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浩
北魏政权在道武帝拓跋硅、明元帝拓跋嗣以及魏太武帝拓跋焘时期完成了由氏族部落向国家和阶级社会的过渡，推动这个过程的是对外征服中所遇到的已进入封建社会的汉族。鲜卑民族复人中原后，便开始了一个艰难的汉化历程，并使北魏一代的政治受到了深远的影响。其实在北魏统一北方的过程中，其政权的重要人物不乏汉人，崔浩就是最突出的代表。他出身北方高门士族，以才学着称于世。他尤其善于以天道来解释时事，每当国家出现了异常的现象，北魏政权的君主总要向他询问原因以寻求解决。北魏政权的统治者还经常请他讲解经书，讨论国家大事。甚至拓跋嗣在立太子的时候也是听取了崔浩的建议，不但按照长幼有序的原则，还请崔浩做为太子的辅佐大臣。拓跋焘当了皇帝后，一有迷惑不解的地方，就马上召见崔浩向他请教。就是这样一位汉臣为北魏政权服务了三四十年，为北魏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出身望族才学甚高
崔浩(381-450)，字伯渊，清河郡东武城(今山东武城县)人。他的七世祖崔林，是三国曹魏时期的司空，被封为安阳亭侯。曾祖崔悦，为后赵石虎的司徒右长史。祖父崔潜，为后燕黄门侍郎。父亲崔宏，号称冀州神童，北魏初期累官至吏部尚书、天部大人，赐爵白马公。崔浩是崔宏的长子，从小就喜好文章和学术，经史书籍没有他看不到的。所以明元帝让他为自己讲解经书。崔浩还精通玄象阴阳之术，各家学说，都有涉猎，并且研习精通易理，他的才学当时无人能及。崔浩在二十岁时就当上了直郎，北魏天兴(398-403年)中期，又当上了给事秘书，转着作郎。崔浩的家族是一个显贵的家族，他本人也是才学甚高，这也是他日后作为北魏政权中汉族人士的领袖性人物的一个重要条件。
崔浩精通天文，经常观察星象变化。他在家一边观察，一边做记录。魏元帝、太武帝遇到了天象的异常现象都去询问崔浩。崔浩的才华也是从他对天象的正确分析开始展露的。
崔浩不喜欢阅读《老子》，认为一定是弄错了，他说：“孔子向老聃学习礼数，老子又哪里会写这样败坏礼数的书籍来扰乱国家的统治。”崔浩还尤其不信佛。他的妻子郭氏喜好念诵佛经，他看见了就一把夺过来放火烧掉。
侍奉道武谨慎保身
魏道武帝拓跋珪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他首先恢复了鲜卑拓跋氏的部落联盟领导地位，接着向南北发展。他击败了善骑的游牧民族高车，又与柔然展开了较量。公元397年，后燕的名城重镇落入了拓跋珪的手中。第二年，拓跋珪定都平城，开始营造宫室，建立宗庙。北魏天兴二年(399年)十二月，拓跋珪称帝。在拓跋珪时期，拓跋氏完成了由氏族部落制向国家和阶级社会的转化。
但是拓跋珪到了晚年时，病重多疑，精神失常。史书记载，开始的时候，拓跋珪服食一种叫作寒食散的东西，自从太医令阴羌死后，这种药物的效力每每发作，后来越来越严重。加上灾害变故又屡有发生，拓跋珪忧患烦闷、坐卧不宁，有时连着好几天不吃饭，有时又一天一夜的不睡觉。他常常把错误归咎于部下，喜怒无常，说身边的人都不可信任，忧虑天象和近在身边的祸患。他又回忆思考一生之中的成败得失，整日整夜地独自言语不能停止，好像在与鬼神和物件对话。有大臣上前，就追究其旧有的过错将其杀死，其余的人有的是因为神情变化，有的是因为呼吸不匀，有的因为走路不合规矩，有的因为言辞失去了方寸，诸如此类，拓跋珪都认为他们是因为心怀不轨才显露在外，就动手打他们，打死了就把尸体丢弃在天安殿前。于是朝野上下都惊恐异常，人人自危。官员们借机懈怠，盗贼公行，世道混乱，大街小巷里行人很少。拓跋珪成了名副其实的孤家寡人。北魏政局，岌岌可危。崔浩因为工于书法，被拓跋珪召在身边。这个时候，唯独崔浩对道武帝毕恭毕敬，殷勤伺候，不敢有丝毫的懈怠，有的时候整天地不回家。拓跋珪了解这个情况后，就下令赐给崔浩粥喝。崔浩任职期间，不会因为变通就改变气节，献媚取宠。在大臣们都避之不及的情况下，崔浩能够保身，还受到了拓跋珪的赏赐，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
分析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崔浩才华出众，能机敏行事，另一方面还是缘于他的小心谨慎。他工于书法，时常为人书写《急就章》，他在书写时故意把文中的“冯汉强”的“汉”字改换成拓跋国号的“代”字，以示不敢犯国。所以到了明元、太武帝时期，崔浩越来越受到宠信。
参谋元帝商讨国事
永兴元年(409年)，拓跋珪被他的儿子拓跋绍杀死，明元帝拓跋嗣初即位，拜崔浩为博士祭酒，赐予他武城子的爵位。明元帝经常让崔浩为他讲授经书。崔浩很得赏识。据说崔浩父子出游的时候都是乘坐轩轺，人们看到了羡慕不已。
拓跋嗣对阴阳术数很感兴趣，崔浩在这方面也很精通，所以拓跋嗣常常请他讲解这方面的事情。神瑞元年(414年)，拓跋嗣听了崔浩讲《易经》、《洪范·五行传》后，很是欣赏崔浩在这方面的能力，于是就命令崔浩占卜吉凶，并且参考天文来解决疑惑问题。崔浩这个人很聪明，便借机把天道与人事结合起来，加以综合考察，抓住事情的要害与发展的规律，用来占卜各种灾祥变异，所以总是能够应验。拓跋嗣很器重他，常常召见他，同他商讨军国大事，交往相当密切。
在后秦姚兴去世的前一年，北魏太史启奏说：“火星在匏瓜星座中出现，忽然又不知跑到哪里去了。按道理说，它应该到形势危险严峻、马上就要灭亡的国家去，先出现童谣、妖言，然后再发生祸乱，实行对该国的惩罚。”拓跋嗣听到了十分惊异，马上召见了十几个有名的儒士，让他们与太史一起讨论参悟火星所示的含义，推测星落的方位。崔浩对答说：“按照《春秋左氏传》的说法‘神灵在莘地降落’，根据它降落的日期推测，可以得知这个神灵是谁。庚午(八月十九日)的晚上，辛未(八月二十日)的早晨，天上有阴云密布，火星失踪的时间，应该是在这两天。庚和午，在地上指的都是秦国，辛指的是西方的夷族。现在姚兴据守在长安，火星一定是降临到秦国去了。”众人听后，对崔浩的话不屑一顾，嘲笑道：“天上没有了一颗星，人间怎么能够知道它掉到哪里去了！”崔浩却对他们的态度毫不在意，微笑着并不回答。八十多天以后。火星突然又从井宿附近出现了，在那里若明若暗，很长时间才消失。接着后秦出现大旱，昆明池中的水也枯竭了，儿童歌谣和各种谣传纷纷四起，国中的百姓人心不安，只隔一年，后秦国便灭亡了。大家这才佩服崔浩的神机精妙。
还有一次，有人在后宫中发现了一只兔子’，查问看守的兵士，他们都说没有看到有兔子进入。拓跋嗣认为这件事很奇怪，就去问崔浩。崔浩说，这是邻国要向北魏进献妃嫔。果然，第二年后秦王姚兴把自己的女儿献给了拓跋嗣。这些记载显然带有一定的迷信色彩。但从另一个角度表明了崔浩在分析天道及人事之间的关系上，达到了有机的结合。后秦王姚兴药性发作，他的儿子(广平公姚弼)在这个时候又盘算篡权，把手下的部队聚集在自己的府第之中。后秦国已经出现了危机，所以后秦王姚兴把自己的女儿献给了拓跋嗣，以求自保。崔浩与拓跋嗣经常商讨军国大事，他对邻国的情况应该是了如指掌，他又是一个才华出众的人，精通阴阳术数，所以他能准确地推测这件事情。
从神瑞二年(415年)开始，北魏一连几年发生霜旱灾害，庄稼收成不好，云中、代郡一带的老百姓有很多都饿死了。太史令王亮、苏坦向拓跋嗣建议：说按着谶书的说法，魏国应把都城建在邺城，那样的话，才可以得到富足欢乐。拓跋嗣听了以后，便向各位大臣征求意见，崔浩和特进京兆周澹不同意王亮、苏坦的说法，认为迁都城到邺地，表面看来可以解救今年的饥荒，但却不是长久之计。他们向拓跋嗣阐述了充分的理由，认为迁都后不利的因素主要有三个：第一，崤山以东的人民，认为国家本来居住在辽阔的大漠之上，一定是人口众多，牛羊成群，国力强盛。一旦迁都，便要留下军队来戍守旧都，这样只能分出一部分人向南迁移，而这些人不可能住满几个州的土地，只好与汉人掺杂居住在各郡各县，这样，国家人力不足的情势就会暴露，四方的邻国也会因此而轻视北魏，对国家的稳定产生不良的影响。第二，老百姓迁徙后不习惯那里的水土，得病、受伤、死亡的人一定会很多。这样等于削弱自己的力量。第三，更为严重的是，旧都的守兵减少之后，屈丐、柔然等国就会有窃取北魏的想法，假如他们动员全国的军队前来进攻，云中、平城一定会发生危机。而南迁后的朝廷由于有恒山、代郡的千里险要重重阻隔，很难前去营救，这样的话，就会在名声和实际利益上都受到损害。
根据北魏目前的形势，如果不迁都居住在北方，一旦崤山之东的地区有什么变乱，便可以派遣轻装骑兵向南进攻，把部队分布在林野中间，虚张声势，使敌人无法摸清真实的情况，猜不出北魏的兵力究竟有多少，必然不敢贸然进攻。而老百姓看见自己的国家如此强大，自然会心生畏慑，无比敬服，这就是我们北魏之所以用威力制服中原的真正原因。等到明年春天到来之后，杂草生长起来，家畜吃饱之后，牛奶乳酪等也便可以供应上了，再加上蔬菜水果，便可以维持到秋天粮食成熟的季节，国家面临的这些暂时困难便可以克服了。
拓跋嗣听了以后，说出了自己的顾虑，如果现在国库彻底空了，已经没有办法再等到来年的秋天，如果明年秋天又出现饥荒，又该如何应付呢？听到这里，崔浩回答道：“我们应该把那些最贫穷饥馁的人家挑选出来，让他们去太行山以东的地区去谋生，找饭吃。如果明年再发生饥荒，到时候再想办法，只是现在不能迁都。”这时，拓跋嗣才高兴地说出自己原来的想法：“只有你们二人与我的想法一致。”于是拓跋嗣就按照崔浩、周澹两人的办法，挑选百姓中最贫寒的人家前往太行山以东的三个州去谋生，并派左部尚书代郡人周几统率军队镇守鲁口，安抚召集他们。拓跋嗣本人也亲自下农田耕种，又命令有关部门劝勉指导人们从事农业和种桑养蚕的劳动。第二年秋天，庄稼丰收了，百姓富足了，人心安定了，北魏渡过了难关。明元帝很高兴，就赐给崔浩和周澹两人一人一妾，御衣一套，绢五十匹、锦五十斤。
泰常元年(416年1八月，发生了一件大事，东晋太尉刘裕北伐后秦，水陆并进。晋军势如破竹，后秦连连败退。第二年三月，刘裕率领水军从淮水、泗水进入清河，准备逆黄河西上，为顺利进军关中，刘裕派人去北魏请求借道。后秦姚泓也派人出使北魏，请求救援。拓跋嗣命令文武百官共同商讨这件事，群臣们都说：“潼关是天险，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刘裕用水军攻克恐怕难以达到。但是，如果从黄河北岸登陆向北方侵入，那就容易得多了。刘裕声称伐秦，他的真实目的难以猜测；而且秦是与我们有婚姻关系的国家，不可以不出兵相助。我们应派兵切断黄河上游，阻止晋军西上。”崔浩说：“刘裕吞并秦国的野心由来已久。如今，姚兴去世。他的儿子姚泓愚劣懦弱，国内灾难一再发生。刘裕乘他国内危机而兴兵讨伐，他的决心是一定要夺取。我们如果切断黄河上游，阻截晋军，刘裕一怒之下，必然登陆向我们进攻，这样一来，我们等于代替秦国挨打。如今柔然进攻我们边境，百姓又缺少粮食，如果再与刘裕为敌，发兵南下进攻晋，那么北边敌军柔然就会更加深入。那时，大军救援北方，南方的州县又将告急，这不是好计策。不如借给刘裕水道，听任刘裕西上，然后我们出兵驻防东部，阻塞他的退路。如果刘裕得胜告捷，一定会感激我们借路的恩德；如果失败，我们也会有援救秦国的美名，这是很多办法中比较好的一个。况且，南方与北方风俗不同，即使朝廷放弃恒山以南的领土，刘裕也决不会用来自吴、越的军队与我们争夺据守黄河以北的土地，怎么会成为我们的威胁呢？为国家制定方略的人，应该只为国家的利益考虑，怎么可以顾念一个嫁过来的女子呢！”大臣们还说：“刘裕向西进入潼关，便会害怕我们切断他的退路，腹背受敌；而刘裕如果北上进攻我们，那么秦国姚氏一定不会从潼关出兵救援，所以看刘裕的样子虽然是声称向西，但实际一定是北上。”
明元帝担心中刘裕之计，最终没有同意崔浩的建议，让司徒长孙嵩掌管山东的各项军事，派遣振威将军娥洁、冀州刺史阿薄干，率领步兵和骑兵共10万人屯聚在黄河北岸。他又派出几千名骑兵，沿着黄河北岸随刘裕的大军向西行进，并且时不时地袭扰，使得他们的军队不能很快地向西行进。晋士卒在黄河南岸，用长绳牵引战船，风大浪急，有的牵绳突然折断，战船漂流到北岸，船上的晋军全都遭到北魏军队诛杀劫掠。刘裕派军还击北魏军队，东晋军一上岸，北魏军就逃走，等东晋军回到船上，北魏军又返回岸边。夏季，四月，刘裕派白直队主丁，统率武士七百人，战车一百辆，登上黄河北岸，在距河岸一百步的地方，构筑新月形战阵，以河岸作为月弦，两端抱住河道。每个战车上布置七个武士。新月阵布置完毕，在阵中竖起一个白色的羽旗。北魏军队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都不敢轻举妄动。刘裕先派宁朔将军朱超石严加戒备，准备出战，等新月阵中的白旗一举起来，朱超石率领两千人飞奔而至，进入新月阵，携带大弩一百张，每个战车上增加到二十人，并在车辕上安置了防箭木板。北魏军看到战阵已经完成，开始进攻包围。长孙嵩又率三万骑兵作为后继援军，从四面八方向新月阵展开肉搏冲锋，东晋军的强弓不能阻止敌人的势头。当时，朱超石另外还携带了大铁锤和铁一千支，这时朱超石命人把铁折成三四尺长，用大铁锤打铁，一下去，能贯穿三四人。北魏士卒招架不住，一时间全都四处溃散，争相逃命，阵亡将士的尸体堆积成山。东晋军在战阵中斩杀了北魏冀州刺史阿薄干，北魏军败退，逃回畔城。朱超石率领宁朔将军胡藩、宁远将军刘荣祖乘胜追击，又一次大破北魏军，斩杀和俘虏敌人数以千计。拓跋嗣听到报告后，后悔没有采用崔浩的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