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认为，影响这一“禁忌”的最重要因素，需要到心理深层——即原欲自身的发展进程中去寻找。精神分析的研究已表明，人们的原欲总是强烈地附着在原始的对象，儿童时代的性目标始终不曾消失。对女人来说，她的原欲最初的固置在父亲身上（或接替父亲的兄长身上），这种忘情通常不直接导向交合，在最严重的情况下，也不过是把性交作为一个模糊知觉到的目标。如此，丈夫只能成为这原始目标的替身，不是她真正的恋情对象，她的恋情永远指向别人，在典型情况下，是指向其父亲，而丈夫充其量是第二人选。丈夫究竟能否得到满足，是否遭到她的冷落，这完全由固置力量的强弱和持续性而定。就是说，导致性冷淡的最终原因与形成心理症的宿因本是相同的。当然，在一个女人的性生活中，其理智愈多，其原欲就愈能抵抗那第一次性交带来的震惊，男人对她身体的占有就越容易抵挡。这样的女人其心理是被压制了，性冷淡却代之而起。如果这种女人，恰好遇上一个性无能的男人，那么，这种性冷淡就会更加严重，甚至诱发其他的心理症状。
原始人的习俗似乎考虑到了这种早期性愿望动机，于是他们往往让那些能作为父亲之替身的老者、僧侣或其他贤达之士担任首次破坏其处女膜的职责。在我看来，那备受指责的中世纪领主“初夜权”似乎直接由此沿袭而来。斯托福有过类似的见解，他还进一步揭示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十分普通的所谓“托白亚之夜”习俗里，第一次交合的特权，常常只有父辈才能享有。这与荣格的调查是相符的。按照这些调查，在许多民族中，往往由那种代表着父亲意象的神的雕像来完成这一初次交合的使命。在印度的一些地区，女人的处女膜被迫献给木制的类似男性生殖器一样的神像。据奥古斯丁所言，这一习俗也存在于罗马的婚礼之中，只不过做了些改变，新娘只需在那被称为普里阿柏斯神的巨大的阳具上坐一下便可以了。
从更深层的意义上讲，还有其他动机影响着女人对男人的这种反应，并对女人性冷淡产生影响。这便是，初次性交激起了女人的其他冲动，这些冲动可以说是长期存在的，而且是完全与女人的角色与功能相悖的。
通过对许多女性神经症患者的分析，我们发现，在早期她们曾艳羡其兄弟的男性生殖器，并因自己不具有它而感到自卑与羞辱（其实，并不是缺少，而是比较小一些）。我们将这种“阴茎嫉羡”视为“阉割情结”的一部分。如果说在这种嫉羡中包含了一种“希望成为男性”的含义，“阉割情结”所包含的就是“男性发出的抗议”。在这一时期，小女孩经常公开表露自己的这种羡慕，随之产生了一种嫉妒情绪。她们有时甚至学着兄弟的样子站着小便，以证明自己与他们相同。在前述的例子中，即女人在性交后总是表现出对丈夫无法控制的攻击性，而丈夫又是她的所爱。经我分析之后，原来她在对象确定之前一直都陷入这种嫉妒状态之中。在正常状态下，小女孩能渐渐地将原欲转移到父亲身上，这之后她所希望得到的不再是阴茎，而是生出一个小孩。
在某些个别的例子里，发展程序也可能颠倒过来，“阉割情结”的这一部分只是到了对象选择之后才起作用，其实这并不奇怪。女子在其“雄性期”里对男孩子阴茎的羡慕，并不是一种“对象之爱”，而是一种十分原始的自恋。
不久前，我有幸对一位新婚妇女的梦进行了分析，这个梦是对其童贞丧失的反应。它同时暴露出了自己的愿望——阉割年轻的丈夫，并把他的阴茎安在自己身上。当然，将其解释为幼年欲望的延续和重复并无不可，然而，梦的一些细节揭示出这是一种超越了常态的反应。这个梦性质以及梦者以后的举止都预示着这一婚姻中的悲剧结局。我们还是回过头来讨论“阳具嫉羡”吧，女人特有的那种敌视男人的矛盾倾向，总是多少与两性关系有关，这可以在女人的奋斗及表现“解放了”的女人的作品中明显看出来。弗伦克兹从生物学的角度追溯了女人的这一敌意起源，认为这种敌意在混沌初开，两性初分时便已经存在了。他坚信，交媾最先发生在两个相似的个体之间，以后，一方变得强盛起来并迫使弱者臣服于这种两性关系。而这种臣服的不情愿倾向正是今天女人的性冷淡的原因之一。我认为，若我们不过分夸大这种说法的价值，这种说法就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
对于女人初次性交时那种矛盾反应的动机，我们已进行了详细的探讨。总的说来，可以概括为：处女因为性心理尚未成熟，所以对与其发生第一次性关系的男人，就觉得不堪忍受。这样一来，处女的禁忌倒成了人类高度智慧的结晶，因为这个禁律注定了要使与她共同生活的男人避免这些危险。在文明的较高阶段上，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人们十分重视女人“性之臣服”之后所带来的好处，因而不再躲避这种危险，女人的童贞便成了男人不愿放弃的财产。然而，关于问题婚姻的研究告诉我们，促使女人对破贞的报复动机，即使在文明妇女的心理生活中也未完全消失。我想下列情形不能不令观察者感到惊奇：许多女人在第一次婚姻中有性冷淡，且不幸福，然而，在离异后却变得温情脉脉，极会使第二个丈夫幸福。毫无疑问，原先的不良反应已随第一次结合的结束而消失了。
不过，撇开这一点不谈，对处女的禁忌在文明社会也未彻底消亡。大家都知道这样一点，作家不时地以此为素材进行创作。安泽鲁波曾写过一部喜剧，叙说一个单纯的农村青年，因担心自己的生命被吞噬掉而不与所爱的人结婚，倒同意她嫁给别人，只有到她成为寡妇，不再有危险时，才肯娶她。这部喜剧的名字为《处女之毒》，这使我想起了驯蛇的习惯，为避免危险先让毒蛇咬一块布。
在海拜尔的悲剧《朱迪斯和霍洛弗尼斯》中，对处女的禁忌及其动机作了最有说服力的描述。朱迪斯是一位受到禁忌保护的处女，其丈夫在新婚之夜由于焦虑而恐惧起来，从此再也不敢碰她。她这样说：“我的美，犹如颠茄，谁若享用它，不死即疯。”当亚述将军带兵占领了朱迪斯所在的城池时，她便设想以其美貌去诱惑他，将他置于死地，很明显，这个想法在爱国面具下潜藏着性的欲求。当这位以勇猛、鲁莽著称的将军强暴了她之后，她便愤怒地砍掉了他的头，成了人民的救星。按照心理分析，砍头象征着阉割，因此这一行为其实象征着朱迪斯阉割了奸污她童贞的男人，正如那位新婚少妇在梦中所做的那样。海拜尔用一种极美妙的语言，使《伪圣经》中这种爱国行为的记载染上了一层浓厚的性色彩。我们知道在《伪圣经》的记载里，朱迪斯回城时仍夸口自己清白如初，即使查遍真伪圣经，也找不到任何关于她这次怪诞婚姻的记载。海拜尔可能以他那诗人特有的敏感，看穿了经文有意造作，重新揭示出故事后面隐藏的真相与内涵。
萨德格尔对此作过深入的分析，认为他之所以选择这一素材，乃是由于他的“双亲情结”所致。由于他在童年期两性倾向的挣扎中总是倾向于女性，所以很自然地理解埋藏于女性心中最深层的隐秘。萨德格尔还引用了诗人自述的动机，说明为何对这一故事作了改编。他发现，故事本身是浮浅的、虚饰的，意在为潜意识中的动机寻找披露的借口。圣经中仅仅提到朱迪斯是个寡妇，而萨德格尔何以使她成为了保持童贞的少女。萨德格尔也有这样一段解释：这里的动机原在于诗人那童年式的幻想，意在否定父母间的性关系，所以母亲变成了保持童贞的少女。对于这种分析，我想再补充一点：诗人既然已确定主角是一个处女，他的幻想便深入到处女膜一旦破裂后她可能有的愤怒和悔恨，从而使他在这一方面做了不少文章。
因此，我们或许做出这样的结论，作为文明的结果，女人的破贞不仅意味着永久地屈从于一个男人，而且还产生了对男人的原始敌视反应。这种敌视反应可转为一种病态形式，使得婚姻的性生活受到抑制。这就是为何第二次婚姻远比第一次美好的原因，使我们感到奇怪的对处女的禁忌，即原始人的恐惧，使丈夫避免破贞的行为，完全可用这种敌视反应予以解释。
有趣的是，精神分析者竟遇到了这样的女人——在她们当中存在着屈从与敌视两种相反的反应，且能保持两者间的密切关系。这样的女人，一方面似乎很爱丈夫，另一方面又想努力摆脱丈夫。当她们试图去爱别的男人时，第一个丈夫的意象（虽然该女人已不再爱他）却常常干扰和抑制了她。精神分析告诉我们，这样的女人事实上仍屈从于第一个丈夫，只不过已不是情感之爱。她们之所以离之不去，只是尚未彻底报复，但即使在极端的例子中，这种报复冲动也未被自己意识到。
自恋的产生
按语：
“自恋”是指个体像对待性对象一样对待自体的一种态度，自恋者自我欣赏、自我抚摸、自我玩弄，直至获得彻底的满足。本文仅是弗洛伊德关于自恋问题专论的一小部分，旨在说明自恋的起源，弗洛伊德以力比多为研究的基础，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指出——之所以会产生自恋，是由于心理能量集中到了一起，即力比多从外部世界的人和物撤回转向了自我，从而产生了自恋的态度。
自恋，由临床描述引申而来，于1899年首次被纳克使用，指个体像对待性对象一样对待自体的一种态度。自恋者自我欣赏、自我抚摸、自我玩弄，直至获得彻底的满足。达到这种程度后，自恋便具有了性变态的性质，因为个体性生活的全部为它占有，所以具有我们所研究的性变态的特点。
观察的结果常令精神分析者为之震惊，许多具有自恋态度的人还遭遇了其他障碍，比如赛哲所指出的同性恋，此外，自恋应得到的力比多或许有更广泛的表现，它或许会在人类性发展的正常过程中为自己保留一席之地。精神分析之于神经症者的困难导致了同样的设想，因为这种自恋的态度似乎可以限制自恋者使之不易受到影响。就此而言，自恋不会是性变态，而是对自我保护本能的自我中心的补充，可以作为适于所有生物体的标志。
如果我们将“早发性痴呆”（克勒佩林）或“精神分裂症”（布洛伊勒）纳入力比多理论的假设之中［参阅作者《性学三论》中的“力比多理论”。——译注］，我们就会产生研究原生与正常自恋概念的迫切动机。被称为“精神偏执症”的病人，表现出了两个基本特征：妄自尊大和转移对外部世界的兴趣——对人与物的兴趣。由于这后一原因，使得精神分析难以对他们产生影响，我们的治疗努力也便付之东流。不过，精神偏执狂者对外部世界兴趣的转移尚需做更精确的描述。同样，歇斯底里症患者或强迫性神经症者，也会视其病情放弃与现实的关系。分析表明，他们绝不会中断与人、物的性欲关系，仍在幻想中保持这种关系。比如一方面，要么用记忆中想象的东西代替现实客体，要么把想象的东西与现实的客体相混淆；另一方面，他放弃运动神经的初始活动而去实现与其他客体建立联系的目的。只是在力比多这种情形下，我们也许才可以合乎逻辑地使用被荣格混杂使用的“力比多内向”。否则，就会是“精神偏执症”。病人似乎将其力比多从外部世界的人和物撤回，而在幻想中不用他物加以替代，整个过程就变成第二位的，并成了试图恢复的一部分——将力比多带回到客体。
如此，新问题又出现了：在精神分裂症中，从外部客体撤回的力比多又会发生什么变化呢？这些情形中的妄自尊大特征为我们指点了迷津。毫无疑问，妄自尊大是以牺牲“对象力比多”为前提的。从外部世界撤回的力比多转向了自我，并产生了可以称之为自恋的态度。然而，妄自尊大本身全无创新可言，相反，诚如我们所知，它是曾经存在着的条件的更清楚的表现。这使得我们把从“对象贯注”中撤回的自恋看作为一个“继发过程”，在此之上叠置着许多不同的影响。
请允许我申明，在此我并不试图解释或对精神分裂症问题做更深入的探讨，我仅仅是把别处已经表述的观点集中起来，以为自恋的产生提供解释。
在我看来，这种力比多理论合乎逻辑的扩展还受到了第三种资料的支持，即我们对儿童与原始人心理观察与观点。我们可以把原始人的特征概括为一个方面：妄自尊大。表现为对自己愿望与心理能量的高估，思想是全能的，相信语词的魔力，具有对付外界世界的技巧——“魔术”，它好像是这些浮夸的前提的逻辑应用。今日儿童的发展更令我们费解（我在《图腾与禁忌》的第三篇论文中，专门讨论了这一问题），我们期望发现他们与原始人完全类似的态度，于是，我们便形成了关于自我的原始力比多贯注的观念，以后由此生出一部分指向客体并坚持下去，它与“对象贯注”的关系犹如身体中的变形虫与其伸出的伪足的关系。由我们的研究可以看出，作为神经症症状的起点，力比多的这种分配对我们而言却是隐蔽的。我们所注意到的仅是力比多的散发——对象贯注，既可发现，又可收回。广而言之，我们同样看到了“自我力比多”与“对象力比多”之间的对立。一方面用得越多，另一方面则用得越少。对象力比多发展的最高方面可以在爱情中看到：为了对象贯注，个体似乎放弃了自己的人格。同样，偏执狂关于“世界末日”的幻想或“自我知觉”，则是相反的情形。最后，考虑到心理能量的分化，我们可以初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自恋的情形中，心理能量本是聚集在一起的。正如我们前面所说，即力比多从外部世界的人和物撤回转向了自我，从而产生了自恋的态度。
性道德和现代人的不安
按语：
本文是弗洛伊德泛性论文化观的一部代表作。它集中论述了现代社会的性道德与文化的关系问题，强调了性的因素是现代社会文化危机、人生的焦虑与神经症的主要根源，抨击了现代社会的性道德观，提出了改善文明与发展文艺的性本能升华作用说。
在艾伦费尔斯新近出版的《性伦理学》中，作者对“自然的”和“文明的”性道德作了区分。在他看来，“自然的”性道德指人类永久保持健康与效能的能力，而“文明的”性道德指旨在促使人类更加辛勤地从事文化活动。他认为只要比较一下人的内在特征和其文化成就的关系，两者的差异就可得到很好的说明。在对这一思想做更扩展的思考时，我会向读者引介作者书中的观点，而我对作者观点的引用则仅仅作为我对该问题研究的起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