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上，酒店安排默克尔在只为贵宾服务的46楼行政楼层索菲特会所用餐，但默克尔表示谢绝，坚持和一般住店客人一样到7楼西餐厅吃自助早餐。而且不进VIP包间，和随行的德国工作人员一道在大厅吃自助早餐。她也谢绝了工作人员的服务，坚持自己到自助餐台取食物，并自己动手切法式长棍面包。
此时，发生了一件小插曲。在取燕麦面包时，默克尔不小心将一片面包掉落到了地上，按照惯例，酒店的工作人员会帮客人捡起来换一个，而默克尔却拒绝了服务人员，并弯身捡起掉在地上的那片面包，并放进自己的餐盘里。默克尔总理的早餐很简单，煎鸡蛋卷、奶酪饼、西瓜、面包，也包括掉到地上的那两片麦片面包。
在中国如此，在德国这位女总理更显平民本色。默克尔下班后也和其他普通家庭主妇一样，挎着菜篮子去超市购物。一次，默克尔在布鲁塞尔签完欧盟财政协议，当天下午赶回柏林。在下班回家途中，顺便到超市购买青椒、圆白菜、橄榄、白葡萄酒等食品。默克尔购物的场景被超市中的一名顾客拍了下来，随后被德国《新画报》刊登。
默克尔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她每个周五基本上都会列好超市购物清单交其丈夫外出购买，有时她本人也会去超市。在她购物时，即使有人把她认出来，但没有人感到惊讶，顶多有人悄悄注视或热心帮助选购而已。默克尔说，在选购时她“会感觉到人们在看她”，不过，默克尔称自己更喜欢单独逛超市，不受打扰。
如果说默克尔的所作所为多少有点做秀成分的话，那么前总理施罗德的“做秀”就是迫不得已了。施罗德在任的时候，人们往往能看到这样一种奇特的景象：从星期一到星期五，他可以坐着豪华的奔驰去会见各国政府首脑或参加各种会议；可一到周末或假期，他却只能驾驶属于他自己的一辆老掉牙的大众牌汽车。为何如此？因为下班时间使用官车是要付费的，所以他和家人避免因私使用官车。此君实在是太穷了，因此只能每周请一次清洁工，而他的妻子不得不亲自购物、煮饭和熨烫他的衬衫，并且自己照料孩子。
施罗德住不起政府提供给他的一幢位于柏林一个漂亮街区的豪华别墅，因为他得支付每月两千欧的租金，而且，他也不愿意自掏腰包支付上下班交通费用。所以，只好放弃这幢别墅的使用权，租下了另外一套小房间。这套每月租金大约500欧元的房间包括一间卧室、一个与卧室连在一起的没有窗户的浴室，一个小餐室和一个小厨房。当他的妻子多丽丝和继女克拉拉留在柏林过夜时，一张行军床被安在双人床旁边，供已是十几岁少女的克拉拉睡觉。
为何施罗德如此穷困？因为他曾经离过三次婚。根据德国法律，一旦男方提出离婚，他今后必须将收入的一半给妻子，如果还有小孩就要付更多。每次离婚，施罗德都不得不花上一大笔钱来摆平离婚的负担，而且还要向离婚的妻子支付一笔数额不菲的“补偿费”。施罗德承认，三次离婚经历使他“元气大伤”，为此，他的生活水准也大打折扣。
如果说德国的“中央首长”或多或少在“做秀”的话，那“地方大员”又如何呢？一位旅居德国的华人这样描写道：
“早上到小镇超市买东西。出门后，忽见一位西装革履、骑着自行车的人冲我招手打招呼。定睛一看，原来是我们市长。一般来说，骑自行车的人要么一身运动行头，要么一身休闲装。打着领带、西装笔挺地骑自行车，有些不伦不类。而我们市长，偏偏就是这个样子——他几乎一年四季西装革履地骑着自行车上下班，骑着自行车四处转悠，逢人就打招呼。这已成了我们小镇的一道独有风景。小镇上几乎无人不认识这位市长”。据这位华人回忆，她第一次见到这位市长，是在搬到小镇不久。当时小镇举办“城市节”。在节庆期间，孩子们可以免费参加“儿童跳蚤市场”。也就是说，在节日这一天，孩子们可以把自己用过的、不再需要的东西拿到指定的场地去卖，不用付摊位费。“那天，大人孩子正热热闹闹地在跳市上忙着，过来一个人，热情地跟我打招呼。然后问我，是日本人、泰国人、越南人还是中国人？就这样我们聊了起来。当时，我以为他只是这跳市里某个孩子的家长。直到第二天，看到报上登出的消息和市长的照片以及致辞，才明白原来昨天跟我“亲切交谈”的竟是我们市长！”
可见，德国的“地方大员”在大张旗鼓地“做秀”。由于做秀多了，搞得还很自然，而且大家还都习以为常了。那么，德国政治家“做秀”的动机是什么呢？首先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并不是微服私访去体察民情、获取第一手信息，因为他们每天都生活在民众之中，对社会情况了解得一清二楚。其次，这种“做秀”是从迫不得已到形成自然。人的天性都是懒惰的，如果你有特供，有免费的生活秘书、司机、汽车、洋房、保姆、大厨，你会愿意干活吗？遗憾的是，这些福利待遇德国政客都没有，所以他们不得不亲自动手。习惯一旦形成，大家都认为政客干活是理所应当的。即使某个政客原本就有钱，他也不好意思太张扬了。如果非要解释德国政客为何喜欢做秀的话，终极的答案是，在德国，无论是多大的官，不过就是一种职业而已。如果他要保住这份工作，就必须取悦于民众，因为民众是他真正的老板。老板一旦不高兴，下一届就可以换人。而政客除了能说会道，大都是没啥本事、没啥技术含量的人，所以保住这份工作对他尤为重要。
究竟是认真还是较真
不少朋友说我老是正面鼓吹德国，也应该写点儿负面的东西。正反都说，给人的感觉才会比较全面、客观。
对本人而言，其实这样表述似乎更妥：我鼓吹的不是德国，而是德国的民主体制。德国今天取得的成就，官员不敢大贪、社会和谐、人民生活幸福，都与二战后建立的现代民主体制息息相关。这一观点可以用德国的历史作为例证：同样都是德国人，为何会出现魏玛共和国的乱象、纳粹德国的倒行逆施呢？答案就是——民主可以划分为幼稚民主和成熟民主两类。魏玛共和国的幼稚民主催生了纳粹，而联邦共和国的成熟民主铸就了当今德国的文明与富强。
成熟民主的标志是尊重人权。当然，所谓的成熟其实是一个逐渐走向成熟的过程。民主的完善只有起点，没有终点。成熟民主也并非完美无缺，甚至也只能称之为“最不坏的体制”，但与某些不堪入目的体制比起来还是好得太多了。这正如面对两个人，一个庸人和一个恶徒，你不能因为害怕恶徒动粗而对其献媚，并且在恶徒面前咒骂庸人的平庸。正确的态度是，在恶徒面前不断地唠叨：“那个平庸的人比你好。”而且还要耐心地告诉他，庸人究竟比他好在哪里，以此希望那个恶徒有一天改邪归正，这才是我鼓吹德国民主的目的所在。
下面这两个故事，可能会更好地说明一切：
第一个故事：杀人犯被警察口头威胁，竟获国家赔偿。
2002年，盖弗根绑架了一位银行家12岁的儿子，向其勒索100万欧元赎金，在等待赎金过程中盖弗根将人质杀害。为了找到人质，在盖弗根不合作的情况下，警方在审讯过程中威胁将对其实施酷刑，盖弗根只好带领警方指认了人质尸体。最终，盖弗根以绑架勒索并杀人罪被判终身监禁。
原以为案件就此告一段落，没想到平地起波澜，服刑后盖弗根起诉黑森州警察局对其带来心理伤害，以人身及精神伤害为由提出赔偿损失1万欧元。黑森州法庭经审理认为，参与审讯盖弗根的两位警官“严重侵害法律”，其赔偿要求合理而判决盖弗根获得3000欧元国家赔偿。主持宣判这一决定的法官海夫特解释说，刑事罪犯并没有被剥夺人的尊严，法制国家不允许警察审讯时使用不公正手段，即使这个人犯有令人难以忍受的严重罪行。
可见，德国警察仅仅对杀人犯口头威胁使用酷刑，国家都必须承担其后果，那么，如果真的使用了酷刑，情况会怎样呢？在这样一个民主体制下的国家，警察连杀人犯都不能轻易得罪，更何况对普通的民众？所以说德国真正做到了“免于恐惧的自由”，也就是免于对警察的恐惧。做警察难，做德国警察更难。
这个故事也告诉我们，德国法院与政府（警察）并不是一伙的。政府如果敢对公民做恶，小心被法院收拾。因此，对人权的尊重、司法的独立判决，两者构建了成熟民主的基石。在这样一个国家生活，根本没有必要再提倡爱国主义，因为大家没有理由不爱。
第二个故事：博士论文有抄袭，国防部长丢官又丢人。
德国前国防部部长古滕贝格2006年在拜伊罗特大学法学院完成博士论文，2007年以优等的成绩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古氏很受民众拥戴，甚至是未来德国总理的候选人，遗憾的是一场学术造假风波毁了其前程。
事情的起因比较偶然。德国不来梅大学法学教授安得鲁·菲舍尔·雷斯卡诺在例行检查中偶然发现了国防部长古滕贝格“大胆的抄袭”行为，雷斯卡诺称，“抄袭贯穿了整篇论文和所有内容”。其实，古滕贝格的博士论文抄袭并非如雷斯卡诺所说那么严重，按照某些国家的标准甚至只可以用瑕疵来形容。其博士论文《宪法与宪法条约：美国和欧洲的宪法发展》多处引用报纸和学术文章内容，却未注明出处，其中一整段甚至原封不动地照搬自一篇新闻报道，论文中一些引用内容的出处也标注错误。
陷入媒体质疑漩涡后，古藤贝格的博士学位被取消，随后不得不辞去国防部部长职务，年仅39岁的一颗政治明星就此殒落。根据德国的习俗，发生这样的事情终身没有机会再从政，而且面子也丢得一干二净。
古藤贝格论文抄袭的丑闻并不仅仅影响到个人，而且对执政的联盟党伤害不轻。我估计反对党社民党领导人晚上睡觉都笑得合不拢嘴，因为这样一份大礼在德国政坛上实在太难得了。正所谓当官难，在德国当官更难。还有另外一句：做学问难，在德国做学问更难。
德国红会监督
2011年8月2日，燕山大讲堂邀请我和几位朋友与网友进行在线交流，通过对国外红会的比较来讨论中国红会的捐款查询平台。
德国红会成立于1922年，但她是一个民间性质的机构，政府不扮演任何角色。政府和慈善机构间没有任何关系。如果非要说有关系的话，那就是维护国际红会的相关规则。
德国红会的业务范围很广，主要包含：老年人护理救助、卫生护理、青少年儿童和家庭救助、紧急救助、捐血、移民服务和找人服务等。德国红会业务分得很细，例如老年人的护理和救助这一项就包含：紧急护理、护理保险咨询、定期访问、旅游照顾、居家照顾、购物服务、开车服务、家庭紧急呼救、家政协助、身体护理协助、全日制照顾等。
德国红会捐款信息平台公布的信息十分详细，主要包括：无目的捐助额、紧急救助资金、亚非拉援助金、实物捐赠和有目的捐赠等，公布的捐款数额清清楚楚，可以在其网站上查询到，其中还包括捐款使用结果等。相比之下，中国红会捐款信息平台的问题是：第一，出来太晚了，国外早就做到。其实，如果他们有心做这样的事情，早就应该做了，因为这不是一个多么复杂的技术；第二，平台太粗糙。中国红会是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才匆匆建立起这样一个信息平台。显然，一个月就搞定是不太认真的。
德国红会把财务透明作为头等大事来对待。红会成立90年来，尚未发生过重大财务丑闻。其根本原因是：一、非政府机构；二、做红会工作的人具备良知，其目的单纯，知道红会是救助弱势群体的，而不是中饱私囊的工具；三、聘请外部财务审计机构进行动态监督和事后审核；四、从内部补漏洞，不让人有任何贪污的机会和可能。
其财务监督机制分为主动监督和被动监督两个部分，财务透明包含：捐款透明、财务监督体制和年度报告三个部分。主动的财务监督包含：一、聘请外部财务机构进行动态监督和事后审核；二、建立内部财务审核机构；三、聘任“申诉专员”；四、从2009年起建立“未来红会工作风险”评估机制；五、风险管理机制；六、财务审计。
被动的财务监督包括：建立捐助信息平台，从网上直接查找任意一笔款项的来源和下落。每年公布一份年度报告。
除了内部监督，德国红会还建立起外部监督机制。这个外部监督机制其实是最有效的。德国红会不仅聘请外部财务审计机构，而且从外部聘请专人担任“申诉专业”。那么什么是申诉专员的职能呢？德国红会认为，外部机构的监督并不是24小时的，因此，有必要设立一个岗位对红会进行全天候监督。这个岗位就是“申诉专员”。这位专员不是内部人，而是聘请外部一位有相当名望的人士。这位“申诉专员”驻扎在红会里面，直接和红会工作人员交流，从这个地方获取相关信息，了解工作人员是否有贪污、侵占的问题。可以这样说，德国红会的工作在外部机构和专人的强大监督之下，想贪污都难。
杜绝权力寻租
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的消息：某个官员出事了，一查就发现贪污了好几千万，某个贪官动不动就把上亿的银子卷走逃到国外。
我有点小人之心，希望德国也发生类似的事情，以此证明一个道理：是人就贪，甭管什么体制。高兴的是德国还真有贪污的官员，遗憾的是德国官员贪污的数额太小了，对我们的官员来说不过是小菜一碟。
为了搜集德国官员贪污的劣迹，我在德国留学期间天天看报纸和上网搜索相关信息。这不，还真让我“逮住”几个：
德国前经济部部长莫勒曼的小舅子是做建材生意的。莫勒曼为了给其推销建材，用经济部的一张信笺纸写了一封推荐信。这件事情被媒体发现了，于是媒体质疑莫勒曼动用政府的公信力来为亲戚谋私。有的媒体甚至质问：信笺纸的价值虽然不高，但那也是国家资产。在媒体的狂轰滥炸下，莫勒曼很快辞职。
德国联邦银行的一个行长到奥地利度假，旅馆老板知道他的身份后主动表示，让他免费住两个晚上。这么一件小事情也竟然被媒体知道。此君很不走运，也立即以辞职来了结。其原因是，国家公职人员占私人的便宜，今后很可能会为其谋私。
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前往西班牙参加公务活动，让其夫人随同前往。媒体很快对这件事情进行报道并质疑：只有总理可以享受政府的公务飞机，夫人怎么可以乘坐公务飞机呢？施罗德只好为其夫人补交了3700欧元。为此施罗德心疼了好几天，因为他自己因离婚而成了困难户，在首都柏林都只能租一个两居室的房子，在公务活动之余只能开自己老掉牙的大众牌汽车。从此以后，施罗德痛下决心，但凡出国都让妻子坐普通的民航班机随后过来。
这些消息对我来说太不过瘾了。那么，德国官员为什么只能干点小贪污的事情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