一个要素，远没有受到应有的足够重视。罗素相信，它是在整个历史长河中起推进作用的一个巨大动力。
厌烦似乎是人类独有的情绪。动物被拘禁时，确实也会变得躁动不安、上窜下跳、呵欠不断，但从性质上而言，它们的体验是不可能与人类的厌烦相比的。动物的大部分时间是在警惕敌方、寻找食物，或同时两者兼有；有时它们是在求偶，有时则在设法保持温暖。但是，即使在它们不快乐的时候，罗素认为，它们也不是厌烦所致。
厌烦的本质之一是：把目前的状况同别的、更易于被人接受的、顽强地进入到人的想象中的状况相比。厌烦的另一本质是：人的官能不能长期地处于繁忙紧张的状态。
从根本上而言，厌烦是一种受到挫折的欲望，这种欲望的对象不一定是令人快乐的，它们只要使厌烦的牺牲者知道这一天和另一天有所不同就行。总之，厌烦的对立面，不是愉快，而是兴奋。
追求兴奋的欲望在人类心灵中是根深蒂固的，尤其是男性。罗素认为，这种欲望在狩猎时代，比起之后的任何时代，都更容易获得满足。狩猎是令人兴奋的，战争是令人兴奋的，求爱是令人兴奋的。然而，随着农业时代的来临，生活开始变得单调乏味了。当然贵族例外，因为他们处在而且一直处在狩猎时代。
我们听到过许多关于机械生产劳动单调乏味的抱怨，不过，比较起来，采用旧的耕作方法的劳动才是最枯燥乏味的。同大多数慈善家的观点相反，我们认为，机器时代大大减少了整个世界的人们所感受到的厌烦的总量。在雇佣劳动者方面，工作时间里并不孤独，而夜晚的时光可以在各种娱乐活动中消磨度过，而这在旧式的乡村里是根本不可能的。
再看看中下等阶级生活的变化吧！从前，晚饭过后，当妻子和女儿把一切收拾完毕；于是一家人团团围坐，开始所谓的“大团圆”的欢乐时光。这就是说，一家之长去睡觉了，妻子忙着编织，女儿们宁愿自己要么死去，要么神游非洲。她们既不准看书，也不准离开房屋，因为当时流行的做法是，这个时候应该由父亲与她们说话，而这对一家人来说都应是一种快乐。要是运气好，她们最终也结了婚，于是便折磨自己的孩子，让她们的青年时代同自己所经历的一样沉闷无趣。要是运气不好，她们便做老处女，或最后当个老奶奶的女仆佣。这种残酷的命运，正如野蛮人施加于他们的牺牲者身上的命运一样，令人害怕。
在我们评判一百年前的世界时，应该记住这一厌烦的重负，历史时代越往前移，厌烦的压力也就越重。
试想一下中世纪农村冬天，那单调的生活吧！人们不会读书写字，天黑以后只有蜡烛给了他们些许光明，柴火的烟雾弥漫着整个的屋子，室内依然寒冷彻骨。外面的道路实际上根本不能通行，因此他们几乎见不到来自邻村的人。一定是这类厌烦产生了搜捕行巫者这种习俗。这后来成了冬天晚上惟一有点生气的活动。
我们不再像我们祖先那样厌烦得厉害，但却更怕厌烦。我们开始知道，或者说是开始相信，厌烦不是人的自然命运的一部分，它可以通过对兴奋的积极强烈的追求而予以避免。
姑娘们现在大多自己谋生，多半缘于此，她们能够在晚上去寻找兴奋刺激，去躲避她们的祖母一辈当年不得不忍受的“大团圆”时光。现在人人都可住到城里去，在美国，那些买不起汽车的人，至少有一辆摩托车，可以骑着去看电影。而且他们家里都有了收音机。年轻的男女们相见约会比起以前来方便多了，每一个家庭女佣可以期望一星期至少有一次兴奋的社交聚会，而这足以使简·奥斯汀的女主人公在整本小说里期待不已了。
随着社会地位的提高，对兴奋的追求也变得越来越迫切。那些有条件的人不停地从一处转向另一处，走到哪里，便把欢乐带到哪里，狂歌劲舞、开怀畅饮，但是出于某种原因，他们总是希望有一个新的地方能够享受更多的乐趣。
那些不得不靠赚钱谋生的人，只好在工作中忍受厌烦的折磨，而那些有足够的钱财可以不工作的人，便把完全摆脱厌烦的生活作为自己的理想。这是一种崇高的理想，不过，令我们担心的是，像其他理想一样，比起那些理想主义者的假设来，那是更难获得的。与欢乐的前一天晚上比较起来，早晨总是令人厌烦的。人会有中年，甚至晚年。人至二十岁时或许会想，到了三十岁生命即将结束。
或许把人的生命资本当做货币资本来花是不明智的。一定量的厌烦也许是生命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希望摆脱厌烦的愿望，是很自然的。当野蛮人第一次从白人手里尝到酒的滋味时，他们至少找到了一种摆脱单调乏味生活的良方，因此，除非政府加以干涉，否则，他们便会喝得烂醉如泥，一死方休。
战争、屠杀以及迫害等，都是企图摆脱厌烦的一些方式，甚至与邻居吵一架也要比无所事事好一些。因此，厌烦对于道德家而言，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因为人类所犯的罪恶中，至少有一半是出于对厌烦的恐惧引起的。然而，我们不应该将厌烦看作是完全邪恶的。
厌烦有两种，一种是产出型的，另一种是呆滞型的。产出型是由于缺乏毒品引起的，呆滞型则由于缺少活动引起的。
我们并不是说毒品对人的生活一点用处也没有。例如，一个明智的医生有时开的药方里就有鸦片。但是，对毒品的迷醉狂热，甚至让不加约束的本能冲动所控制，这是决不应该的。那种在人习惯了吸毒后才能适应的厌烦，在戒除了这种习惯后，我们以为时间是惟一的疗方。而适用于解决吸毒问题的方法，在一定限度内，也适用于对付各种兴奋。
一种过于充满兴奋的生活会使人精疲力尽，在这种生活里，人需要得到连续不断的强烈刺激，才能产生那种被认为是快乐的主要成分的战栗狂喜。一个习惯于过度兴奋的人，就像一个对胡椒有着过分嗜好的人一样，足以使别人窒息的一定份量的胡椒，对他而言，甚至不能品尝出一丝的味道。要避免过度的兴奋，一定限度的厌烦是不可缺少的；过度的兴奋不仅有害健康，而且会使人对各种快乐的欣赏能力变得脆弱，使得广泛的机体满足被兴奋所代替，智慧被机灵所代替，美感被惊诧所代替。
我们并不完全反对兴奋。一定量的兴奋是有益身心的，但是，同一切事物一样，问题就在数量上。数量太少会引起人强烈的渴望，数量太多则会使人疲惫不堪。因此，要得到生活的幸福，一定程度的厌烦忍受力是必要的，这一点从小就应该教给年轻人。
一切伟大的著作都有令人厌烦的章节，一切伟人的生活都有无聊乏味的时候。
现代的出版商是会这么说的，因为他知道当代的读者对厌烦的恐惧。对于孔子的《论语》，伊斯兰教的《古兰经》，马克思的《资本论》，以及所有那些被证明是畅销书的圣贤之书，他都会持这么一种看法。不独圣贤之书是这样，所有那些精彩的小说也都有令人乏味的章节。要是一本小说从头至尾每一页都是扣人心弦的话语，那它肯定不是一部伟大的作品。
那些伟人们的生平，除了某些辉煌的时刻以外，也并不总是那么绚丽夺目的。苏格拉底可以不时享受宴会的快乐，而当他喝下的毒酒发作时，他也一定会从自己的高谈阔论中得到很大的满足，但是他的一生，大部分时间还是默默无闻地和妻子一起度过的。康德据说在他的一生中，从未离开柯尼斯堡以外十英里的地方。达尔文在周游世界以后，余下的时间都是在家里消磨的。马克思在掀动了几次革命以后，在不列颠博物馆度过了他的余生。
总之，可以发现，伟人们的特征之一就是平静安逸的生活，他们追求的快乐并不是那种在外人看来兴奋激动的快乐。不通过坚持不懈的劳动是不可能取得伟大成就的，这种劳动是如此艰苦，如此使人全神贯注，以致于使人再没有精力去参加那些更紧张刺激的娱乐活动，惟一的例外是加入假日里恢复体力消除疲劳的活动。
忍受单调的生活能力，应该从儿童期就开始培养，现代的父母在这方面是有相当责任的，他们给孩子提供了过多消极的娱乐活动，诸如电影、戏剧、美味的食物等，他们没有认识到，对孩子而言，除了某些很少的例外，过着日复一日相同生活的重要性。孩子们需要的快乐，主要应该由他们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创造，从自己生活的环境中去取得。
那种一方面令人兴奋，一方面又不需付出体力代价的快乐活动，应该尽量减少为好。从根本上而言，这种兴奋犹如毒品，兴奋越多，追求兴奋的欲望也就越强，但在兴奋期内身体的消极被动状态是违反了人的本性的。
一个孩子就像一棵幼苗一样，让他不受干扰、在同一块土地上生长时，才发育得最好。太多的旅行，太多的形形色色的感觉印象，对孩子并没有好处，会使得他们长大以后缺乏忍受寂寞生活的能力，而惟有寂寞才能使人有所创造。
总之，幸福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必定是一种宁静安逸的生活，因为只有在宁静的气氛中，真正的快乐幸福才能得以存在。
过度疲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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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度疲劳是妨碍人们获得幸福的原因之一。相对于以前而言，21世纪的人们纯粹体力上的疲劳已不多见，然而，神经疲劳却成了人们最严重的问题。比如，强烈的焦虑、长期的紧张和压抑等，常常是高血压、冠心病等疾病的诱发因素。又如，长期或强烈的劣性精神刺激所引起的恶劣心境，如忧虑、恐惧等，还能降低人的免疫功能，使人容易患癌症。总之，过度疲劳的危害是巨大的，我们必须加以避免。那么又该如何避免呢？这正是本文所要解答的问题。
疲劳的形式多种多样，从妨碍幸福这一点上而言，有几种疲劳比其他几种更为严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