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是1888年，康有为先生已经31岁了——过了而立之年。这一年正是袁世凯在朝鲜给他当时的领导李鸿章写回国报告的那一年。如果康有为知道有袁世凯这么一个人，他肯定不会同情袁世凯，而是会相当的气愤，这个连秀才都考不过的家伙，竟然已经是朝廷的三品官员了，而自己还在这里挤破脑袋参加什么鸟乡试。京城满大街上都是出身王公之家的八旗子弟，他们遛鸟狎妓，玩物丧志，级别却比袁世凯还高，这更让考得两眼冒星的康有为十分愤怒。
我只要机会平等。每个人生下来，不论他们出生在贫穷之家还是富有之家，不论他们出生在城市还是乡下，不论他是否有一个富爸爸或者贵爸爸，在面对进入国家行政系统这样的机会的时候，在面对原本应该公平竞争的时候，他无法说我爸是谁，只能说我是谁。
王侯将相，决于爸乎？
和袁世凯一样，此时的康有为也是一个奋发向上的有志好青年，他也盼望着人生和事业的突围。多年的科举之路使他对人生对社会有了这些不一样的认识，他即将把这种认识转化成行动！
在北京破落的小旅馆里，康有为奋笔疾书——他给光绪写了一封信。在这封信里，康有为委婉地表达了自己作为一个读书人对机会不均等的不满，而造成机会不均等的原因就在于朝廷的政治体制，希望朝廷能够变法维新，万一要变法，也别忘了他老康，他是愿意并且可以为朝廷去做点事情的。
康有为想象着这封信到达光绪的案头，光绪看完后万分激动，一掌震飞了御桌上的笔筒，大叫一声“快宣此人觐见”。于是，有两匹快马来到旅馆门前，说求见康先生，康先生大摇大摆地出来，去了紫禁城。
可是，在旅馆里盛装打扮等待召见的康有为最终失望了，门口不仅没有马，连驴都没有，倒是有几个卖火烧的。
这封信并没有到达光绪的案头，它的去向不明，最终也许是躺在某个衙门的垃圾箱里，甚至可能没有人拆开过。康有为回到了广东。这一年的冬天萧瑟，南方虽然看不到雪，但康有为的心里比雪后的泥街更加凄凉。
这是康有为一生中的第一次“上书”。
回到老家后，康有为仍然要复习准备考试，但毕竟已经是30多岁的人了，还需要找点事干，于是他以秀才的身份在家乡开了一间私塾，教教学生，顺便收点学费，康有为也变成了“康师傅”。其中最着名的弟子是广东人梁启超，在科举系统内，梁启超的级别比康有为还高——他已经是举人了，而康有为还是秀才。但是梁启超仍然拜倒在康有为的门下，因为康有为在业余时间还写了几本书，已经是小有名气的新锐作家和言论家。
而科举之路还在继续。1893年，36岁的老秀才康有为在广东乡试中，终于战胜了那些年轻的相公，高中举人。从16岁成为秀才开始，20年的时间已经过去了，这20年只是为了获得一个做官的资格——举人文凭。康有为的故事也够精彩的，绝对可以写一篇《有为中举》了。
两年后（1895年），康有为来到北京会试，这次又老当益壮，运气比较好，高中进士，被任命为工部候补主事（六品）。虽然没有一举中状元，也算是光耀门楣了。
当梦想实现的时候，康有为却并不怎么兴奋，几十年的科举之路，他已经乏了、厌了，他认识到科举其实并不是自己的人生方向，自己的人生方向应该是另外一条道路。
这就是社会活动。
1895年正是清日战争结束的时间，清国惨败，朝廷正准备签下《马关条约》，消息传来，全国的读书人都激动了，群情愤慨。康有为又想起了他的那个老行当——给皇帝写信。
北京破落的小旅馆里，康有为又一次奋笔疾书，用了一个晚上的时间将上书写好了，全文一万多字，名字叫《上今上皇帝书》，主要内容仍然是呼吁朝廷改变现状，变法维新。和几年前相比，“这个国家需要变一变”已经成为了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共识，很多人即使无法说清楚他的观点，也有这样的感觉。既然已是社会舆论，和之前上书相比，康有为的语气激愤了很多。他冒死警告光绪皇帝，如果再不改变，到时候您别说做皇帝，只怕做一个普通百姓都不可能（求长安布衣而不可得）。
几年的教学、出书、上书已经让康有为积累了丰富的社会活动经验。这一次，他学聪明了，不再是一个人单打独斗，而是联合全国18个省的举人共同签名，然后发动这些举人在京城里到处找大官们投递，以示这是天下读书人的心愿。
投递的结果是，有些大官收了，有些大官没收。这都在康有为的预料之中，但有一件事情是他没有想到的，那就是——媒体报道。
亲爱的媒体工作者们应该都知道，康有为发动这样的事情是很受媒体欢迎的，因为它伸张的是“民意”，而媒体就是表达民意的。于是某份报纸在报道京城举人投递上书的时候，用了一个后来我们熟悉的标题——公车上书。
如果我是这份报纸的总编，我一定会夸奖想出这个标题的编辑：你干得很好！
自古以来，基本上每一个朝代的皇帝都是比较礼遇读书人的，这不是因为他们尊敬读书人，而是知道读书人不好惹。
要知道读书人是喜欢发牢骚的，而读书人的牢骚又并不只是发发而已的，搞得不好，它会成为社会动乱的源头，甚至是农民起义的理论指导，对社会稳定危害极大。事实上即使不影响稳定，这种牢骚也很恐怖，因为它比唐僧念的经还要坚韧，一有机会就会在你耳边嗡嗡叫，所以自古的皇帝们都很敬畏读书人的那张嘴。为了在源头上消灭这张嘴的非正常运动，皇宫会派出一辆辆牛车驰骋于城廓乡间，专门收集读书人的意见，由于这种牛车有专门的经费供养，所以叫公车，由此产生的消费叫公车消费，后来，“公车”也能代指关心天下大事的读书人。
可见“公车上书”这个词语做标题，很有古香古色的味道，文笔很好。
媒体热炒，在康有为看来，这自然是他的功劳。文章是他写的，花了一个晚上，他不仅是作者，还是“领衔公车上书”的人，康氏成为了“公车上书”的代名词，后来康有为和梁启超写回忆录的时候，不断地强调这一点，很多的历史书也强调这一点，但这种看法在历史上是存在疑义的。
因为当时的媒体着重报道的是“公车上书”这种现象，而不是发起人康有为。签署《马关条约》的消息传来，全国都震动了，当时除了康有为的上书，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其他举人们的上书达到了十几起，更厉害的是，还有官员参与上书，“公车上书”指的就是这个现象，而不是单指康有为版本。后来人们一说到“公车上书”认为说的就是康有为，这个说法来自于康有为和梁启超的回忆录，是并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甚至还有一种史料认为，就连康有为版本的“公车上书”，康有为也没有最后参与。正当他写完文章后的那一天，他听到了自己已经考中进士的消息，而带头搞这样影响社会稳定的上书很可能对将来的仕途不利，所以康有为虽然起草了文章，但最终没有在文章后面签下自己的名字。
总之，“公车上书”强调的并不是康有为，此时的康师傅绝对是一位热血青年，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宣传康有为的需要，就只采用他回忆录里的说法，对历史人物需要尊重，而尊重的方法就是把真相还给他们以及读历史的人。
虽然经过了媒体的报道，康有为这次的上书仍然没有到达光绪的案头，康师傅辛苦一夜，光绪只字未见。
媒体报道之后，“公车上书”甚至没有在官方引起轰动。当时官方就在酝酿变法，原因前面讲述过，清日战争的惨败对朝廷打击太大，首先做出反应的并不是读书人和民间，而是整个官场，大家都清楚，再这么烂下去，总有一天会彻底烂掉。由于官员们有了变法的“共识”，“公车上书”虽然很热，但在朝廷看来，这些都是意料之中的民间正常反应，并不值得大惊小怪。法是要变的，但变法不可能由这些毫无行政经验、无实权又不懂得体制运作的读书人去完成，即使政府相信他们，老百姓也不会相信他们（无权威）。可以肯定的是，“公车上书”事件虽然很特别，对康有为对整个清国都算是一件大事，但并不是1895年的公车上书造成了1898年的变法，变法是朝廷的主动选择。
但是对于康有为来说，“公车上书”事件对他的影响并没有完，决心要搞搞社会活动的他已经灵敏地发现了一个十分有利的东西——媒体。
必须利用好媒体！康有为发现了一个新大陆。
这个想法在现在是一点都不奇怪的，所谓信息社会，干什么都要发布一下，炒作一下，对于立志成为社会名人的人来说，结个婚，生个崽，上个床，下个床，都是需要曝光的。但在那时的清国，虽然北京、上海等地已经有了报纸，但总体来说还是稀罕之物，能够意识到“笔杆子”力量的人还不多，而康有为发现了这一点。
他自掏腰包，将没有传递到光绪手中的上书自费刊登在上海的一家报纸上。要知道，康师傅需要的就是这样一个传播平台，因为他的文章是很不错的，激情四射，忧国忧民，敢直接质问皇帝。这一招果然很灵，康有为几乎一炮打响，一夜之间，他成了大家共同的“老师”、民间着名的“意见领袖”以及着名的公共知识分子，甚至连“康圣人”的名号都喊出来了。
最早的炒作达人，看来非康有为莫属啊。
在接下来的三年里（1895-1898年），康有为越战越勇，他的主要工作就是奔走于各大城市，写写文章，搞搞演讲，走走穴，不断在媒体上曝光，名头越来越响。1895年之后，朝廷对民间结社管控稍微松懈，康有为抓住大好时机，成立了一个打着学术名号的政治团体——强学会。
康有为的名头终于更响了，通过一系列的动作，官场不得不注意到他，很多高官们都明里暗里表态支持康有为，这实际上是支持他们自己，因为这三年中朝廷高层一直在酝酿变法，官场的下一个主题就是“变法”二字，一些人亲自加入了强学会，就连李鸿章也想加入，却被狂妄的康有为拒绝（李是“卖国贼”）。老到的袁世凯虽然没有亲自入会（他还在观察朝廷风向），却向强学会捐了自己半个月的工资——500两银子。而当康门弟子梁启超到武昌时，湖广总督张之洞打开总督府所有的大门，还准备放礼炮迎接梁启超，这原本是地方大员迎接钦差大臣时才使用的礼仪，梁启超真是受宠若惊。
在做着这些社会活动工作的同时，康有为并没有放弃他的老本行——上书。他又连续给光绪写了两封信，结果仍然是石沉大海。与皇帝搭上线，这是古往今来多少读书人的梦想，以为影响了皇帝就能改变天下，康有为也不例外。但是天抬头可见，天子却只有一个，想让皇帝认识你，并不容易。
就在康有为苦恼着如何才能去影响皇帝的时候，徐致靖注意到了他，在密折里向光绪推荐。
对于康有为来说，这是真正的人生曙光，之前他搞了那么多次上书，就是因为没有一个中间人，没有一个介绍人，现在由一个部级领导向皇帝推荐，这才是打通通向皇宫的道路！
光绪决定召见康有为。
康有为终于实现了他的梦想了。他可以见到皇帝，亲自阐述他的观点，去“影响皇帝”。从而立之年给皇帝上书开始，他如今已经走到了不惑之年，到了这个岁数，人生真正“立”起来的事情似乎很少，真正“惑”的事情似乎也越来越少，不是它们不存在，而是没有心情没有兴趣再去探究明白。当年的热血和冲动已经变成了一种沧桑，中年的大叔不过是在沧桑中，为了那个埋藏在心里不再说出来的梦想，继续向前行走。
康有为来到了紫禁城外，他抬头仰望了一下天空，再想了一遍与光绪可能出现的对答，练习了一下脸上的笑容。等这些准备工作都做好之后，康有为整了整衣服，进入皇宫。
这次会谈并没有在宫廷档案中留下任何记录，所以我们无法确切地知道他们谈了些什么。康有为后来的回忆录记录了这次谈话的内容，但由于是“孤证”，把老康自己为自己贴金的这些对话搬上来是没有意思的。可以肯定的是，尽管这次召见的时间比较长（两人密谈两小时十五分钟），但在召见后，光绪并没有重用康有为。
召见之后，光绪任命康有为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上行走”，也就是说光绪把康有为从建设部的候补处长调到外交部秘书处去兼职，康有为的级别也并没有提升，还是六品。这跟谭嗣同等其他四人受召见后任命为“军机章京上行走”是不同的，“军机章京上行走”是四品。这就意味着以后康有为在公开场合见到皇帝以及上折子的权力都没有得到——朝廷四品以上的京官才能上朝。
看来，在徐致靖等密荐的人中，康有为并没有受到光绪的重用。
对于这个结果，康有为很是想不通。原本以为凭着他的名气和“社会影响力”，光绪一定会把领导变法的重任交给他，让老康在官场叱咤风云。但光绪却并没有这么做，没给康有为相应的权力，也没给康有为相应的平台，这是骄傲的康有为不能接受的。
而令康有为更想不通的是，光绪不仅这次没有重用他，以后也没有。在“猎头”们推荐的人里，康有为是最早受到召见的人，却也是最没有受到重用的人，这是康有为第一次见到光绪，竟然也是最后一次！自此之后，他再也没有受到任何召见。
而康有为无法想明白的秘密，隐藏在另外一次有记录的谈话里。
康有为与荣禄的一次谈话
这是康有为和荣禄先生的谈话。
荣禄是慈禧绝对的心腹，是被慈禧刚刚任命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当荣禄见到康有为时，两个人谈起了变法。
荣禄是慈禧的人，老康是知道的。他知道跟荣禄说话也就相当于在跟慈禧说话，荣禄一定会把他们的谈话去告诉慈禧的。老康想当然地把荣禄和慈禧当成了反对变法的人，却不知道变法是经过慈禧首肯的，也是荣禄等“顽固派”大员关心之事（要不然就不会来问了）。在潜在的反对者面前，老康决定抓住机会，慷慨陈词，一定要说服他。
“时事维艰，不变法不行啊！”老康说道。
荣禄显然不想听这样的废话，谁都知道法要变，问题是怎么变。
“法是要变，不过几千年的祖宗之法不是一下子就能变过来的吧？”荣禄问道。
实事求是地说，荣禄这句话说的是实情，是一种从实际情况出发的忧患考虑。荣禄先生的这句话并不是要反对变法，而是询问他老康有什么办法，希望康有为能给出一个建设性的意见。
康有为知道真正厉害的问题来了，这个问题如果回答不好，那些“顽固派”们就会见不到变法派坚定的意志和决心，必须拿出一点雷霆万钧的手段让他们瞧瞧！
于是，康有为大手一挥，用慷慨激昂的语气说道：“这有何难？杀几个一品大员法不就变了？”
四周一片安静，康有为突然察觉有什么不对，但具体哪里不对他也不知道。荣禄并没有再说什么，他内心一定在翻江倒海，但这在表面上是看不出来的。荣禄“嘿嘿”干笑两声，说了句“康大人请”，然后转身走了。走的同时摸了摸自己头上的顶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