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败之笔：乾隆决定退位时想立太子，和砷却不想换皇上，就劝皇上甭着急，说乾隆肯定得活一万岁。在和砷的心中，只有乾隆和他自己。后来嘉庆当上诸君，他也没太当回事，自行断了后路。
命运判词：嘉庆因他是乾隆的重臣，故而赐他三尺白绫自裁。正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
殃及家族：对和砷的亲信伊江阿、吴省兰、吴省钦等人刑罚，对同案的福长安改判死缓。和砷保举的其他官员不予追究。他的家族盛极而衰，不劳嘉庆动手了。
后世评定：和砷聚敛财富之多，为中国古代最大最富的贪官。“和砷跌倒，嘉庆吃饱。”此言不假。
为大清亡国掘墓的人
清人笔记《名人逸事》有篇文章《曹振镛之误清》中记载：“整个清朝，重臣死后谥号为‘文正’的共有七人（实际上是八人，另一人是刘统勋。笔者加注）：汤斌、朱珪、曹振镛、杜受田、曾国藩、李鸿藻、孙家鼐。清人评价说这七人中汤斌以理学，朱珪以学问，曾国藩以勋业方面的成就得到‘文正’谥号，这几个人没有任何非议。李鸿藻、孙家鼐则是以给皇帝当师傅得到的谥号，这是惯例，这两人也没有什么明显过错。杜受田给文宗当师傅，相伴的时间是最长的。当受田死时，文宗皇帝失声痛哭，赠他这个谥号也是正常的。等到了曹振镛则是挑剔细故，‘鸡蛋里挑骨头’，箝制人心，让天下人不得发挥各自的聪明才智，造成一个不痛不痒的天下。等到洪杨事件突发，几乎到了亡国的地步，这都是曹振镛造成的。”
这七人唯独曹振镛被认为是难以配享“文正”这个谥号的。且清人直接就说他的罪过是“造成一不痛不痒之天下。洪杨（太平天国起义）猝发，几至亡国，他罪过极大”。
道光皇帝执政后每天都要批阅大量的奏章，但他毕竟精力有限，要是仔细查看，就是整夜不睡觉也看不过来；若是不认真看，又怕遗漏下什么被臣下欺骗。章奏不能遍阅实在烦闷，苦不堪言。这时，在枢府的曹振镛拍了一个恰到好处的马屁，他说：“现在天下太平，大臣们好作危言，指陈朝政的过失，以博得赞誉表扬。若是治他们的罪，则皇上会蒙上拒谏的名声。今后所有奏章，皇上不用遍阅，只要选择其中一些最小的错误用朱笔抹出，谴责奏折臣子，让群臣传阅。那么所有大臣都会被皇上的圣明所震慑，以为皇上明察秋毫，细微不遗，一定不敢肆意擅奏，懈怠从事。”
道光一听，正合其心意。于是，他照此办理，每每从臣下的奏章中吹毛求疵挑出极小的错误，给予罚俸降革等严厉惩处。此举果然奏效，从此朝臣们“皆矜矜小节，无敢稍纵，语多吉祥，凶灾不敢入告。”这之后群臣上折子都忐忑不安，把许多精力花在“细枝末节”上，惟恐被皇上抓到一时之错。道光帝终于从繁重的批阅工作中解脱出来。
等到咸丰一朝，太平天国起义，大清帝国将要倾覆之际，各级官吏仍“互相隐讳，莫敢上闻。”有人说这是曹振镛“隐蔽之罪”酿成的。曹振镛这方面为当时私人笔记所揭露，毁掉了他“文正”的声名。当曹振镛死后谥“文正”时，就有了“不文不正”的毁誉。
鉴于此，史学家苏同炳说：“曹振镛琐鄙无能，养成了道光一朝政治风气之柔糜泄沓，所以他实际上是道光帝的罪人。在他所养成的风气下，官吏以不负责任之圆滑弥缝为做官之能事，不但有用的人才因之而销磨殆尽，国事亦因之而不堪闻问。”
曹振镛（1755—1835年），字俪生，号怿嘉。乾隆四十六年（1781）进士，翰林院编修，后升侍读学士。三任省学政，四任省会试主考官。纂修《会典》、两朝《实录》、《河工方略明鉴》、《皇朝文颖》、《全唐文》皆为总裁官。他一生经历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在嘉庆朝得到重用，任吏部尚书、体仁阁大学士，兼管工部，进入内阁。到了道光朝，任武英殿大学士，成为道光的心腹之臣，曾代理皇帝事务三个月。为官长达52年，官宦岁月之长整个清代无人能匹敌。
曹振镛于道光十五年病死，道光十分伤心，亲临吊丧，特下诏：“大学士曹振镛，人品端方。自授军机大臣以来，靖恭正直，历久不渝。凡所陈奏，务得大体。前大学士刘统勋、朱珪，于乾隆、嘉庆中蒙皇祖、皇考鉴其品节，赐谥‘文正’。曹振镛实心任事，外貌讷然，而献替不避嫌怨，朕深倚赖而人不知。揆诸谥法，足以当‘正’字而无媿。其予谥‘文正’。”下诏褒恤，入祀贤良祠，在紫光阁陈列画像，进入显赫功臣的行列。道光帝还亲自为他写下这样一段赞语：“亲政之始，先进正人。密勿之地，心腹之臣。问学渊博，献替精醇。克勤克慎，首掌丝纶。”
曹振镛历经乾、嘉、道三朝而不倒，在道光年间抵达个人荣誉的顶峰，以大学士兼军机大臣终其身，被道光帝视为“股肱心膂之臣”。《清史稿》称：道光帝对曹振镛是“恩眷之隆，时无与比”。道光朝满朝文武中，最得宠、最走红的当数曹振镛。
道光喜欢求全责备，只要八股文做得好，形式不错，皇帝就会“龙颜欢喜”；反之则会“龙颜震怒”。至于文章里有没有治国安邦的“真知灼见”，则无关紧要。曹振镛揣度帝意，跟道光皇帝很紧，绝不走板。清人朱克敬《瞑庵二识》披露其自白云：“曹文正公晚年，恩遇益隆，身名俱泰。门生某请其故，曹曰：‘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曹振镛身居要位，他的为官之道，对道光一朝的官场风气影响很大，于是大家都“循默守位，寖成风俗矣”。
曹振镛生逢内忧外患之世，当时腐化的官僚习气早已成形，大气候早就这样了，这并不是曹振镛一人所能造成的，但世人还是认为这都是因他的恶劣影响所导致。
历史上任何坏事都需要有人来承担责任，来背黑锅。说奉行明哲保身的曹振镛是大清朝的掘墓人，或许他会喊冤；但历史已选择他来承担骂名，他又怎能逃得了呢？
首次倡议修铁路的台湾巡抚
《清史稿刘铭传传》记载，“光绪六年（1880年），俄罗斯说要交还伊犁，后又违背诺言，清廷紧急加强边防战备。皇上召刘铭传到北京，刘铭传上疏陈述军事，他说，‘训练军队，制造武器，固然应该相继进行，但最关键的是铁路。修铁路的好处，不可尽述，对于军事更是刻不容缓。中国幅员辽阔，防不胜防，一旦铁路开通，东西南北联通一气，没有征调仓卒的后顾之忧，没有辗转运输的艰辛之虑，由此裁兵节饷，组成精锐之师。一名士兵可以抵得上十名，大权由上面掌握，不受边官员的牵制，建立了自强的基础，杜绝了洋人的觊觎，都在铁路这一关键之上。’虽然铁路并没有因为刘铭传的奏章而修建，但中国铁路的兴办，却是由刘铭传发端的。”
刘铭传到京后发现清廷一意求和，于是称病，愤愤地回家了。
刘铭传（1836—1896年），台湾首任巡抚。字省三，号大潜山人，安徽合肥西乡人（今肥西县铭传乡）。出生穷苦，为人刚毅勇敢。11岁丧父，18岁入江湖，曾一度上山做强盗。母亲因此受牵连而自杀。刘铭传在家中排行第六，因脸上有麻子故人称刘麻子或刘六麻子。投靠李鸿章的淮军后，他率领的所部号称“铭字营”，加入对太平天国的战争，因凶悍善战，战功显赫，很快被提升为记名总兵，成为李鸿章麾下的一员大将。1865年在山东镇压捻军有功被提升为直隶总督，并获得清廷三等轻车都尉世职及一等男爵的封赏。
同治七年（1868年），刘铭传奉旨督办陕西军务，因与其他官僚相处不和，愤于清政府昏聩不公，又因积劳成疾，告病还乡闲居家中。
光绪十年（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刘铭传被清廷重新启用派往台湾。刘铭传在台湾时多次击败法军登台的计划，在沪尾大捷中最终使法军放弃登台。
光绪十一年（1885年）清廷将台湾从福建分离出来建立台湾省，刘铭传任台湾首任巡抚。
光绪十二年（1886年）他在台北设电报总局，架设水陆电线，全长700公里。同年设立商务局，樟脑总局，在沪尾设立官办硫磺厂。
光绪十三年（1887年）台湾设立煤务局，煤油局，机器锯木厂，为铁路提供枕木。
同年，台北成立“全台铁路商务总局”，聘英德两国人为工程师，着手修建铁路，前后历时六年完成了基隆至新竹全长106.7公里的铁路，成为中国人自办自建的第一条铁路。制定了以“兴造铁路为网纽、辅之以电线邮政”的新政方针。台湾给了他大鹏展翅的天地，了却了他修建铁路的一桩夙愿。
光绪十四年（1888年）创立新的邮政制度，比清政府成立的邮政官局还要早八年。
将清初在台湾设的一府三县，增为四县。划疆分守，初具规模，奠定了今日台湾地方行政区划的基础。
到1890年为止，刘铭传在任台湾巡抚的六年中（1885—1891年），创造了六项中国之最：最早采用西式装备和操练方式；最早上奏折倡修铁路；最早在一省范围内推行全面改革并取得成效；最早独立的邮政局，最早的一条实际营运的铁路；最早的经济特区计划——基隆煤矿承办章程。
他在台湾进行了广泛而大胆的改革。改革涉及军事、行政、经济、生产、交通、教育、文化各个领域，范围相当广泛。多数都卓有成效。台湾的面貌焕然一新，推进台湾的近代化进程，刘铭传实为台湾近代化的先驱，此言不假。
刘铭传的眼光不仅仅盯在台湾上，他还希望“以一岛基国之富强”，以台湾“一隅之设施为全国之范”。从这点可以看出看，他绝对是有积极进步倾向的人。
然而，刘铭传的改革是在当时已经腐烂透顶的清政府支配下进行的。在他推行改革的过程中，特别是在基隆煤矿经营问题上，由于触犯了旧势力的原有利益，使他遇到了来自各方面的种种阻力。不少人对他进行掣肘、攻击与诬蔑。光绪十七年六月（1891年），他不得不告病辞官而去。继任的台湾巡抚邵友濂眼光短浅，思想僵化，尽废刘铭传新政，清代所实行的惟一有计划、有成效的改革就此夭折。
刘铭传作为战略家、军事家，在台湾成功推行了改革，被誉为台湾近代化之父、工业化先驱者。他是清末洋务运动中具有革新思想、时代眼光和实干精神的杰出代表人物。
“倡淮旅，练洋操，议铁路，建台省，实创中国未有之奇。”这样的赞誉对刘铭传来说，不为过。刘铭传是近代中国倡议建铁路的第一人，他的远见卓识被载入了史册。为纪念他的不朽业绩，台北的铭传大学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刘铭传在台湾妇孺皆知，“他是保卫、建设台湾的大功臣，台湾人民对他有很深的感情。”台湾人民这样说。
刘铭传二次隐居后，仍时时牵挂国防大事。光绪二十年（1894年），日本侵略军挑起了中日战争。刘铭传向朝廷上书奏战守之策。亟盼清廷能够重新起用他，但未能如愿。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丧权辱国的中日《马关条约》签定，将台湾和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这不啻给刘铭传当头一棒，他忧思郁结，旧病复发。11月下旬，台湾军民抗日失败，日本侵略军占领台湾全部土地。消息传来，刘铭传顿时昏厥过去。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1月，刘铭传去世。朝廷追封他为太子太保，谥壮肃，准建专祠。
作为一名有爱国之心的沙场老将，最令他抱恨终生的是：自己抱病之身不能纵身疆场，冲锋陷阵；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呕心沥血经营多年的宝岛，被拱手割让。
“有心杀贼，无力回天”，这是一种剜心之痛。有句话叫死不瞑目，相信刘铭传就是这样的。
慈禧有位“戴红翎子的女枪手”
西太后慈禧（1835—1908年），她经历了咸丰、同治、光绪三朝，统治中国达半个世纪之久，是近代史上影响至深显赫一时的一个重要历史人物，是一位让晚清历史“抖三抖”的人物，是女人中最具“强烈权力欲望”的“代言”人物。这位老佛爷热衷权术，除了忙着垂帘听政外，生活中也搞些附庸风雅之事，怡情于翰墨雅兴，经常将“自己”所作书画赏赐群臣，以示恩宠。也许是她在政治上太投入，而影响了她的艺术细胞发挥，流于后世寥寥无几的书画真迹没有多少艺术可言。人们见到她更多的书画几乎都由“枪手”代笔，她仅是吩咐钤上“慈禧皇太后之宝”玺印就OK了。所以，“慈禧书画”称之为“慈禧落款的书画”更准确一些。
先说一下慈禧亲笔书法与绘画是何模样。北京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慈禧用朱砂手书的《磐若波罗蜜多心经》，此书法笔力稚嫩孱弱，结构松散呆滞，属初学阶段。慈禧亲笔绘画的《蓼花螳螂》画稿，同样也属于初学水平。观其画，蓼花形似断枝枯叶，用笔犹豫迟疑，毫无功力；画面上的螳螂也画的不合章法。这样的作品说成习作可能更为准确些，慈禧的书法绘画远没达到流传于世的水准。
美国人何德兰著的《慈禧与光绪——中国宫廷中的生存游戏》一书中有这样一段话：“慈禧太后拥有十八位宫廷画师，他们的全部职责就是为她作画。他们被分成三组，六人一组，每个月要值十天班……有一组领头的关先生说，‘要我一年至少给她画上六十幅画，约摸着在盛大的节庆日前送去。这些画再加上如意馆人专作的题词，由她在上面盖了自己的印章，就在节庆日当作她自己的画送出去。”从这段话中我们了解到慈禧的“书画枪手”人员够两个班了。她的“枪手”中最知名的要数缪素筠、屈兆麟。
缪素筠（1841—1918年），名嘉蕙，云南昆明人，清末女书画家。她工画翎毛、花卉、虫鸟，亦精书法，有“女红艺杰”之称。她的《翎毛》、《花卉》两作，曾被两江总督作为“贡品”奉献到皇宫，老佛爷喜欢，招书画作者入宫做她的代笔人，她是慈禧书画的首席“枪手”。因为其“通晓文墨，谈吐有致，慈禧无事，辄召其入寝宫，并赐坐地上，两人谈古论今，以解寂寥。”慈禧对她优礼有加，深为宠爱，常令缪素筠位居其左右，随时教她画画，或为其代笔作书画，封为“御廷女官”，每年支俸白银两千八百两，供奉于福昌殿，且免所有跪拜大礼。皇宫的人们尊称她为“女画师”、“缪姑太”、“缪先生”。后又升其为三品“女官”赐“顶戴红翎”，追加白银一万两。慈禧赠送外国使节的花卉画，现藏瑞士苏黎世瑞堡博物馆的《雪中梅竹图》轴，就出自缪氏手笔。
“供奉何人进画图，行宫亦有恽情手。日长频唤先生入，伏地闲谈当说书。”当时西安知府胡延作的《长安宫词》中，有一首这样描述缪嘉蕙在宫中陪侍慈禧。
“八方无事畅皇情，机暇挥毫六法精。晨翰初成知得意，宫人传唤缪先生。”清末诗人陶农部诗颂缪素筠。
清末另一位女画家阮玉芬（生卒年不详），字苹香，江苏仪徵人，也是慈禧喜爱的一位“红粉枪手”。她擅画花卉、翎毛，“入手即超然，妙于点染”。慈禧太后对其也是十分赏识，赐名玉芬，亦供奉于故宫福昌殿，荣遇仅逊缪氏。
“男枪手”的代表人物则为屈兆麟（1866—1937年），字仁甫，北京人，他18岁时进宫造办处如意馆听差，擅长工笔花鸟，后升至最后一任如意馆“司匠长（馆长）”。他是位全才画家，“细笔花鸟，悉能生动自然。山水、人物、花鸟，靡不精妙，尤善松鹤。”作品钩线稍多，画科也较为全面。为慈禧代笔画松、鹤、灵芝、篇幅等。民国十三年（1924年），溥仪出宫，屈兆麟也随着结束了长达四十年的宫廷画工生涯，飘落江湖，卖画谋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