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在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元月的时候，陈廷敬被调任为户部右侍郎，受命兼管朝廷的户部钱法。针对当时存在的问题，陈廷敬在八月的时候给康熙上疏道：“自古所铸钱币，时轻时重，过不上多长时间就又要重新改铸。而如今百姓最为不方便的主要是钱价。在过去，一两白银可兑铜钱一千，今则仅兑九百。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由于私商熔化铜钱为铜，从中渔利，以此作为获取暴利的捷径。这样长此以往，钱币怎么能不日益减少呢？按照常理来讲，民间私自销毁钱币，治罪比较严厉，这一点是人人都知道的。然而，这种情况长久不能禁止的最主要的原因，就因为私商能从中获取暴利。粗略地计算一下，如果一两银子可买铜七斤，将一两银子兑成铜钱，则得一千，可将这一千铜钱熔化，就得铜八斤十二两，从中获一斤十二两差价。于是这些不法商人以此为盈利的捷径，使得市场上铜钱日趋减少。顺治十年时，每个铜钱重一钱二分五厘，后又增为一钱四分，其目的原本是为了阻止私自铸铜，但结果又如何呢？私铸依旧时常发生。因此，陈廷敬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不再增加钱币的重量，而应改重为轻。如果这样，那私铸之风就会不禁自绝。这才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最根本的途径。同时他还指出：“由于近年来产铜的地方赋税过重，致使铜矿开采者寥寥无几。应当减少采铜的税收，让百姓也来开采。开采的人多了，铜的产量自然就会增加。随着铜开采量的增加，铜钱价值也自然会日趋稳定。”陈廷敬这一建议送到朝廷之后，康熙皇帝很重视这个建议，之后很快就被朝廷采纳，并且马上付诸实行。陈廷敬初次在政治上显露出非凡的才华和远见卓识，同时我们也可看到康熙皇帝对他倚重和信任。同年九月，陈廷敬升任左都御史。当时清廷内不少官员贪污受贿，腐化之风十分严重。陈廷敬对此深切痛恨。于是他于二十四年正月向朝廷上疏道：“清廉是做一个合格官员的关键。然而奢俭这两者，又是造成清廉的根由。要使官员清廉，就首先要使他们养成节俭的优良品质。在古时候，从衣冠、车马到服饰器用，办理婚丧大事，都要‘贱不得逾贵，小不得加大’。现在由于奢侈之风未除，以至贫穷的人办事节俭反而受到别人的讥笑，富有的人铺张浪费仍然不知满足，使得大家之间相互模仿，竞相奢侈，于是成为一种很坏的社会风气。于是，贪污以获得更多的钱财，永远都不知足；而贫穷的人以自己不如有钱人而可耻，所以触犯法律的事就跟着多起来，而且日趋严重。一开始是由于不知节俭，再后来便导致了不廉洁。社会上的人纷纷追求一种挥霍无度的生活，人心就犹如水之失堤防，后果会不堪设想。”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好尚嗜欲之中于人心，犹水失堤防而莫知所止。”并且建议皇帝应该下令制定一套完整的规章制度，官员从衣冠、车马到服饰器用，以至于办理婚丧等大事，都应该斟酌考虑，力求适宜。制度既定那就没有人敢以身试法，这样节俭之风自然就可以渐渐形成了。康熙帝接到陈廷敬的上疏后，表示赞同，并且指出今后务必须返朴还淳，恪循法制，崇尚节俭之风气。陈廷敬正是在兢兢业业为清王朝的效力当中逐渐赢得了康熙的信任。
同年九月，当时由于农民赋役苛重，再加上水旱灾荒接连不断，人民生活十分困苦。陈廷敬及时向朝廷反映了一些地区遭灾后的真实情况，并且认为天灾是难免的，即使是在尧舜之世也在所难免的，但是关键是在于统治者是否能急民之所急，替天下的苍生的考虑。并且进一步提出豁免老百姓的钱粮税收等一些利民的措施。康熙在下令核实灾情之后，准予了陈廷敬提出的建议。这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减轻人民负担的作用。从这一件小的事情可以看出他心系天下之百姓，胸怀天下之苍生的博大胸襟。
人事用人制度历来都是令统治者大伤脑筋的事情。官员的任用是否得当，可以说直接关系到清王朝未来的命运。出于维护清王朝的统治，陈廷敬又上疏给康熙说：“总督巡抚的职责在于考察和指导吏员，这样做才能使百姓长久的安定下来。孔子说过：上教之不行，罪不在民也。要使百姓不触犯条令，不如先行上之教。而行上之教，就要首先是检查总督巡抚。如果这样，巡抚可能会说问题在于那些吏员。如果吏员清廉能干，不加派火耗(以前税收的钱要化为官银，有一定规格，如：50两一锭。将收来的税银，重铸为官银，中间有一定的损耗，这个损耗就是火耗。)税收，他们就不会贪赃受贿，也不会到处搜刮百姓，百姓也就不致于因为触犯刑法而痛苦。倘若官吏没有这样的能力，这就可以说是没有尽到自己的职责。当然，也并不能说完全是官吏的罪过。如果上司清廉，那吏员自然不敢贪赃犯法，上司如果贪赃枉法，即使下级的吏员也想廉洁，然而却是不太容易办到的事情。凡是官吏加派火耗，贪赃受贿，到处搜刮百姓，他每天就会忙碌于察言观色，时时逢迎上司，又哪里会有工夫去行使自己的职责呢？百姓看到吏员的所作所为，心里就会这样想：这样的人还能教导我吗？如果官吏对百姓管教而百姓不听，接着他们就会对百姓动用刑法。群吏如果这样做，也是总督巡抚导致他们这样做的。所以，当今用人制度的关键是总督巡抚要人选合格。只要他们不为利欲所引诱，自己行得正，这样才能管好下级的吏员，吏员也不必整日想着如何曲意逢迎、巴结上司，就会有更多的精力为民办实事。百姓就能够更好地休养生息。”同时他还建议，应给督抚下一旨意，凡是保荐州府县官，必须考察他们有没有不法行为。对违犯者严加惩处，这样就会起到很大的作用。对于巡抚总督的考察，则要看他是否廉洁奉公，这样才能为群吏做出一个好的榜样。陈廷敬的奏折被朝廷采纳了，并且根据他所提供的建议，朝廷规定了若干条文，并且颁布实施。偏偏有人以身试法，当时的云南巡抚王继文以军饷为名，动用大批的库银并私自贪污。陈廷敬以其溺职不忠，上疏弹劾。陈廷敬在任职期间，一直兢兢业业，为清朝立下了汗马功劳。
风霜历后含苞实只有丹心老不迷
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他任工部尚书，同学士徐乾学奏进《鉴古辑览》。当时康熙认为这本辑览具有很高的参阅价值，并且具有极大的劝诫作用，有利于世道人心，所以决定把它留下来通读。在他任工部尚书时期内，还同时纂辑《三朝圣训》、《政治典训》、《方略》、《一统志》、《明史》等，同时陈廷敬还充任总裁官。我们姑且不必去考虑康熙让大批的有识之士来编撰大型工具书的目的是否是为了让他们远离政治，但是这一举措确实是为后世留下了一批宝贵的文化遗产，并且保留了许多珍贵的历史文献，为我们以后的学习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要说这功劳应该首推陈廷敬吧！
他曾经以总裁官的身份领导编修了《康熙字典》、《佩文韵府》等大型工具书。而且当他接旨的时候已经有七十一岁的高龄了。三百年来，《康熙字典》一直享有崇高的学术地位，今天仍然是我们在学习当中常用的工具书之一。《康熙字典》在我国的学术界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它是中国第一部用“字典”命名的字书，同时也是中国文化史上第一部官修字典，全书共42卷，字数达47035个，比明代的《字汇》多13000多字，是中国当时收字最多的工具书。《康熙字典》是一部鸿篇巨制，它对中国古代汉文字的研究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且对中国汉字的发展演变过程也有一个大体的介绍，在民间流传甚广，影响颇大。这部字典取材相当广泛，文化内涵也相当深厚，具有辞典的作用，它可以查找到清康熙以前所有字书所没有收录的字，成为一部经典传世之作。可以说是当时工具书之最。而陈廷敬在其中所付出的艰辛劳动是我们常人难以想像的，在这本工具书当中凝聚了他晚年所有的心血。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康熙皇帝下诏，命令张玉书、陈廷敬领导文人编纂一部大型字典。殊不料这项伟大的工程刚刚起步，在第二年的时候张玉书病逝，陈廷敬独任总裁官，这一艰巨的任务责无旁贷地落在年事已高的陈廷敬的肩上。他为这部大字典组织了三十多人的编辑班子，而且陈廷敬的儿子陈壮履也在其中。父子同时留自己的名字在同一本书，这件事一时被传为美谈。在具体的编纂过程中，陈廷敬不顾自己年事已高，日以继夜，呕心沥血，据一些传记记载说当康熙皇帝曾巡视书局的时候，看到白发苍苍的陈廷敬伏案躬耕，一丝不苟的情景，康熙当时颇为感动，动情之余当即泼墨挥毫，奋笔疾书，为陈廷敬写下了“午亭山村”的匾额和“春归乔木浓荫茂，秋到黄花晚节香”的楹联，对陈廷敬的一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这副楹联和匾额至今还挂在山西陈廷敬老家的皇城相府内。据说当时康熙在书写这副对联的时候还动情地说：“朕特书此匾与卿，自此不再与人写字矣”。由此可见陈廷敬在这部大型工具书当中所付出的艰辛劳动。更为惋惜的是，就在字典初具规模的时候，陈廷敬于公元1712年4月病逝于任上，不能不令人感到痛心。虽然他未能看到《康熙字典》的最后成书，也未能参与成书时康熙皇帝举办的大型庆典，但他的精神与贡献却永远地留在了《康熙字典》中，也永远地镌刻在中国的文化史当中。经过大约六年的艰辛努力，这部大型工具书终于问世，康熙对这部工具书冠以“善兼具美”的极高评价，同时以自己的年号为这部工具书命名《康熙字典》。于是，《康熙字典》就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以“字典”命名的字书。这一切应该是对九泉之下的陈廷敬最好的安慰吧！
饮露花中如美酒谈诗泉上似高贤
陈廷敬一生的着述颇为丰富，在史书的记载当中，他一直是以一个出色的政治家的形象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其实陈廷敬除了具备出色的政治才能之外，他对文学具有深厚的造诣。这跟他从小受到的严格教育是分不开的。尤其在晚年的时候他把很大一部分精力都放在了文学创作方面。
其主要的文学作品有《午亭文编》、《尊文阁集》、《河上集》、《杜律诗》、《老姥掌游记》、《三礼指要》、《说岩诗集》等。后人把他的诗歌风格概括为“清雅醇厚”，并且得到了康熙皇帝以及后人的极大称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