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严彬作为归国华侨，回到中国大陆投资。除了创办红牛饮料，他还积极进军地产，和当初的港商一样，已经具备成熟商业理念的海外华商们在中国大陆如鱼得水，严彬创立了华彬集团，收购了北京CBD区域的一栋烂尾楼，改造成现如今的华彬国际大厦，与李嘉诚的东方广场、陈丽华的长安俱乐部等一大批核心商业体遥遥相望。
之后，严彬又修建了占地约7000亩的华彬庄园，身价达到惊人的数十亿元。
华人富豪那点事儿（二）
自古华南多富商，富商早年多潦倒。除了远赴海外的华人富商，香港商人也是富有传奇色彩的一支。
上世纪20年代，广东中山市一位名叫郭得胜的少年来到香港，租了店面，开起了杂货店。这位从小就在父亲杂货店里长大的少年，早已积累了足够的商业经验。
在香港，他对客人笑脸相迎，又聪明懂事，为人还很大度，很快就在周围邻里之间树立了良好的声誉。小本生意就是如此，如果顾客不仅能买到物美价廉的商品，还能额外得到店家的良好服务，这个生意就成功了。
过了十几年，少年已经长大，他创办了更大的进出口公司，专门做洋货批发。此时二战结束，香港经济百废待兴，各种原材料需求巨大，郭得胜的生意很好，而且他并不满足，积极进取，拿到了日本着名的“YKK”拉链香港独家代理权。
服装皮具等行业非常兴旺，一个小小的拉链却是这些行业不可或缺的配件，郭得胜从香港开始辐射，整个东南亚都有他的客户。
积累了大笔资金，郭得胜又开始拓展自己的商业帝国。到了1958年，郭得胜进军香港地产业，从小型项目开始，慢慢积累了成熟的商业地产开发经验。此后，企业更名为“新鸿基企业有限公司”，资金达到300万港元。又过了十年，60岁的郭得胜率领新鸿基公司在香港上市，当年就盈利达到5000余万港元。
房地产开发已经得心应手的新鸿基，大量购入土地，开创了土地储备模式，即使行情不好，也对公司整体财务状况无损。
上世纪80年代，大陆改革开放，郭得胜将投资目光锁定大陆。在他去世之后，他的后人又继承了这个发展思路。郭得胜的三个儿子共同掌舵新鸿基，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了对大陆的投资。
与他们的父辈略有不同，郭氏三兄弟都是在和平年代出生于澳门，就读过世界名牌大学，对于商业有着更潮流的认识。
新鸿基的主营业务定位于房地产开发。在香港，新鸿基开创了半山帝景园，创立香港豪宅标准，并别出心裁，买房送厨卫家电，这种促销手段在今天依然为很多房产商沿用。
除了住宅开发，新鸿基更重要的开发业务在于商业地产，通过构建地产项目，重新规划、完善城市功能。这种开发模式也被后来的大陆地产商熟知，今天的万达广场正是如此。
最终，郭氏三兄弟的新鸿基拥有遍布香港岛的数十座商业大厦，以此为基础，新鸿基还推动香港城市干线、码头机场等物业发展，构建了真正的商业帝国。
在大陆，新鸿基在北京上海都有地标性项目，北京的新东安商场，上海的中环广场，都广为人知。
新鸿基的市值达到了惊人的两千亿港元，三兄弟也成为华人财富圈中的传奇。
华人富豪那点事儿（三）
改革开放初期，投资内地的华商中，有一位名叫郭鹤年的马来西亚富商，此人被称为“亚洲糖王”、“酒店大王”，其名下产业遍布白糖、房产、酒店、船运、矿产、金融等，庞大的商业帝国让郭鹤年成为整个东南亚的商业明星。
作为华裔，郭鹤年从未在中国大陆生活过，但是作为华商，他与中国大陆的很多商人一样，具有传统华商那种吃得苦、创得富的精神。
家族创业之后，年轻的郭鹤年成为杂货公司负责人，后来又独自创立马来西亚糖厂，通过对西方国家的参观考察，他对期货也产生了浓厚兴趣。回到马来西亚，他就开始往这方面发展。
到了1970年代，全球白糖价格飞涨，郭鹤年与马来西亚政府合作的蔗园风生水起，此后他控制了马来西亚与新加坡的白糖产业，进而占到全球白糖产业的十分之一。
积累了巨额资金的郭鹤年开始多元化发展，涉足金融、种植、地产、船运、酒店等业务。在经营方面，郭鹤年很有想法，他不止卖产品，更卖服务，通过一个核心产品建立周边一整套服务流程，就像今天的阿里巴巴公司一样，这就是华商的优良传统。
富豪总是相同的。他们对财富的追求，同时也体现了商业智慧。在香港，郭鹤年表达了对政府的钦佩，他认为香港政府法治有序，政府只负责管理秩序，绝不插手企业经营。
改革开放后，郭鹤年在中国内地投资兴建的香格里拉酒店，成为高端酒店的代名词。又与国家原经贸部合作兴建“中国国际贸易中心”，这就是北京有名的“国贸”。
至于郭鹤年这位富商的身价，无人能确切知晓。
一代人的匪气与豪气
“上世纪80年代初，摆地摊被视作下三滥，投机倒把遭人鄙视，但摆地摊的那批人富了；上世纪90年代，股票有风险，如同洪水猛兽，炒股票的都是不要命的，但这些胆大妄为者富了；2000年以降，房地产价格虚高，公众持币以待，倒是那些借钱买了几套房的人，富了。”
这种财富观，充盈着巨大的投机气息，稍有独立思考能力的人都会看出其中的破绽。最大的破绽就在于，没人能预知未来，笔者也绝不相信有人在众口铄金的污水染缸里，还能淡定自若，华丽丽地来一句“老子将来会变成富豪的，你们这帮蠢材。”
但笔者承认，走投无路之人，在“压力山大”的生存问题面前，有可能闯出一条生路，但最重要的因素无外乎两点：一为“没什么可失去”，一为“好运气”。
“好运气”，每个人都会碰到，“没什么可失去”却不是所有人都能体会的。在上世纪80年代，“没什么可失去”的是什么人？都是些被逼到死胡同里的家伙，他们或为农民，或为临时工，或为体制改革中不幸出局的知识分子，总而言之，一个字——穷。
既如此，胸中自有愤懑难平之气，生下来就该受穷吗？地球离开谁不转啊？都别装矜持了，走上没人走的路，那我就走到底。
这就是所谓的“第一代企业家”最初的梦想与底气，既然一无所有，索性豪迈块垒；既然探路先锋，那就不择手段。反正大家都摸石头过河，没什么标准。原始积累，哪能没点匪气？不伤天害理，是底线，除此之外，没有规则。
及时雨哥哥
富豪们的闯荡，形同江湖游侠。而江湖二字，也正是中国的富豪们最熟悉也最神往的所在。因为那里有他们的青春和记忆，也有他们苦不堪言的爱恨情仇。
第一代企业家身上的“江湖气”是很重的，具体而言，又分为匪气与豪气，前者有英雄不问出处的狂野，后者则是目空一切的激愤。
这批人大多出身草莽，创富过程中翻滚于市井阡陌，练就了看别人一举一动便洞悉背后真谛的本领，哇塞，这就是美剧《LIETOME》中那位精通“微表情”的卡尔·莱曼博士啊。
有头脑有手段，又会察言观色，自然一呼百应。如同古代绿林之人，身为“大佬”，他们颇有“散尽家财只为笼络人心，三教九流打理各界”的神韵，游走在草根和公权之间，“黑白通吃”，仗义疏财。
牟其中便是最具江湖情结的一个商业传奇。关于他的故事，冯仑在《野蛮生长》一书中有过记录，大意是当时的南德很江湖气派，这里的工作人员也不像一个现代企业职工那么规范，反而带着江湖习气，老板牟其中更是江湖大佬，进过监狱，叛过死刑，但都化险为夷，这种传奇经历招来了很多江湖上的人员，很多人他根本不认识，但是他就像一位武林盟主，来者便是客，随便吃喝，牟其中罩着。
由此可见，牟其中就是当代“及时雨哥哥”宋公明啊，仗义疏财，交朋结友。做成换飞机生意后，许多人慕名而来，来拜会这位“伟大的”商业导师。冯仑就是其中之一，但细节打败崇拜，根据他的回忆，老牟五十多岁的人了还像个年轻小伙子，火气很冲，有次在饭店吃饭，还为了一个凳子把别人一拳打得嘴巴裂开，缝了五针，走在外面看到有人打架，他就大声叫喊，打啊。于是冯仑认定此人身上有一股流氓无产者习气和绿林土匪劲儿，南德集团行将坏死，遂与王功权等人抽身而去。
第一代企业家多倾向于帮派结盟的方式管理企业，带有很强的“匪气”。
这实际上是那个年代特有的产物，他们所受的教育是支离破碎的，他们的价值观处在今天人们无法想象的巨变中——当然了，笔者并非无视80后今日困境，但当年的人们身上所带有的匪气和愤怒，更为真实，也更直白。
由是可知，即便那批人有所成就，也注定不可长久。小富即安、没有长远规划，赚到一笔钱，大家急着分红，于是一拍两散，坚持到今天依旧保持创业激情的民营企业寥寥无几。处于夹缝年代的第一代富人往往通过江湖手段赚得第一桶金，但企业价值观的先天缺失，让他们难免昙花一现、遽生遽灭的命运。
憋屈
江湖逍遥，但同样的，江湖也有险恶一面。谁没事撑得，愿意深陷其中呢？要知道江湖易入难出，身不由己。借用王菲的歌词：“我也不想这么样，起起伏伏……”
既然不想，那为何又下水呢？呔，迫不得已啊。
国营企业是老大，谁也惹不起，但我一个小个体户勤劳致富总可以吧？无数人抱着这样的想法，冲到了财富泛起涟漪的江湖中，然而，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心神不宁，朝不保夕。时至今日，何尝不是如此？
在长沙，国营红星饭店营业员唐明德怒不可遏，霸气外露，摔碎了李分龙饮食摊的四五个碗。原来，当地工商管理部门对个体户李分龙颁发了营业执照，准许他在指定的范围内办一个饮食摊点。
这个饮食摊紧邻国营红星饭店，这家伙，注定会是一场悲喜交加的邂逅。个体户对客人那是从善如流，客人想吃啥就给你做啥，吃不了一份给你做半份，客人一进门，老板笑脸相迎，“客官里边请，您是打尖儿还是住店，稍待片刻，小二给您沏壶茶……”相比之下，国营饭店“您爱来不来，来我这儿吃饭那是你的荣幸，什么？给你沏壶茶？去，边儿呆着去……”，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呀。
红星饭店一下子门可罗雀了，最少的一天营业额只有几块钱。红星饭店的职员怒了，奶奶个熊，我们根正苗红的大饭店，岂容你草根小儿抢生意，于是就发生了砸碗事件。
事后，有关部门派人调查。说白了这就是个“官官相护”，调查人听取红星饭店片面之词，回来汇报说，这次砸碗事件主要是李分龙寻衅，红星饭店无责。
当时正处于个体与国营矛盾冲突的高发期，媒体也对此非常关注。事后有记者调查后写成报告递交给当地政府，政府领导却说，这个事情我们晓得，你的报告并不全面。记者也是个硬茬，我的调查很全面，你们如果不管那我就直接登报了。领导也怒了，你有胆就登报试试。
言语之间，分明是一位黑帮大哥嘛。
得亏当时没有微博，要不这句话可与“屁民”、“我爸是李刚”、“骂政府的都是人渣”等经典官员语录相媲美，看来我国的有些干部说话不过大脑、老子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真个是“历史悠久”哦。
您说说，这样恶劣的创富环境下，苦不堪言的人们又怎么能没点“愤恨”与“委屈”呢？受了委屈还没地方说理，那就只能让自己变得强悍，变得不那么好欺负了。
这大概就是早期的财富追逐者们身上有“匪气”的深层心理原因。换句话说，我也不想这样不讲规则，我是想规规矩矩来的，可是，我没办法呀。
孰士孰匪？
有关部门的强势与阻挠，是改革年代的个体户们最害怕也最无奈的。尽管中央已经说了，个体经济是我国经济的有效组成部分，但落实到地方上，那套“赚钱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就应该共贫穷”的落后思维依旧是主流——直至今日，这种弊病已经消失，但在“吃拿卡要”、“就是不让你痛快”这方面，有关部门那是一脉相承。
浙江路桥是东南沿海名镇，什么戒指、耳环这类的小五金手工业品制作精美，行销全国。然而，眼瞅着做这个生意的人越来越多，路桥区委坐不住了，这是搞“资本主义”呀，一个个不老实待着，净是想着法做小生意，把我们有关部门摆在哪里了？不行，我们得管管。
这天，有几位政府人员恰巧路过，又很凑巧地看到了蔡继泽正在家里倒弄小五金产品，这几位闲的蛋疼的工作人员马上向领导汇报，之后，又在领导授意之下，带着执法人员来到蔡家，对其进行资本主义的活动进行抄家。
抄家啊，这得多大的阶级仇恨啊，人家不过做了几个戒指耳环，多大个事？可是放在当年，那就是罪恶，那就是挖集体经济墙角的土匪……
中午，执法人员结伴而来，见什么搬走什么，原料、家伙事儿、成品，统统拿走，还踹开人家的卧房，砸烂衣柜和家具，把衣服逐件抖开，墙面也要砸开，被子、床统统破坏，那股敬业的劲头和缉毒民警搜查毒贩似的。
最后，这帮不明身份却又众所周知的“执法人员”把家里新买的电视机、电风扇等电器一股脑搬走。
这……到底，谁成了匪，谁又成了魔呢？这种问题，在改革最初的一段时间里，屡见不鲜，假借“阶级正义”之名，实则蛮横抢夺，可怜了一批老实人，多年后这些人坚持下来，成了富豪，对这些江湖往事，笑而不语。
我们姑且称他们为“第一代富豪”。这一代人，多数是做小商品的、城市无业人员、农民伯伯，他们处于社会边缘，身心都受到排挤，他们如此迷茫又如此坚韧，穿过那段荒谬的年华，能挺下来的，都是生活的赢家。
33岁正当年
凡夫俗子只受累于市井牵绊，哪有“人过留名”的胆子？现如今有人常说，出名要趁早，做生意也要趁早。这个早，说的是十八九岁正当年，但有一位豪杰，偏偏以33岁“高龄”下海经商。
说来，也是时代使然。
33岁的郑秀康，边工作边做制鞋学徒，目的只是为了改善日子，养活老婆孩子。1980年代，生活依然艰辛，郑秀康听闻国家鼓励自由创业，果断给单位递交辞职信，下海开办皮鞋作坊，原本她还想做沙发，但是受限于家里面积太小，只能选择更小的商品——皮鞋。
在那个小小的家里，她辛劳做鞋，却信心十足。手工作坊式的生产，是新一轮的商业萌芽。这种模式，本来应该在几百年前就有实质转变，怎料，百年战乱，只留下一个残缺的轮回，和一个僵化的体制。
场地解决了，可是资金呢？实在没办法，他老婆把自己的嫁妆拿出来，半价甩卖，凑足了启动资金。更大的挑战则是家人的不解，说你们这是要干啥啊，家里有老有小，你们却破釜沉舟，这是不想过了还是咋的。
就在这种充满巨大压力的氛围之下，小作坊运作起来了，每天要工作到凌晨，双手饱经针线磨砺，竟然控制不住地抖动，如此一天的产量是三双皮鞋，一个月下来，竟然能赚几百元，这个数字让郑秀康的所有付出都值得了。
瞧瞧，舍得一身剐，竟然骑上了千里马。豪气。
想说爱你不容易
多年后的光鲜，无法遮挡创富早期的苦痛。那种感觉，有时候莫名其妙，有时候命中注定，大多数人，死于妥协，抗争的那些人，野性难驯，却意外又巧合地赶上了好时代。但是，这个好时代，真的让人“想说爱你不容易”。
