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3年，清国政府公布的全年财政收入约为白银8300万两左右，根据实地调查，宗方小太郎对这个数字持有强烈的质疑，因为调查的结果是：清国老百姓实际缴纳的数额是这个数字的至少四倍以上！也就是说，还有巨额的税收被地方官和各种利益团体贪污截流了，那些数目巨大的大头一分钱也没有入国库。
朝廷实行的征税政策是任务制的，在每一个年度，各省必须完成一定数额的税收，而地方官在完成这个任务后，就开始了巧立各种名目向民间乱收费，这些钱自然就落入了他们的腰包。
因此，清国的老百姓虽然明明多交了税，多创造了财富，国家却没有得到什么好处，富裕起来的只是各级官员，在“官富”之后，他们结成强大的利益集团，对影响他们进一步发财的政策进行明违暗抗。
利益集团最终给朝廷的统治带来了巨大的损伤。宗方小太郎总结道：清国的政局表面上皇权一统，实际上却是政令无法出皇宫，统治者高高在上，与人民却是“上下隔阂”，“朝廷即使想施行仁政，美意也不能贯彻至民间”。不仅美意无法到达，相反，由于在各地金钱可以买通法律，受到盘剥的普通百姓即使想申诉也无路申，民怨积压很深。
久而久之，清国社会出现了全民腐败成风的现象。这几乎是所有在清国的外国人的共识，当时的美国驻华公使田贝写给美国总统的密信中就说，清国朝廷几乎已经到了“无官不贪、无事不贿、上下相欺、官民互骗的地步”。宗方小太郎认为这比朝廷政策失误还更可怕，政策失误尚且可以扭转过来，而全民腐败必使国家元气丧亡消尽——
“国家是人民的集合体，人民是国家组织的一分子，分子一旦腐败，国家岂能独强？”
而清国虽然政治腐败、财政困难、军备薄弱、民心涣散，却又在“虚张声势”。宗方小太郎认为，清国绝对不能称为“真正的强国”，因为这个国家的圣人孟子早就说过——“上下交征利，则国危！”
“根据鄙见，我日本人多数对清国过于重视，徒然在兵器、军舰、财力、兵数等之统计比较上断定成败，而不知在精神上早已制其全胜矣，即使清日不战，早则10年，迟则30年，清国必将支离破碎呈现一大变化！”
与宗方小太郎持有相同看法的，还有间谍大师荒尾精。
在《复命书》中荒尾精写道：“清国上下腐败已达极点，纲纪松弛，官吏逞私，祖宗基业殆尽倾颓。清日两国唇齿相依，在列强虎视眈眈下，若万一清国成为他国蚕食对象，我国命运亦不可料。因此，清国之忧即日本之忧也，莫如为使欧洲不致侵入，我国先主动制定统辖清国之方略，先发制人征服这个腐朽的政府，改造清国，才能团结中华对抗西方。”
在这两位深刻了解清国国情的间谍看来，清国朝廷已经完全无法承担起代表“中华”的先进性。虽然他们曾经是先进的，战胜了腐朽没落的明王朝，政治一度清明，老百姓安居乐业，但现在他们同样腐坏了。清国朝廷自称继承中华衣钵，却在所谓的“康乾盛世”中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剿灭殆尽（文字狱），清朝的特权阶层腐朽堕落，全社会风气腐败，道德沦丧，全民无节操无骨气。“上天厌其德，下民倦其治，将卒离心，不肯致心”——如此腐坏堕落的朝廷，还好意思说代表辉煌的“中华”？必须由日本来代表！
在这一时期，日本间谍的报告书和政府文献中，他们对日本的称呼就是“中华”“神州”或者“天朝”。而荒尾精在汉口乐善堂的“党章”规定：先征服清国，再结合清日两国力量，实现黄种人的崛起，去对抗西方白种人的侵凌——“吾辈同志之目的，为了全人类首先必须改造清国，清国政府已经腐败，故我同志要协助汉民族之革命运动，使之成功，最迟于10年内改造清国，以期实现中日提携。”
这就是荒尾精为什么列出那些“统战”对象的条件。我们也一定还记得日军攻占安东后张贴的《告十八行省豪杰书》，它正是由宗方小太郎亲自起草的，目的也是一样，日本去“统战”这些“君子豪杰”，号召他们起来革命，推翻腐朽的清廷，一起去“驱除鞑虏，改造清国，恢复中华”。
间谍们的这些观点深刻地影响了日本军部和政府，在十年以后，以孙文为首的一群流亡海外的清国革命者得到了日本人的帮助，成立反清的革命同盟组织，他们的故事我们以后再讲了。而间谍们对清国朝廷和社会的深刻认识，也给他们以及日本军人带来了强大的精神支柱——在日本人看来，他们入侵清国，是在拯救这个国家，他们不是在制造罪恶，而是解救清国人民——谁叫你们的政府不行？
如果我们不能了解这点，就无法理解战场上的日本军人为何从来不要命，“死忠”于他们的职责，也无法真正理解为何一直受到谴责的“强盗的逻辑”和侵略兽行，在日军中却有如此广阔的市场。
是的，面对一个腐朽的、已经落后于它的人民的清政府，日本人反而可以自认为站在了“道义的制高点上”。
是的，当一个朝廷不作为，当朝廷无法代表底层百姓的根本利益和政府的先进性时，即使本国人民忍气吞声，其他国家的各色人等也会发现可趁之机。这种巨大的可怕性，恰恰是清国朝廷从来没有想到的。他们仍然在关起门来统治，而新的世界也恰恰不是关起门来驯化一批良民、追求表面繁荣就可以万事无忧了。
作为一个间谍天才，在提出强大的理论观点后，宗方小太郎提出了实际行动方案，概括起来就是“软硬两手”：先一手硬、后一手软。
宗方小太郎认为，国家的强大不能靠个人的勇武，更不是靠口水激情，也永远不要指望通过道德控诉就能战胜敌人，所以日本对清国需要硬的一手——实实在在的军事行动。
“清日之间，若无大战，则不能大和。故日本对清国人不必讲煦煦之仁、孑孑之义，一旦时机合适，日本军必须排除万难，攻陷北京，再进扼长江之咽喉，攻占江淮重地，断绝南北交通，使清国陷于至困至穷、万无办法之地，使清国政府和人民知晓真正之失败！”
清国幅员辽阔，疆土宽广，日本无法完全吞下，这一点宗方小太郎也考虑到了。他建议日军在侵占清国后，将清国分割为六大部分，实行统治：
1.东部沿海皆划入日本版图。
2.在长江以南迎明朝后裔，建立日本的保护国，镇抚民心。
3.在长江以北、黄河以南建立日本属国，寻关羽或者其他名人后裔为王位。
4.在西藏、青海两省立达赖喇嘛为王。
5.在内蒙古、甘肃、新疆选其酋长为各部落长，日本监视之。
6.大清的皇族和八旗子弟则回到东北地区，由日本监管。
在“硬”的手段成功后，就应该实行“软”的手段了，也就是“铁血之后再怀柔”。宗方小太郎再三提醒日本当局要注意这一点，“数亿清国之黎民待望仁政、仁人久矣”。战胜的日军要在占领地实行“仁政”，不能将战火延绵到清国人民的头上，不能屠杀清国人民，只有这样才能消除清国人民对日本的仇恨，实现日本对清国的长久统治。
宗方小太郎提出的“铁血政策”被日军很好地贯彻了下去，《马关条约》就是根据那“六块论”的战略意图来制定的。甚至多年以后，当日军攻入南京时，认为必须用强硬手段使中国人完全屈服，达到“万无办法”的境地，于是疯狂地开展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屠杀。而宗方小太郎寄希望的“仁政”，无疑是与虎谋皮，日本军部罪恶的屠刀一旦出鞘，是很难再收回来的。
这就是宗方小太郎第一份总结性的情报报告——《清国大势之倾向》。宗方小太郎将他的第二份总结性情报命名为《经略长江水域要旨》，他提醒日本政府观察清国政局要注意长江流域，尤其要特别注意当时一个并不特别起眼的地方——湖南。
长沙正是汉口乐善堂第一个设立“支部”的地方。宗方小太郎预言：“今后主宰爱新觉罗命运的，必为湖南人。”他提醒日本当局，要“及时经营湖南，将来大清国中原鼎沸之时，如果湖南不能为我日本所用，至少也要让它不至与我为仇！英国数百年前就开辟湖南湘潭为商埠，并汲汲于经营重庆，难道没有原因吗？”
间谍们的故事结束了。我们的问题也已经有了部分的答案，而日本间谍给出的答案并不是完整的，因为他们的观察视角也只能局限于清国社会和地方政府，还有一个地方是他们永远不可能到达的。
这就是皇宫。
在皇宫，一场更加令人瞠目结舌的阴暗事件一直在上演，它不仅是清日战争中清军溃败的根本原因，是清国“全民腐败”的源头，也是这个朝廷即将走向迅速衰败的最重要的原因，它即将将整个清国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这就是——
党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